06.08 數據戰時代的修昔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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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聲明，想要了解這一艱難時期的歷史學家需要在字裡行間尋找線索。”

——唐納德·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雖然修昔底德可能沒有預測到智能手機或物聯網的出現，但這位雅典將軍的理論在網絡時代仍然有用。數字技術正快速改變我們的世界，同時也帶來了均衡、歸因和威懾等一些惹人注目的新難題，但這並不意味著舊的原則毫無用處。這些思想既不顛覆，也並非新奇。但這些想法是修昔底德三大原則的核心，並且它們現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雖然修昔底德的著作描述的是矛劍時代的戰爭，但我們現在仍然可以利用他對榮譽、恐懼和興趣的看法來更好地理解網絡衝突。

在唐納德卡根的著作《戰爭起源》中，他寫到，所有的戰爭和危機——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古巴的豬灣事件——都是三個因素的結果。修昔底德將這些因素描述為榮譽、恐懼和興趣; 一種翻譯這樣說：“所以，儘管我們克服了最偉大的三件事：榮譽、恐懼和利益，但我們都接受了它們對我們的統治，並拒絕再次放棄它。”在修昔底德看來，正是對這三件事的不懈追求促使了戰爭的發生。他說：“人類的本性就是如此。只要人類的權力足夠大，他們就會進行統治。”約翰·卡斯特卡和美國海軍上將阿瑟·塞布羅夫斯基在他們的文章《網絡中心戰》中，在現代背景下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新的戰術和技術並沒有改變修昔底德和克勞塞維茨所描述的戰爭的基本原則，相反還強化了這些原則。

恐懼和興趣也許是迄今為止所有暴力衝突的最有力動機； 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是某種驅使生物生存的深層動力。因為害怕遭到襲擊、汙衊或被超越，所以暴君和民主領袖發動戰爭，從古至今一直如此。對維護、實現或摧毀世界某些圖景感興趣的人，也經常使用武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並有效地利用恐懼來實現這一目標。當代，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已經證明了這一事實。而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個新興力量的崛起會帶來與當權者的衝突）也解釋了今天的一些暴力事件。

榮譽或許比恐懼和興趣更難以理解。例如，我們可以將榮譽定義為尊重，尊敬，尊崇，敬重或威望，但這樣仍不能完全解釋榮譽的定義。然而，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這些定義中找到各國開戰的強烈動機。對自己的形象的保護與利益（和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維護聲望也與利益息息相關，形象損失的可能性當然也會引起恐懼。直到今天，許多文化仍然與古老的榮譽傳統緊密相連，例如那些仍然遵守著阿富汗古代普什圖瓦爾法典的人。

例如，美國和以色列的網絡武器“震網”早在2005年就開始在納坦茲摧毀伊朗核離心機。對伊朗核武器的恐懼，避免伊朗安全威脅所帶來的利益以及維護該地區的榮譽的願望（保衛盟友），都是發展武器的動機。工業控制系統可能只是一個現代化的現象，但在其背後，修昔底德提出的那些動機依然適用。

最近出現的Triton網絡武器也是如此，該武器是於2017年針對沙特阿拉伯的一家石化工廠所建立的。儘管攻擊者的身份尚未明確（有猜測指向伊朗），但他們的動機卻很清楚：他們劫持了數字控制器並企圖炸燬整個工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化工行業對該國經濟至關重要，所以該事件對其經濟利益產生了巨大的打擊。同時，這一事件也破壞了沙特阿拉伯人民的安全保障，再次使恐懼，榮譽和利益成為戰爭動機的一部分。

然而，修昔底德不僅僅只給我們提供了對網絡衝突原因的深刻見解。更有用的是他關於衝突或危機期間人類行為的著作。

“沒有人能夠以預想的信心來執行一件事。我們在傳達意見時明哲保身，而當我們真正行動時，我們則因恐懼而失敗。”

正如恐懼驅動的網絡安全培訓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一樣，由恐懼驅動的網絡衝突也是不可持續的。歷史已經向我們表明，並非每一次網絡攻擊都按計劃進行。Stuxnet網絡武器是在2010年由於伊朗臺式電腦的意外重啟而被發現的。同樣，Triton的網絡武器由於實時編程錯誤而未能摧毀沙特的石化設施。

無數的其他網絡攻擊，無論是由強大的民族國家發起的還是由搶錢的網絡犯罪集團發起的，都遇到過類似的執行錯誤。儘管真實性和隨機性帶來了極大的複雜性，所以在許多傳統的軍事行動中也存在著這種錯誤，但網絡空間衝突中這種複雜性則尤其明顯。因為數字環境在不斷變化（每天都有更多的數據和新的參與者），以及帶來恐懼的因素肯定會嚴重破壞操作的有效性，所以攻擊需要精心的策劃和執行。因此，修昔底德告訴我們，我們決不能讓恐懼影響對備戰的判斷。

“實際上，大多數人費勁去尋找真相，但他們更傾向於接受他們所聽到的第一個故事。”

信息戰已經進行了數個世紀，然而在過去，傳播言論的媒介是鋼筆、紙張和口耳相傳。今天，可訪問且低成本的全球網絡技術，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徹底改變了信息戰的傳播方式。不管是簡單的在線博客和圖像處理工具，還是複雜的加密技術和匿名技術，這些技術都能輕而易舉地做到傳播虛假信息，誤導全球民眾。

信息戰也可以看作是修昔底德在他《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描述的梅洛斯圍攻和梅里安對話。正如學者所說，這是一種現實戰勝了“恐懼、榮譽和驕傲的愚蠢”的例子。正如費利克斯·馬丁·瓦瑟曼所說，“不平等之間的關係是由利益而不是由正義控制的。”

所有跨國關係和國際關係都是如此。冷戰在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時結束，西方迅速宣佈自己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權力鬥爭的贏家。今天，類似的宣傳戰和信息戰仍在繼續，許多分析者認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新的冷戰時代。的確，俄羅斯干涉全球的民主選舉，但美國也這麼做了。在2018年2月，美國聯邦調查局起訴了一個互聯網研究機構，該機構據稱由俄羅斯政府支持，並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宣傳假消息的活動。然而，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也正在從事自己的反敘述行動。伊拉克戰爭只是一個軍事工業綜合體可以操縱國家輿論的事例。

民族國家向公民編織世界的方式和時機，對真相的認知產生了根本的影響，這是社會工程學的核心原則。Facebook 參與反敘事行動雖然是善意的，但它也引發了對於私營公司在數字時代如何規範真理的道德和意識形態上的拷問。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民族國家裡，它們現在可以在其他的國家劫持敘事：讓錯誤信息、虛假信息和不成比例的真相（例如誇大某個事件）充斥其他國家的社交媒體和其他網絡平臺。除了粗野的暴力之外，信息時代還增加了新的武器：身份盜竊、黑客攻擊、網絡戰爭以及更復雜的虛假信息技術。信息已經無處不在，但我們卻難以從中分辨真假。

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代針對敘事力量和信息控制的鬥爭中的恐懼、榮譽和興趣。

“戰爭不是武器的問題，而是金錢的問題。”

信息時代深刻影響了財富的創造和分配。阿爾貝斯、卡斯特卡和斯坦認為，從歷史角度來說，財富創造的最原始成分由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構成。而今天，收集、分析和銷售個人信息驅動了全球的經濟。正如一句格言所說，信息是權力，但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現代貨幣。

當這個格言被創造時，信息是一種相對稀有、昂貴和受限的商品。個人可以通過演講或寫作分享一些信息，但大多數情況下這都沒有透露他們生活的隱私。而現在，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和物聯網設備對我們的行為的不斷監控完全不能與幾個世紀前同日而語。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變化極大地驅使了權力和控制的新動力：當信息被作為商品交易時，榮譽具有極大的價值; 對信息被披露的恐懼只會隨著個人或組織的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 各國能從實現信息優勢或及時有效地獲取增值數據中獲得巨大的利益。

事實上，根據修昔底德的智慧，信息是推動戰爭的現代貨幣。

我們可以從修昔底德的理論中一窺現代數據和信息戰，但他也僅僅是一個這樣的例子。網絡引發了很多新的問題，這些都是戰略家們從未準確預見過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舊的理論無關緊要。從《孫子兵法》到托馬斯·謝林的《衝突戰略》，我們應該重視前人解決複雜問題的戰略，以及這些戰略的深度和廣度，從而更好地解決數字時代中更加複雜的問題。

當然，這些舊作並未直接回答網絡的問題。孫子不可能提到網絡釣魚或區塊鏈。儘管如此，他們仍可以為我們解決網絡的問題打下堅實的基礎。（例如，孫子的確對欺騙行為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因此，即使像網絡威懾這樣的問題看上去十分複雜，但我們還是不要拋棄歷史理論。我們只需要有像修昔底德這樣的人並且把他們放在網絡環境中。

作者丨Anastasios Arampatzis, Justin Sherman

編譯丨IITE

選自丨Strategy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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