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3日，樸來順乘日軍軍艦抵達海口，第二天她找到一家照相館拍了這張相片。此時她26歲。
（1941年2月，樸來順被騙至位於中國撫順的日軍兵營充當慰安婦。1942年1月日軍又將她抽調至海南一慰安所。1945年日本戰敗後，樸來順留在中國生活。1996年樸來順逝於海南島。）
樸來順口述實錄：
看來我活在人世的時間不會太長了，本不想再提這些事的，但想想快死了，再不說怕沒有機會說了。我是南朝鮮慶尚南道鹹安郡內谷里人，父母都是老實的農民。我有九個兄弟姐妹，他們現在是否還健在，我不清楚。我是老五。
昭和15年（1940年）下半年，日本人在我的家鄉徵兵，我的未婚夫被徵去了中國戰場。他姓崔，當時也不知他在中國的什麼地方，在哪支部隊。第二年（1941年）2月，日本人又在我的家鄉徵集年輕婦女，組織“戰地後勤服務隊”。他們宣傳說，參加服務隊的婦女在那邊只是做飯，洗衣，護理傷病員，每月除吃用以外，還發工資，有錢寄回養家。這樣，家鄉不少婦女應徵參加了戰地後勤服務隊。
我當時25歲，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難，既然參加服務隊能掙錢養家，我當然也要去。另外因為未婚夫在中國戰場，當時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大，認為去中國也許就能和他相會。父母開始不同意，後來聽了花言巧語的宣傳，老人也就不阻攔了。
我們這支戰地後勤服務隊前往中國時，和我同乘一輛車的有30來人，樸姓有4人。記不清坐了多長時間的汽車，又坐火車，有一天終於到了中國撫順的日本兵營。他們不讓我們住兵營，我們被安置在離兵營不遠的一座有圍牆的大院裡。進了院子，看到這裡已經有了不少年輕姑娘，約200多人。
兩天後進行編隊。我所在的隊約50人，有日本的，也有北朝鮮和南朝鮮的。編隊第二天，管事就發給我們統一式樣的上面寫著編號的衣服，叫我們洗澡後換上，說要進行體檢。管事把我們領到一個大廳，叫我們排好隊。接著來了一位穿著白大褂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後面還跟著幾個男人。日本女人用眼掃了我們一遍，然後她命令大家就地脫光衣服。
因為害羞，大家都不願在男人面前脫衣服，就沒聽她指令，站那不動。這時，日本女人指著前排一個姑娘，叫她出列，先脫衣服。這姑娘看上去十七八歲，她站那沒有動。日本女人就向身旁的男人揮了一下手，兩個男人立即衝上來，拉過姑娘，幾下把她身上衣服剝得精光，接著就把她按在地板上，當著大家的面強姦了她。這姑娘又哭又喊，一邊被強姦，一邊捱打，臉都打腫了。
這場景把所有人都嚇壞了。
日本人繼續命令大家脫光衣服，接受檢查。這下大家就都脫了。我原以為體檢後，便要去煮飯、洗衣服，可哪裡想到，當天晚上院子外面一下子來了很多日本軍人。管事在門口忙著賣票，兩元日幣一張。買了票的軍人進入院子，按著票上編號，對號將我們拉到床上強姦。
這天是昭和16年（1941年）3月16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我從此成了日本軍人的“慰安婦”，天天都要接待日本軍人，少時一天三四個，多時十多個。
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歲，被抽出撫順市“戰地後勤服務隊”，乘日本軍艦南下。同行的有朝鮮、臺灣、菲律賓姐妹共28人。也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們去什麼地方，只聽說路途遙遠。我想象到了那邊或許能見到自己的未婚夫，所以心情還算是好的。
在軍艦上，日本人不讓我們閒著，逼我們日夜不停地接待艦上的水兵。這年2月23日，我們抵達海南島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就在海口鐘樓右側，具體門牌，店鋪記不清了，離日軍司令部不遠。第二天，我到日本人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直到現在我還保存著。
因遭水浸而變得模糊不清的樸來順的一張證件照片。
我在海口市將近一年，我們在日軍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軍人，同在這個“慰安所”的還有臺灣妹和菲律賓姑娘。晚上接待，白天也接待。我們每月還要輪流外出一次，到較遠的日軍兵營去“慰問”，每次十多個姐妹。
到兵營“慰問”的那兩三天，接待更多，不到一小時就要接待一個，連來月經也不能停。這樣久了，我們個個面黃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動彈。但只要稍有好轉，日本人就馬上強迫你再去接待。
慰安所定期給我們檢查身體，打針吃藥。有的姑娘染上性病，下身潰爛，她的床位會掛上紅色的牌子，這時日本人才不敢靠近。但不少姐妹得不到治療，造成終身殘廢。
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軍用軍車把我送到海南島南端的三亞市，進了紅沙墟旁邊的歐家園“慰安所”。這個慰安所裡面共有52個姐妹，臺灣人和朝鮮人各佔一半，而日本女人則安置在三亞市內的慰安所裡。在這裡，常常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軍人，動作稍微慢了點就會遭到他們拳打腳踢。接待這種人只好隨他擺佈，搞得你死去活來，也不敢得罪他。偶而也會遇上一個良心沒死的日本軍人，他玩得開心，事後會悄悄給你塞上10元錢，或更多一點日幣。
我來三亞不到兩個月，就患上了瘧疾，時冷時熱，非常難受，但是照樣還得接待。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對我好，他在我床上掛上紅牌，我得到了休息和醫治。我非常感謝他保護我。
可是不久，經體檢發現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調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過他。後來調來一個姓金的北朝鮮人當管事，我從他那裡得到了未婚夫的消息。我的未婚夫來中國後與金管事同在一個部隊，他們曾一起在華北地區跟中國軍隊作戰。金管事告訴我，我的未婚夫到中國還不到三個月就戰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哭了幾天幾夜。後來大病了一場。大病還沒痊癒，我就又被強迫接客。
1945年8月，日本國戰敗，日本兵一批批地撤離海南島。我當時身體已經很虛弱，日本人就棄下我們不管了。一些傷病體弱的朝鮮兵和臺灣兵也被丟下了。在那個混亂的時候，我結識了一個名叫石建順的北朝鮮兵。1948年，我和石建順結婚，住在三亞市郊的荔枝溝，當時我們靠刈草賣維持生活，雖然清苦，但能夠像個人那樣自由生活，比起過去慰安所中的日子，有天地之別。我和石建順共同生活7年，我們雖然沒生兒女（在慰安所裡身體被搞壞），但那段生活很美好。1955年，石建順病死了，扔下我一個人。1959年，當地人民政府安排我到保亭縣公路工區當養路工，住在離保亭縣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後來中國政府又給我發了“外國人居住證”。我在韓國只生活25年，而在中國卻生活了53年。我希望再也不要發生戰爭，這是我最後的心願。
樸來順寫給家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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