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知道生命總有終結的一天，這是生物學與醫學的科學結論，可如何對待死亡卻是一個哲學問題。
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莊子，當他老婆死了，他卻敲著盆子唱歌，因為他知道人總是要死，人們不應違反自然規律，這就是有名的鼓盆而歌的故事，表達莊子了對待死亡的智者態度。
死並不是不是結束，而是生命的延續方式。
中國人講“紅白喜事”，人們都結婚是喜事，它表示新生命的延續；而其實老人壽終也是“喜事”，因為它表示生命的更新換代。人如果不結婚，人類便不能延續，那如果不死，代代相繼，把地球塞滿了也非好事，所以紅白都是“喜事”。
而這種東方人的智慧，比起尼采、叔本華，比起存在主義者更加的高明。因為他們總是從個人的角度看待生存和死亡，所以也只能夠看到人生的寂寞與死亡的痛苦。而東方人從人類的宏觀視角看待生與死，已經衰朽的便高高興興地死去，用雙手歡迎新一代的到來，死並不是不是結束，而是生命的延續方式。
恩格斯以其辯證的智慧論述了生與死的問題，把它看成是辯證的一個過程。他說:“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局，即總是以萌芽狀態存在於生命之中的死亡聯繫起來加以考慮的，而辯證的生命觀無非就是如此。
但是，無論什麼人一旦懂得了這一點，在他面前一切關於靈魂不死的說法便被破除了。只要藉助於辯證法簡單地說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來的迷信，生就意味著死，而死則意味著重生。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生死觀，同樣是一種真正智者的態度。
真正有意義的哲學應該是悅生的哲學。人總是要死的，這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但正如法國大哲學家蒙田說的，死並不是人生的目標，而是生的結尾，是它的極限。
因此一個人應該重視生，儘量充分享用有生之年。人類之幸福在快樂的生存中，而不在快樂的死亡中。知道如何正當地享受生存之樂的人是絕對的，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因而我們應該充分享受人生，發揮人的生的作用。
社會給予個人的東西是暫時的，人不可能把它帶到另一個世界，而個人貢獻給社會的東西是永恆的。每一代人將個人的貢獻積累為種社會力量，為下一代所繼承。人的死亡，對個人來說是個不幸，但有其積極的人類學意義個體的死亡，意味著類的延續和發展，使人類永遠保持青春。
如果西方社會那種把結婚看成純屬於個人的事，沒有家庭責任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現象，是社會自身極端個人主義化的惡果。東方人對待死亡比較明智。例如，莊子鼓盆的故事，表明了中國人的生死觀，中國老百姓關於紅白喜事的觀念就是非常明智的。
西方某些哲學家如尼采、叔本華以及存在主義，過於從個體生存的角度看待死亡，把死看成是無，因而對人生取悲觀主義的看法老子說的“死而不亡者壽”，是非常積極的生死觀。有的人活著時就已經死了，可有的人死了仍然活著，人民世世代代紀念他，他的成果為子孫後代所享用，他的英名為子孫後代永記不忘。
這種人雖死猶生，的確是死而不亡。一個智者追求的不應該是長生不老，而應該是死而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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