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

長征，是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

有這樣一群共產黨人，沒有踏上這次偉大的征程，卻同樣為長征奏響了激昂壯烈的樂章。

他們，是為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擔負誘敵任務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全軍損失殆盡後被俘的方誌敏，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等十六篇計十四萬字文稿，慷慨赴死；

他們，是留守蘇區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在突圍中被捕的瞿秋白，犧牲前自己選了行刑地點，“此地甚好”，從容就義；

他們，是在贛南堅持了三年武裝鬥爭的留守部隊。梅嶺被圍二十餘日，慮不得脫，陳毅豪邁賦詩“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半壁河山沉血海，幾多知友化沙蟲。”豪氣干雲的陳毅，也寫下了這樣沉痛的句子。

長征去留間，山高水長，生離死別。

“雖死不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啟程時，紅軍要走到哪裡？走多遠？一切還是未知數。“長征”這個詞還沒有提出來，中央最初的計劃，是向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而叫“西征”。

三個月前，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已經日趨艱難。中革軍委派出紅七軍團和紅六軍團分別北上、西征，意在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未能達到目的。

西征的紅六軍團倒是另有收穫，他們和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師，開創了湘鄂川黔蘇區，有力配合了中央紅軍的突圍轉移。後紅六軍團和紅二軍團編為紅二方面軍，參加了長征。

北上的紅七軍團，卻是步步遭險，處處逢難。

帶領這支隊伍的，是當時還未滿22歲的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

在年輕的紅軍中，有不少天縱奇才的年輕人，在二十幾歲就成為高級軍事主官，林彪，23歲任軍長，25歲任軍團長。排名共和國十大將之首的粟裕，當時和尋淮洲搭班子，任紅七軍團參謀長，時年也才27歲。即便是在這些年輕的高級將領中，尋淮洲也是最年輕的。

尋淮洲是湖南瀏陽社港區蓮溪鄉黃獅村（現在的社港鎮淮洲村）人，1912年8月出生，家境貧寒，自幼體弱多病，4歲時仍不能站立行走。

尋淮洲在蓮溪高小上學，他13歲時的一篇作文留存至今。作文題目是《現在的我》，文中這樣寫道：“我們現在是小學生，將來要成大國民。故從現在起，就要發奮讀書，學業上進，竭力鍛鍊，增強體魄，提高見識，胸懷大志，將來幹一番事業，不負國望，死而足矣！”

兩年後，1927年，15歲的尋淮洲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並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轉年入黨。這個營養嚴重不良、4歲尚不能走路的“小蘿蔔頭”，從此成了紅軍中的一員猛將。

尋淮洲從戰士、副班長、代理排長迅速成長，18歲就擔任了紅12軍第35師師長，20歲任軍長，21歲就升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團軍團長。

到了1934年夏天，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重兵壓境，已成鐵桶合圍之勢。手握紅軍指揮權的李德、博古仍在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則被排擠出了領導層。

在這樣的危急形勢下，紅七軍團奉命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北突圍而去，以期吸引敵軍，緩解中央蘇區的壓力。

北上抗日先遣隊踏上了征程，但它顯然不是一支精幹的隊伍。上世紀70年代末，大將粟裕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為了執行新任務，突擊補充了兩千多名新戰士，合計六千多人。其中戰鬥人員四千多人……非戰鬥人員約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個隨軍工作團。武器也很不足，全軍團僅有長短槍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輕重機槍和六門迫擊炮，許多戰士背的是梭鏢。但其它物資卻不少，中央交付部隊隨帶的宣傳品就有三百幾十擔，連同部隊的後勤物資及炊事擔子，總共五百多擔。

尋淮洲就是帶著這樣一支隊伍，從瑞金出發，行程3200多里，轉戰閩浙皖贛4個省幾十個縣，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擊退無數次的圍追堵截。到10月，紅七軍團到達閩浙贛蘇區，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師。在那裡，他們接到了已經開始長征的中革軍委的最後一道命令，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

出任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是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原紅十軍政委方誌敏，原紅十軍軍長劉疇西任軍團長。

方誌敏是最早開展農民運動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一手創建了閩浙贛蘇區和紅十軍，並且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蘇維埃政權之一。方誌敏同毛澤東、彭湃一起被公認為“農民大王”。

按照中革軍委最後的電令，新組建的紅十軍團擔任北上抗日先遣隊，繼續北上。那不是中央紅軍計劃中西征的方向，而是原紅七軍團誘敵分兵的方向。

當時方誌敏正犯著痔瘡，每天流著膿血，不但不能騎馬、走路，連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著。有人主張他留在蘇區，但他堅持要親自帶隊北上。

這次任務的兇險，方誌敏何嘗不知，但他在遺稿中寫道：“黨要我做什麼事，雖死不辭。”出征後，他在給妻子繆敏的信中寫道：“這次出發，任務是非常偉大的，將來的勝利也是偉大的，你今後將在無線電裡得到我們勝利的消息。”

沒想到，這一去卻成永訣。

紅十軍團，成為紅軍長征開始後派遣到中央蘇區之外的一支孤軍。而在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後還留下了更大規模的留守孤軍。

“革命本來就是艱險的事”

對中央蘇區實施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改變了前四次“圍剿”時長驅直入的戰法，在蘇區周圍築下碉堡三千多個，以五十萬大軍步步為營，逐漸推進。1934年4月，敵軍佔領廣昌，敲開了中央蘇區北大門。10月初，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進攻，迅速佔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紅軍的機動迴旋餘地更加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

長征，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的。

既然已經決定開始長征，誰轉移，誰留下，便成為一個迫切且重要的問題。不過，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計劃和準備工作都是保密的，相關重大決策僅限於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討論決定，一般中下級幹部並不清楚。

至於高級幹部的去留，完全由“三人團”決定，事實上由博古一人決定。誰都清楚，跟著大部隊轉移，還有活下來的機會，可如果被留在中央蘇區，面對的就是蔣介石數十萬精兵的團團包圍和瘋狂剿殺。

留下來堅持鬥爭的領導機關叫“中央分局”。第一個被考慮留下的，是項英。委任他為中央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無論黨、政、軍，他都有多年的全面工作經驗，能夠主持留守大局。臨危受命，項英的回覆是，堅決服從安排。

第二個被列入留守名單的，就是當時戰傷未愈的陳毅。

在用農舍改造成的病房中，躺在床上的陳毅見到了前來探望他的周恩來。陳毅心裡清楚，這位老戰友在百忙之中來醫院，除了給自己送來發電機、為手術做準備外，一定還負有政治使命。他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極力控制住感情，風趣地說：“你們就要走了，快對我說說悄悄話吧！”

周恩來首先向他傳達了中央的意見：“你是高級幹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因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響，有名望，又懂軍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無法向群眾交待。”隨後，他又向陳毅傳達了中央的決定：“你留下參加以項英同志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時，由你出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之職。你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意見！”陳毅的回答乾脆利落，還不忘補充一句，“革命本來就是艱險的事。”

在決定誰走誰留時，博古等人帶有強烈的宗派傾向，那些他們認為有“右傾”錯誤、不執行中央路線的人，都被乘機甩掉，留在蘇區打游擊，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澤覃、賀昌、劉伯堅等人。

最初，他們連毛澤東也不準備帶走，打算把他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還是周恩來、朱德等人一再堅持，說毛澤東既是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紅軍的主要創建者，在軍隊享有很高的威望，應該隨軍出發。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被列入了長征名單。

在被決定留守蘇區的人員中，瞿秋白無疑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在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瀰漫之時臨危受命，又在數年後為他人的錯誤路線負責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失去了最高領導職務，甚至被排除在黨的領導機關之外。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即使不因此“撂挑子”，也要鬧點情緒。但實際上，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坦然面對，並依舊努力工作。

1934年2月，瞿秋白到達瑞金，被任命為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教育部部長。自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時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黨組織分配的工作。

被譽為蘇區“三大赤色紅星”之一的石聯星，當時就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工作。長征即將開始的時候，石聯星帶了一個20多人的劇團，到三軍團去慰問演出。但她們在那裡空等了三天，戰士沒空看戲，都在忙著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雙。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聯星正琢磨著，收到了瞿秋白打來的電報，讓劇團立即回瑞金。劇團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經黑了。

來到一塊菜園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簷下等著她們。他安詳而平靜地對演員們說：“中央紅軍大部隊走了，黨中央走了。”演員們聽到這裡，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來，瞿秋白鎮靜地勸慰著她們。二十多年後，當石聯星迴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說：“秋白同志的話音是那樣堅定有力，使我們不覺逐漸收住了眼淚。”

然而，她們不知道，瞿秋白心裡正經受著怎樣的煎熬。

對於讓瞿秋白留下來這個決定，很多人有不同意見，畢竟他曾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帶上，但博古予以拒絕，認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張聞天也曾向博古提出帶上瞿秋白走，但博古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

徐特立臨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馬換給了他。同時，他將自己的一件長衫送給馮雪峰，作為紀念。如今，這件長衫還在，成為了歷經萬水千山的革命文物。

第二天，不知就裡的陳毅見到瞿秋白，忙著把自己的馬韁繩塞到他手裡，催他趕緊走，但這份好意被瞿秋白謝絕了。當晚，瞿秋白和好友吳黎平相聚，分別之際對吳黎平說：“你們走了，我只能聽候命運擺佈了。不知以後怎樣，我們還能相見嗎？如果不能相見，那就永別了。我一生雖然犯過錯誤，但對黨對革命還是忠心耿耿，全黨同志有目共見。我無論怎樣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夠印證這一說法的是：長征開始後，為了保守紅軍主力已撤離蘇區的秘密，瞿秋白繼續編輯《紅色中華》報，報紙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報的面目出現，社址不變，印刷廠不變，出版週期不變，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節過後，在火線和農村演出的三個劇團，根據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駐地進行會演。

會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裡的群眾差不多都來了，有的走了十幾里路趕來看戲。中央分局的負責人項英、陳毅、陳潭秋、何叔衡、毛澤覃、劉伯堅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著越下越大的雨觀看演出。

會演持續了三天，而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蘇區所做的最後一件工作。

“革命不是為著發財”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國民黨軍才真正開始留意那支北上的紅十軍團。誘敵的作用來得晚了一點，誘來的也不是“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而是從其它方向四面圍攏過來的10萬兵馬。

紅十軍團從贛東南向皖南進軍，這條線路再向北，竟然指向了南京。蔣介石大為震驚，馬上調集重兵堵截。結果，紅十軍團在皖南的第一仗——譚家橋之戰，便遭遇大敗。

如今回溯這場戰役，兵力懸殊，武器落後……都是無法避免的客觀原因，但紅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的指揮失當，也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劉疇西是紅軍中有名的獨臂將軍。他1922年入黨，進過黃埔軍校，做過孫中山的警衛，在第一次東征中失去了左臂，參加過南昌起義，還到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留過學。

這一役，他的對手是國民黨陸軍補充第一旅旅長王耀武，黃埔三期生。面對身為黃埔一期生的劉疇西，王耀武是不折不扣的“小師弟”。

可譚家橋一戰，劉疇西卻敗在了“小師弟”手下。

1934年12月14日，劉疇西命二十師、二十一師埋伏在王耀武途經的譚家橋一帶。可這兩個師多是新兵，戰鬥經驗不足，沒等敵人指揮部進入包圍圈，就先開了火。結果伏擊不成，反讓敵人佔了先機。

戰鬥形勢急轉直下之時，未放在主攻位置的紅十軍團第十九師後發先至，浴血衝鋒。

王耀武后來回憶，紅軍第十九師大有一鼓作氣擊潰補充第一旅之勢，情況緊張危急。他親自到第一線督戰，令各部集中火力，向衝過來的紅軍猛烈射擊，戰鬥極為激烈。

這時，有部下報告，在紅軍衝鋒時，有十幾個人冒著炮火的危險去搶救一個人，用擔架抬著向後方走去。看樣子，被抬走的這個人可能是紅軍的一位高級軍官。

被搶救下來的，正是在衝鋒中身負重傷的尋淮洲。尋淮洲曾經五次負傷，譚家橋是最嚴重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一息尚存時，他說：“不能直接戰死於日本帝國主義炮火之下，而死於日帝走狗漢奸秦檜蔣介石手下，是最痛心的。”

出師不利，大將先折。方誌敏感到北上再無可能。他決定帶部隊返回閩浙贛根據地，重整旗鼓。

到達閩浙贛蘇區邊緣時，隊伍已經被打成了兩截。方誌敏與粟裕率領的800人衝在前面，連夜突破了敵人的封鎖線，回到蘇區。而劉疇西與繼任十九師師長王如痴率領的大部隊則落到了後面。方誌敏見軍情緊急，一面派人通知劉疇西抓緊跟上，一面命令粟裕帶先頭部隊火速衝出重圍，自己則不顧眾人勸阻，僅帶著十幾名警衛人員留下，等待和大部隊會合。

此時，劉疇西又一次優柔寡斷。他覺得戰士們太過疲勞，便在距離先頭部隊僅五華里的地方休整一晚。正是這一夜的遲疑貽誤了時機，敵人堵死了返回蘇區的通道，圍成了鐵桶陣。

一年中最冷的時節，七倍於己的敵兵圍困，慘烈的“懷玉山血戰”隨之開始。

奉命搜山的國民黨軍見證了紅軍戰士們戰鬥到最後一刻的慘烈畫面：

分散潛伏在山地叢林中的紅軍人員，在嚴寒的天氣裡，數日不得飲食，凍餓得躺在地上動彈不了。有的想拿槍向國軍射擊，因手凍僵，扣不動扳機，打不出去。有的掙扎著向國軍投擲手榴彈，因肢體被凍硬，無力投擲，完全喪失了戰鬥力。補充第一旅各團，在搜山中所送來的紅軍人員，面黃肌瘦，手腳凍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

在山上連續搜索了半個多月的國民黨軍隊並沒有發現方誌敏，是方誌敏的貼身衛士在被捕後出賣了他。敵人許諾給他一百大洋和一個女人，他立馬投敵叛變，說“方誌敏還在山上”。

一場地毯式大搜查馬上展開。1935年1月29日，在柴草堆裡隱避了近6個小時的方誌敏，被兩名國民黨士兵發現了。

兩名士兵逮著這樣的大人物，並不急著回去邀功。憑著多年在國民黨軍中混的經驗，他們認定方誌敏身上一定藏著不少金銀財寶。可是，從棉襖領子到襪底翻了個遍，他們只找到一塊表和一支自來水筆。

“想從我這裡發洋財，是想錯了。”在獄中寫成的名篇《清貧》中，方誌敏用戲謔譏諷的語氣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裡有沒有一些財產？有的有的。去年暑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放在深山塢裡保藏著，準備今年暑天拿出來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

對這兩名“懷疑而又驚異”的士兵，方誌敏淡淡地說：“我們革命不是為著發財啦！”

被捕當晚，敵人就對方誌敏進行了審訊，他們一再逼迫方誌敏寫點什麼文字，供他們回去請功領賞。方誌敏也不多說，當場揮筆，寫下了一篇二百多字的自述，字字鏗鏘如金石：

方誌敏，弋陽人，年三十六歲，知識分子，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大革命失敗後，潛回弋陽進行土地革命運動，創造蘇區和紅軍，經過八年的艱苦鬥爭，革命意志益加堅定，這次隨紅十軍團去皖南行動，回蘇區時被俘。我對於政治上總的意見，也就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意見。我已認定蘇維埃可以救中國，革命必能得最後的勝利，我願意犧牲一切，貢獻於蘇維埃和革命。我這幾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開的。差不多誰都知道，詳述不必要。僅述如上。

這篇自述成為方誌敏的第一篇遺作，1985年被收錄在由鄧小平親筆題寫書名的《方誌敏文集》中，作為首篇。

“此地甚好”

方誌敏被俘後僅僅一個月，剛從中央蘇區化裝潛行而出的瞿秋白也被捕了。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離開了蘇區，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以及鄧子恢、項英的妻子張亮等五人。在福建湯屋，這支小隊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萬永誠將他們化裝成俘虜，由護衛的紅軍做押送狀，向永定縣境進發。2月24日，在長汀縣的水口鄉，他們遇上了敵人，瞿秋白、張亮等被捕，何叔衡當場就義，只有年輕力壯的鄧子恢突圍出去。

瞿秋白供名林祺祥，是一名軍醫，他文弱儒雅的氣質和醫生相符合，敵人起初並沒有懷疑，只是對他做一般的看押。

轉折出現在4月10日，萬永誠在激戰中犧牲，萬的妻子被俘。一番嚴刑拷打，萬妻叛變，招出了一個重要的線索：中共前總書記瞿秋白曾由萬永誠安排突圍，後來聽說在濯田一帶被俘。

這一情報非同小可，蔣介石親發電報給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要求他對這一時期所俘獲的共黨人員嚴格清查。

根據供詞，敵人很快鎖定了在獄中氣度不凡的“軍醫”林祺祥。

當時提審瞿秋白的軍法處處長吳淞濤後來回憶，他耐著性子反覆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瞿秋白都不緊不慢地答覆叫林祺祥，36歲，上海人，職業醫生。

一段時間的寂靜之後，吳淞濤突然一轉身，使勁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大聲說：“你是瞿秋白！民國16年(1927年)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這一突然的逼問，讓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但他仍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這時，吳又使出最後一招，找來了一箇中央蘇區時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過、名叫鄭大鵬的叛徒。鄭大鵬指著瞿秋白，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對叛徒的當場指認，瞿秋白坦然一笑，從板凳上長身而起：既然這樣，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說罷。

次日，報紙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載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在上海看到這個消息，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馬上派人去看望魯迅，那人回來後告訴她，魯迅木然坐在那裡，一言不發，頭也抬不起來了。

如果再有幾天時間，一切也許就會改變。

瞿秋白被捕、身份沒有被識破之時，以“林祺祥”的署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現在被國民黨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並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以釋放我。

這封沒頭沒尾的信，初初看起來讓人摸不著頭腦，魯迅卻一下子識破了其中禪機：“林”字“雙木”即“雙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過的四十多個筆名中，這個名字只出現過一兩次，它可以矇混敵人，卻瞞不過至交魯迅。

在後人對魯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無不以令人動容的筆觸來刻畫兩人的深厚友誼。魯迅曾手書“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對聯贈送瞿秋白。而瞿秋白也曾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得知瞿秋白已經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魯迅迅速把信件轉給了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分頭尋找對策營救。

楊之華已經取得了一家旅館的鋪保證明，還租好了一套公寓等著瞿秋白保釋後秘密居住。魯迅也忙著和周建人籌辦了一家店鋪，準備當作鋪保去保釋瞿秋白。

但是，來不及了。

宋希濂是蔣介石的親信，他曾讀過瞿秋白的著作，聽過他的演講，很仰慕他的學問。瞿秋白被他押解回福建長汀，關押在國民黨三十六師司令部，受到了高規格的“款待”。瞿秋白可以隨意在院子裡走動，吃的是兩葷兩素一湯的長官飯菜，菸酒、牛奶、餅乾隨時供應。副官處給他買了兩套白衣服，一雙膠鞋，因為瞿秋白有腳氣病，又買了一雙布鞋給他，還給他借來了幾本書籍雜誌。

這樣生活了一段時間後，瞿秋白說：“近來心境轉覺閒適。過去作政治運動，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癥，常整個星期失眠。押上杭縣政府時，與士兵同待遇，幾至不能支持。來此間後，甚承優待，生活優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時間，寫就了那篇後來引起巨大爭議的《多餘的話》。這是一名曾在黨內擔任最高領導卻又被逐出決策層的革命者，在獄中拿起解剖刀，真誠而深刻地袒露心聲，“願意接受歷史最公開的裁判”。

當《多餘的話》全文謄清，瞿秋白在第一頁上提筆寫下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這時，瞿秋白已經在獄中關了三個多月。在這期間，國民黨中央專門開了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如何處置瞿秋白。蔡元培多次找到蔣介石，表示瞿秋白人才難得，絕對不能殺。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則堅定主張：“死有餘罪，不殺，何以立黨國之威殺共黨之氣？”

數度爭議之下，蔣介石几次下令緩殺，叮囑宋希濂多次勸降，還開出了極其寬厚的條件：可以不公開聲明反共或寫自首書，遷往南京養病，身體好了以後聽任從事翻譯工作或國際問題的研究工作。

然而，幾次勸降均遭拒絕。國民黨派來了中統的王傑夫和陳建中。

王傑夫任“中共自首人員招待所”領導，而陳建中本身就是中共的叛徒，兩人都善於攻心。據王傑夫、宋希濂、吳淞濤等人後來的交代，中統小組勸降歷時6天，共進行了9次，其中7次為勸，2次為審，皆無所獲。瞿秋白只在最後平心靜氣地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6月15日，勸降小組敗興而歸。宋希濂隨即接到了蔣介石的電令：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

6月18日10時整，軍法處長傳令出發。瞿秋白昂首出門，沿途用俄語和中文高唱國際歌，陽光鋪路，風停樹靜。

進了戒備森嚴、無一遊客的中山公園，瞿秋白遵照特務連長的安排，背手挺胸，兩腿微分叉，在亭前拍照以呈驗正身。據《大公報》6月18日長汀通訊記載：至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桌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餘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繼而高唱《國際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氣。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後衛士護送，空間極為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顧，似有所感也。

走到長汀西門外的羅漢嶺下，群山環抱，綠草萋萋。瞿秋白環視四周，遠眺是蒼翠峰巒，近處是山野田園，從容地對劊子手安靜點頭：“此地甚好。”

爾後，他盤腿而坐，含笑飲彈。

《可愛的中國》

瞿秋白死後，魯迅支撐著病體，為瞿秋白編選出版了兩大卷譯文，題作《海上述林》。這部書，魯迅以“諸夏懷霜社”的名義出版，寓意九州共懷秋白烈士，可見魯迅的良苦用心，也反映出兩人之間非同一般的革命友誼。

除了瞿秋白，身在上海的魯迅，還收到了另一位共產黨人的來信。

在唐弢所著《同志的信任》中描寫了這個情節，這位共產黨人在信中說，他已經抱定犧牲的決心，沒有任何牽掛和留戀。只有一點，他希望魯迅先生能把送上的三張白毛邊紙和一束文稿，設法轉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他雖然不認識魯迅先生，也從來沒有通過信，可是確信魯迅先生一定能夠滿足一個共產黨人臨死之前的這個莊嚴的要求。

這位共產黨人，就是被關押在江西監獄中的方誌敏。

需要說明的是，學界對魯迅是否傳遞過方誌敏的獄中文稿存在爭議。不過，從方誌敏遺存的手稿和相關當事人的回憶中可以確認，方誌敏確實給魯迅寫過信。《同志的信任》有文學創作的成分，和史實或不甚吻合，但真切地反映出了方誌敏犧牲前的生死囑託。

入獄後的第三天，方誌敏便向軍法處要求“寫一個條子”，敵人以為方誌敏是要寫什麼供詞，滿口答應。爭取到筆墨紙張後，方誌敏就開始奮筆疾書“鬥爭經過及蘇維埃和紅軍的建設”。

同囚室的王如痴卻認為，“寫出寄不出，沒有意義”，每天與劉疇西下象棋打發時間。王如痴的話讓方誌敏有些灰心，停了十幾天沒有再動筆，甚至“連之前寫好了萬餘字的稿子都撕毀了。”

但不久後，方誌敏又開始動筆了，此時他已經找到了送出稿子的辦法。

受命來勸降方誌敏的人中，有一個“獄友”叫胡逸民，他曾是國民黨中央監獄長。因為和蔣介石“政見不合”，被關進了“自家的牢房”。

胡逸民“勸降”方誌敏沒有任何結果，倒是他自己被方誌敏的錚錚鐵骨感召，方誌敏也覺得他有一定的正義感，兩人便成了朋友。

胡逸民在獄中自由度很大，他的夫人當時借送飯的機會能夠自由出入牢房，方誌敏看到了連通牢房內外的可能。

除了胡逸民，被方誌敏頑強鬥志和堅定信仰感召的，還有一位看守所的文書高易鵬。方誌敏在獄中完成的手稿分成四批，通過胡逸民夫婦、高易鵬及其女友程全昭四個人傳了出來。

關於方誌敏手稿是如何傳送到中央的問題，由於涉及當事人多，且大部分是單線聯繫，導致說法不一，版本各異，至今難有定論。且不管方誌敏手稿“越獄”的曲折過程，透過這些血寫的文字，我們來看一看共產黨人的品格。

在入獄的100多天裡，方誌敏寫了《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可愛的中國》、《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清貧》、《獄中紀實》等16篇文稿，目前僅存13篇，共13萬多字，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遺墨中，方誌敏著筆最多的，是他的反思，他認為，要把“十餘年鬥爭的經驗，特別是這次失敗的血的教訓”，用筆寫出來，貢獻給黨。

總結既有的教訓，方誌敏分析，“理論與實踐之不相聯繫”是最大的問題，要“將目前發生各種實際問題拿來與黨的理論、黨的決議聯繫起來說明和解釋，這樣來提高同志的能力”。

在敵人反覆勸降時，勸降者都承認方誌敏是一個革命者，但指責他只顧工農的利益，忽視了民族的利益。方誌敏回答說：“真正為工農階級謀解放的人，才正是為民族謀解放的人。”為此，方誌敏寫下了一萬六千餘字的《可愛的中國》。

《可愛的中國》並沒有像其他獄中作品那樣著眼於革命工作。這篇作品得以流芳，是因為字裡行間，滿溢著一名革命者對祖國的赤誠熱愛。

在這樣細膩而深情的文字面前，相信沒有幾個人不被感動——

目前的中國，固然是江山破碎，國弊民窮，但誰能斷言，中國沒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呢？不，決不會的，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淒涼的荒地！這時，我們民族就可以無愧色地立在人類的面前，而生育我們的母親，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地攜手了。

1935年五六月間，蔣介石親自來看守所找方誌敏談話。方誌敏的回答只有一句話：“快下命令吧！”

1935年8月6日夜，年僅36歲的方誌敏被秘密處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人間遍種自由花”

方誌敏、瞿秋白分別被俘時，最後留守在中央蘇區的項英、陳毅，還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最終指示。

紅軍主力轉移後，蔣介石大軍壓境，要“斬草除根，掘地三尺，絕不容赤禍死灰復燃。”昔日紅都瑞金，滿目瘡痍，“無不焚燒之居，無不伐之樹木，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

依據中央2月份發來的電令，留守部隊已化整為零，隊伍分散，機關分散，分9路陸續突圍，進山打游擊。瞿秋白就是在突圍過程中被捕犧牲的。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也在突圍時犧牲。當時，毛澤覃和游擊隊戰士在瑞金附近的一處土房中駐紮。黎明時分，負責警戒的戰士睡著了，被敵人巡邏兵發現。戰士供出毛澤覃就在附近。年僅30歲的毛澤覃掩護其他人離開，自己被敵人擊中犧牲。今天，那處村落被命名為“澤覃村”。

9路突圍，最終只有4路成功。

到3月，蘇區的部隊只剩下項英、陳毅、賀昌率領的紅24師70團和中央軍區直屬隊。他們決定將部隊分為四隊，穿過會昌封鎖線，往福建長汀地區突圍。

此刻，長征的紅軍主力已進入雲貴邊界，穿梭在崇山峻嶺、雨煙霧瘴中。電臺的聯繫一直叫不通。

3月9日17時許，瓢潑大雨落下，中央終於回電了。但密碼已換，無法譯出電文。陳毅、項英只好將電臺掩埋，燒燬電文，開始突圍。

這封沒有被譯出的電文，是中央和留守部隊最後一次通電。直至紅軍長征結束，落腳延安，留守部隊仍未能與中央取得聯繫。

在等待中央回電時，賀昌率領先頭部隊開始渡河，進入天門嶂。

山高林密，敵人重兵包圍。雙方交火，狡猾的敵人立刻發現紅軍行蹤。

賀昌負傷，敵軍逼近，高呼：“抓活的！”賀昌，這位在南昌起義部隊中曾與陳毅共同戰鬥，擔任過黨的中央委員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年僅29歲的年輕人，舉起槍，用最後一顆子彈結束了生命。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高呼：“紅軍萬歲！”

項英和陳毅率領著部隊突出了重圍，轉戰到“千峰轉不盡，十里萬重山”的贛南油山地區，以這裡為中心，艱難困苦不亞於長征的南方八省三年游擊戰爭開始了。

項英、陳毅和游擊隊員們潛伏山中，如野獸一般地生活。

項英和陳毅的身體都不適合游擊戰。項英是高度近視，還患了夜盲症；陳毅傷勢未愈，傷口化膿，二人攙扶著，穿行在山嶺密林間，他們不敢停下來，不敢在同一個地方過夜，甚至不敢高聲說話，他們放輕腳步，不敢踏平青草，他們要掩蓋一切痕跡，因為敵人可能就在身後幾公里的地方。

“天將曉，隊員醒來早。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滿身沾野草。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陳毅在《贛南遊擊詞》中，描繪了游擊隊員的生活。

打游擊時，斷糧是常有的事。即使有糧，因為整天轉移也沒有時間煮，而且煮飯又怕冒煙被敵人發現，從領導到戰士只好吃點野菜野果充飢。有時一天只能吃一頓飯，甚至兩三天也吃不上。有一次，陳毅和敵人猝然遭遇，他伏在茅草叢裡，只能爬到水溝裡喝點水，嚼點野草，連續三天沒有吃飯。

衣服添置非常困難，住宿條件就更差。項英曾告訴斯諾，一套棉布軍裝，他穿了兩年。晚上，不脫衣服，也不脫鞋，只要稍有動靜就立刻轉移。房子自然是沒有的，只能倚著大樹睡覺，下雨就把傘撐起來，背靠背坐著睡。有石洞的地方，就在洞裡過夜。游擊戰士們就這樣在森林和石洞裡，度過了無數的風雪之夜。在三年游擊戰爭中，陳毅只進過兩次房子。真是：“夜難行，淫雨苦兼旬。野營已自無篷帳，大樹遮身待曉明。幾番夢不成。”

1936年冬天，國民黨軍四個營的兵力包圍特委機關駐地梅山齋坑，陳毅藏身於齋坑的巖壁叢莽中，被困了20多天。因擔心難以脫身，他在布片上揮筆寫下了著名的《梅嶺三章》，藏於棉衣內層，以為絕筆，其小序雲：“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圍。餘傷病伏叢莽間二十餘日，慮不得脫，得詩三首留衣底。旋圍解。”

其實，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圍才算解。國共達成協議，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合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擊日本侵略者。

全國解放後，陳毅修改《梅嶺三章》詩稿，將“人間遍種革命花”改為“人間遍種自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