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年羹堯，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與雍正皇帝之間的“愛恨情仇”。
他是雍正皇帝的“藩邸故人”，還是雍正的“大舅哥”，也是其在“九子奪嫡”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而在平定了雍正朝初年青海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後，他更是被雍正奉為了自己的“恩人”，成為朝中最炙手可熱的人物，就此達到了權勢和地位的巔峰，一時間風光無二。
只是在這之後，年羹堯開始居功自傲、目無君主、結黨營私、貪婪腐敗，在“自我作死”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被雍正定下了“九十二條大罪”，以被賜自盡的結局慘淡收場。
而在年羹堯的一生之中，除了雍正皇帝之外，還有一個人對其影響重大，這便是康熙皇帝。
事實上，年羹堯在雍正朝時期的“高起點”，早在康熙朝時期就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康熙皇帝對於年羹堯的賞識和器重，完全不亞於雍正皇帝，因而將康熙皇帝成為年羹堯一生中“真正的伯樂”，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起初，康熙皇帝對於年羹堯的賞識只是“愛屋及烏”。
康熙皇帝“愛屋及烏”的這個“屋”，便是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
年遐齡在康熙朝時期，一直都是勤勉辦事、低調為官的典範，後來的雍正皇帝更是評價他是“忠厚本分之人”。
從其正式入仕為官到外放地方，二十多年裡，他在中下級的京官任上可謂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從不參與黨爭，使得康熙皇帝對其是非常的欣賞。而到了地方任上，他同樣是勤政廉明、秉公執斷，獲得了治下百姓愛戴，朝中官員對其也是稱讚有加。
就這樣，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時候，年遐齡被正式任命為湖廣巡撫，成為朝廷統御一方的封疆大吏。
而在湖廣巡撫任上，他積極推行康熙皇帝的“畝稅新制”（雍正朝時期“攤丁入畝”政策的前身），議定新稅法章程，在全國樹立了試點和榜樣，再次贏得了康熙皇帝的對其的讚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已經年過花甲之年的年遐齡上疏請辭，康熙皇帝準其以“原官休致”，意思就是在其退休之後，依然可以按照其此前的官職給予對應等級的俸銀，享受同級別的權力和禮遇，算是康熙皇帝對其極盡恩寵的“加恩優渥之舉”。
而在康熙朝時期，官場上“父退子繼”以及“父子同朝為官”的現象非常的普遍。包括范文程、範承謨父子，索尼、索額圖父子，遏必隆、阿靈阿父子，明珠、揆敘父子，佟國維、隆科多父子，以及張英、張廷玉父子等等，都是這樣的情況。一方面，父親身居高位為其後輩入朝為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父親為官的卓越表現與突出政績，也會讓皇帝對其家族成員另眼相看。
當然，年羹堯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其父親年遐齡的關係，在康熙皇帝心中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羹堯考中進士，改庶吉士，很快便被授職翰林院檢討，這可以說給了年羹堯以極高的仕途起點，也使其具備了日後得以升遷重用的“基本硬件條件”。此時的年遐齡也正在湖廣巡撫任上乾的風聲水起，並且是以巡撫的身份署理總督事務，倍受信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堯升遷內閣學士，不久後又被提拔為四川巡撫，而這一年，年羹堯只有30歲左右。
對比一下同樣為康熙、雍正兩朝的名臣。于成龍快45歲了才剛剛坐上廣西羅城的知縣位置；田文鏡被任命為河南巡撫的時候已經是62歲了；就連與年羹堯同年考中進士的張廷玉，這個時候還在原籍服喪守孝，回朝後也只是翰林院的編修，而他還要年長年羹堯幾歲。
即便是縱觀整個清朝的歷史，能以如此年齡坐上地方巡撫一級的封疆大吏，也是寥寥無幾的。
面對康熙皇帝如此的抬愛，年羹堯是感激涕零。
“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圖報。”
而實際上，不僅僅是年羹堯，整個年家在這一時期的地位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並且與雍正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關於這一點要從年羹堯的祖輩們說起。
年家本是明朝的官宦世家，但是在明末清初的松錦大戰中，年家上下成為了皇太極的俘虜，被編入漢軍旗包衣佐領下成為僕役。順治元年（1644年）的時候，順治皇帝遷都北京，關外的八旗部眾是“舉族入關”，而年家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跟隨進入關內，並且定居在了北京。
順治十二年（1656年）年羹堯的祖父年仲隆通過科舉考中了進士，使得年家就此脫離了奴籍，被編入鑲白旗漢軍第五參領第一佐領下。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皇帝冊封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為雍親王，並將鑲白旗漢軍第五參領下以及鑲白旗滿洲第三參領下的人丁全部劃給了雍正。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年羹堯全家正式劃歸雍正統領，而年家上下也就此成為了雍正的“藩邸故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雍正王朝》中，年羹堯稱雍正為自己的“主子”並不為過，不過年羹堯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包衣奴才”，因為這個時候的他們家族早已經被抬出了奴籍。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康熙皇帝的授意和安排之下，雍正又迎娶了年羹堯的妹妹年氏為王府側福晉。而這與年羹堯並沒有多大關係，康熙之所以如此，既是對年羹堯父親年遐齡的賞識與褒獎，同時也是出於雍正統領的鑲白旗內部的安定與團結考慮。
只不過，這也讓雍正與年羹堯之間，建立了更加密切的關係，同時實現了利益綁定。換句話說，年羹堯是被康熙硬生生的給“安排”進了雍正的陣營之中，雍正和年羹堯都是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
除了年羹堯和他的妹妹年氏，他的哥哥年希堯也在這個時候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重用，當然，這也是看在了他們的父親年遐齡的“面子”上。
可以說，整個年羹堯這一輩的年家成員，都受到的是康熙皇帝對於年遐齡“愛屋及烏”的影響，進而獲得了極高的封賞與待遇，不可不謂之幸運至極。
而從到任四川巡撫開始，年羹堯便通過自己的卓越能力，進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青睞。
到任四川巡撫後，年羹堯迅速調查瞭解詳情，全盤掌握了四川的各項事務情形，並且主動向康熙皇帝提出了自己處理四川多年政治積弊以及解決複雜民族矛盾的措施與建議，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認可。
就這樣，康熙皇帝對於年羹堯有了新的認識，並且給予了其極高的期望：
“始終固守，做一好官。”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盤踞在西北的蒙古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發動叛亂，並且迅速佔領了青海、西藏等地區，對於大清王朝的統治構成了巨大威脅。康熙皇帝任命十四阿哥胤禵為“大將軍王”，領兵出征平叛。
而在整個平叛的過程中，年羹堯的辦事能力與為官品性得到了充分體現，進而贏得了康熙皇帝的極大讚譽。
首先，年羹堯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
在十四阿哥胤禵帶兵平叛的同時，年羹堯積極署理大軍的軍需配給與糧草供應，並且他先後通過各種方式，及時、有效的為前線作戰的清軍運送了足夠的後勤供給，為胤禵最終能夠平定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亂立下的汗馬功勞。鑑於此，康熙皇帝對年羹堯予以了豐厚的封賞。
而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時候，青海的郭羅克地區又發生了少數民族的叛亂，年羹堯充分利用當地各部落之間的矛盾，通過“以番治番”的策略，以極小的代價迅速平定了叛亂，確保了西北地區的穩定。康熙皇帝更是對其又進行了大肆褒獎與冊封，以示恩寵。
其次，這個時候的年羹堯，深明大義，懂得進退之道。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堯被晉升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務，此時的年羹堯是將四川全省的軍政和民務“一把抓”。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年羹堯主動提出自己不便身兼總督、巡撫之職，希望康熙皇帝只讓其行使巡撫之事以更好的帶兵平叛，並且舉薦原吏部侍郎塞爾圖擔任四川總督。康熙皇帝對此事大加讚賞，立馬準了年羹堯的奏請，不過是將年羹堯留在了四川總督任上，而由任命塞爾圖出任四川巡撫。
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皇帝又將年羹堯升任川陝總督，成為朝廷在西北地區的最高行政官員，而這個時候與他同榜考中進士的張廷玉，也僅僅是個吏部侍郎而已。
再次，年羹堯在這一時期是“甘心淡泊，以絕徇庇”。
年羹堯本人是為官清廉，極力拒絕貪腐，成為當時的“廉吏能臣”的榜樣和表率，同時年羹堯更是在開銷和用度上極為節儉，完全可以用“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來形容。
而在後來雍正朝時期，年羹堯在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的過程中，他也是極力的縮減開支，想著為朝廷省錢。所以電視劇《雍正王朝》中，說年羹堯在平叛過程中生活奢靡、浪費嚴重，這樣的演繹並不準確，節儉、廉政才是這一時期年羹堯的真實寫照。
可以說，擔任四川巡撫之後的年羹堯，是用自己的卓越的政績和突出的表現，讓康熙皇帝深受感動，並且對其加以提拔和封賞，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年羹堯自身努力的結果，而不是繼續靠著其父年遐齡。
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當青海的羅卜藏丹津發動叛亂的時候，雍正皇帝第一時間也是想到了自己的這位“大舅哥”年羹堯。
一來，年羹堯常年供職西北、西南地區，對於當地的情況非常熟悉和了解，並且具有同當地少數民族武裝作戰的豐富經驗。
二來，年羹堯在當時是公認的“文武全才”，其能力也是其當仁不讓的扛下了這份重則。
三來，說白了，年羹堯還是“自己人”，在雍正登基之初，皇位尚未穩固的情況下，將此時朝廷上下勢力最為龐大、人數最多的這支軍隊交給年羹堯，雍正才會放心和安心。
當然，年羹堯也是不負眾望，前前後後僅用了四個月不到的時間，以極小的開銷和極低的代價，就迅速平定了羅卜藏丹津的叛亂，羅卜藏丹津是全軍覆沒，其本人更是化妝成一婦人才逃過了追捕。
而這便是年羹堯的能力體現，從另一個側面也看得出康熙和雍正的“慧眼識珠”。
同時，羅卜藏丹津的叛亂被迅速平定，不僅是穩定了西北邊疆的局勢，更是極大的幫助了雍正穩固了皇位，緩解了內憂外患的困局，所以從這個角度說，雍正稱其為“恩人”，實際上並不為過。
如果年羹堯在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後，就此隱退或者去世，亦或者沒有此後他飛揚跋扈、目無君主、挑戰皇權這樣一系列的“作死”舉動，年羹堯必然會將在清朝的歷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子孫後代也會因為他的功勞與貢獻而盡享榮華富貴。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年羹堯也最終為他的“晚節不保”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九十二條大罪”以及後來的被賜自盡，不僅抹殺了他此前的所有功績，更是將自己本人乃至整個家族深受其累。
而康熙皇帝作為年羹堯一生中重要的“伯樂”，給予了年羹堯以其他同等年齡、同等資歷的官員所沒有的職務與官階，對其格外的器重與信賴。只是身處權勢、地位巔峰的年羹堯，將此前康熙皇帝的教誨、以及本人諸多優良的官德與品性全部拋諸腦後，最終落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而這也無疑是完全辜負了康熙皇帝對其的培養和提拔。如果康熙皇帝泉下有知的話，也必然會對年羹堯之後的所做所為而倍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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