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上最著名的匈漢戰爭在白登之圍以後告一段落，而又在馬邑之戰後進入拉鋸，漢武帝時期的這一次對匈奴主動開戰，帶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歷史佳話的同時，也在當時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當國家機器面臨日益窘迫的財政，漢庭便將這一巨大問題轉嫁到社會經濟中去，於是有了兩項影響深遠的財政改革，即金融壟斷和國有企業，這兩大財政改革措施除了東漢、唐朝前期未得貫徹，其餘各朝代幾乎沒能擺脫這一財政模式，影響了封建王朝兩千年。
無為而治背後的隱患
作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無非就表現在社會與經濟兩個方面，針對這兩個方面，歷朝歷代的做法就是建立起一套官僚體系，用於管理社會；繼而制定出財稅規則，用於養活這個龐大的管理體系。漢初統治者施政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秦朝短命而亡的影響，故採用了“黃老無為”的施政思想。這種思想如果放在經濟學當中，政府就是亞當.斯密提出的“守夜人”，它不會過多幹預社會經濟的發展，儘可能簡化稅收政策，簡化政府機構，節省行政開支，讓利於民。漢初的社會經濟正是如此，所謂的休養生息，就是在秦末戰亂結束後，面對社會經濟凋敝的現實狀況，為人民提供一個恢復生產的良好環境，因此漢初的政府機構設置相當簡潔，以三公九卿輔佐皇帝的中央官僚系統，以郡縣兩級管理地方行政，整個官僚體系只是負責必須的行政和國防，並不過多的干擾民間經濟。
漢景帝劇照
“漢興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
行政機構官吏的簡潔，就減少了政府養活官員的成本，按照《史記》的記載，漢初中央至地方各級官員的俸祿每年所需糧食幾十萬石，漢初平均糧食畝產量為一石，《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漢初“定墾田八百七十二萬五百三十六傾”，幾十萬石的糧食是漢初整個糧食產量的千分之一左右，故而漢文帝敢於從公元前166年起，連續免除全國農業稅13年，歷朝歷代的農業稅減免多數是因為經濟繁榮後的惠民政策，而非行政開支較低的結果，所以漢初的免稅政策在中國古代史上獨具特色，隨之而來的則是國庫充盈、民間富足。
但這種看似繁華的背後卻充滿著危機，國家財富的累積一片欣欣向榮，除了因為休養生息的經濟環境帶來了穩定的發展空間，更為重要的是漢初較為平穩的內外部環境。漢高祖劉邦在白登之圍以後採取了對匈奴的和親政策，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壓力隨之減少，且漢初的農業生產可以說是風調雨順，甚至沒有遇到過規模較大的天災，這種穩定的環境下，讓利於民、發展經濟確實不難做到。這裡的對外政策在1000多年以後的北宋也曾遇到過，北宋在澶淵一戰即將取得輝煌勝利之時，選擇了與遼的和解，並且是以輸送歲幣的一方忍讓退步，這一點雖然顯得北宋統治者的懦弱，但不可否認的是，澶淵之盟為北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外部環境。而凡事都是辯證的，這一盟約也使北宋永久性的失去對燕雲十六州的控制權，繼而為百年之後的金人南下提供了便利。
所以說漢初的無為而治是有風險的，它的風險就在於國家行政體系、財政體系的彈性不足。對於國家或者皇帝而言，每年的稅收收入是穩定增長的，單一的農業稅主體結構不變，稅收總額也就不會存在太大變數；國家的行政支出基本涵蓋了社會管理、官員俸祿、軍隊給養、水利興修、基礎設施建設等，這個支出也是一個可控的範圍，而到了支出成為不可控的因素以後，現有的財政體系就很難應對，所謂坐吃山空正是這個道理，那麼最容易使國家財政支出成為不可控的就是戰爭。
匈漢戰爭的財政壓力
漢武帝是一位尚武的帝王，這絕不是其對匈奴出戰而獲得的評價，在其出征匈奴之前，就已經發動了對南越、閩越、巴蜀、朝鮮的遠征。這也是王恢提出馬邑之圍戰略思想的一個內在驅動，迎合帝王的意志是大臣獲得提拔的階梯，若非漢武帝喜歡戰爭帶來的征服快感，臣下也不會挑戰漢初延續七十餘年的對匈態度。而對馬邑之圍提出反對呼聲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以韓安國為代表，從戰爭的“性價比”上提出戰爭不勝則勞民傷財，勝了也撈不到好處，這種言論雖然很快應驗，但韓安國與漢武帝的思想違背，最終成為戰爭失利的出氣筒，被髮往邊疆鬱鬱而終。
漢武帝劇照
馬邑之圍不僅沒能成功，反而拉開了匈漢之間持久戰爭的開端。此後，匈奴人擴大南下侵擾的規模，漢武帝則在五年之後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北伐戰爭，而這一戰中，漢家四路大軍中的名將公孫敖、李廣皆慘敗；公孫賀溜了一圈連匈奴的影子都沒找到，唯一一位有所收穫的是並不被看好的小將衛青，他斬殺了七百餘匈奴騎兵，但這個斬獲與投入的人力物力並不成正比，漢家軍即沒有大規模殲滅匈奴有生力量，亦沒有獲得勢力範圍和戰略物資。反而在次年，匈奴主力突然攻殺了漢庭的遼西太守，俘虜兩千餘人北遷。這正應了韓安國的猜想，漢家與匈奴的戰爭並不划算。這也給匈漢之間的戰爭定下格調，那就是漢家並不會在戰爭中獲得及時的回報，他所能獲得的回報只可能是未來的邊疆穩定，也就是說漢軍無法實現以戰養戰的常規策略，只能是無盡的投資。
然而衛青在首次北伐中的收穫讓漢武帝看到了希望，公元前124年，漢家已經從首次北伐當中休養了5年，此時的衛青也已經成為車騎將軍，接下來的兩年中，衛青統帥北伐大軍出塞六百里進攻匈奴右賢王，斬獲一萬五千人；隨後又從定襄出發，北驅百里斬殺匈奴一萬九千人。光看擊殺人數的話，這個數據較五年前確實令人振奮，但這兩次遠程奔襲的成本實在太大，其中漢家損失兵馬十餘萬。隨之而來的善後與安撫工作花費二十餘萬黃金，按照當時的計量單位換算，約合二十餘億錢，如果將漢庭官僚體系一年的俸祿換算成錢，也僅僅是三千萬錢左右，也就是說這兩次遠征的善後工作就已經花費了漢庭幾十年的公務員工資。如果算上戰爭本身投入的物資與糧食，幾乎已經打光了文景之治時期積攢的家底。且俘虜的匈奴人以戰俘的身份白吃白喝，既不會從事農耕生產，漢軍也不敢將其投入到後勤勞作上去。
衛青、霍去病
開弓沒有回頭箭，衛青已經揚名立萬，下邊輪到另一位名將霍去病登場，這位年輕的將領將長途奔襲戰術打的比衛青更漂亮，連續兩次單獨出擊匈奴，直接促成了匈奴渾邪王歸順漢庭，成為分裂匈奴的重大轉折點；後從東路深入漠北，配合西路衛青直搗黃龍，留下封狼居胥的千古美名。與衛青成名如出一轍，霍去病也是在戰爭中施展了自身的軍事天賦，漢匈戰爭也成為這兩位名將丹青流芳的階梯，而這個階梯的搭建不僅是實打實的軍費開支，更是諸多方面配合的成果。為了方便戰略物資的運輸，漢庭投入巨資開鑿運河；戰爭對馬匹需求較大，漢武帝遷中原十萬百姓於關西養馬，吃穿住行全由政府補貼；戰爭中的善後、安撫、獎勵等花費為五十萬斤黃金，約五十億錢，這樣持續的邊境戰爭使漢朝本來較為健康的財政體系處於崩潰的邊緣，因而漢武帝必須在戰爭的過程中推行財政改革，用以支付高昂的戰爭成本。
戰爭中的財政改革
以上說到了衛青成名的兩戰打掉了漢初休養生息時的財富積累，而這兩戰只是漢家軍對匈奴真正意義上的勝利，這是漢武帝發動戰爭的“成果”，也證明了匈奴並不可怕，至少說明自己在對付匈奴這個方面要比高祖成功，這個在精神層面構成了漢武帝擴大戰爭規模的內在驅動。從戰略角度考慮，漢家軍已經具備向漠北滲透的實力，或者說能夠看到將匈奴驅離邊境甚至將其分化的可能，所以這又構成擴大戰爭規模的外在動力。但此時的財政狀況達不成擴大戰爭規模的客觀要求，故而開源節流成為漢武帝必須面對的現實狀況。
- 賣官鬻爵
一般說來，賣官鬻爵好像是腐朽的統治階層才會嘗試的手段，其實不然，我國古代許多聖明的君主都曾通過賣官鬻爵來實現快速斂財，如唐之玄宗、清之康熙，漢武帝也不例外。要說漢朝賣官鬻爵的初試者應該是漢文帝，由於匈奴的擾邊，漢朝表面與匈奴和親，實際上也在邊境建立了諸多防禦堡壘，而針對這些堡壘的糧食輸送問題，那個建議文帝削藩的晁錯就在當時提出學習秦朝的爵位制度，獎勵機制由戰功變為糧食輸送，規定向邊關堡壘輸送六百石糧食的百姓可以獲得“上造”的爵位，四千石獲得“五大夫”，一萬二千石則獲得“大庶長”。這一政策得到很好的效果，邊關堡壘的糧食充足，再也不需要政府承擔過多壓力，獲得爵位的百姓也免除了對應的人頭稅和徭役。到了漢景帝時期，上郡以西遭遇天災，景帝運用同樣的方式保證了災區的糧食供應。
“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太平御覽》
到了漢武帝時期，由於面臨的問題不只是糧食那麼簡單，所以對賣官鬻爵進行了精心的設計。他改變了秦朝傳承的二十等軍功爵制，另設十一級武功爵，明碼標價為一級十七萬錢，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戰役結束後，賣爵令隨即下達，立即創收三十餘萬斤黃金，約合三十多億錢，要知道當時漢朝的稅收收入主要包含農業稅、人頭稅兩項，這兩項每年也只有約四十億錢的收入，漢武帝一次售爵就立即回籠了一年的稅收收入，可謂是相當解渴的。但武帝創立的爵位制度不在是單純的特權享有，而且可以做吏，雖然吏與官不同，但也屬於行政管理梯隊，所以無形中打破了行政管理隊伍的生態平衡，且爵位獲得者擁有諸多減免稅收的特權，也導致本來就薄弱的常規稅收變得更為艱難，故而賣官鬻爵只是漢武帝解決財政問題的臨時性救急措施。
- 貨幣改革
貨幣是現代政府的金融工具，在古代則更容易成為封建王朝撬動經融槓桿的法寶。漢武帝之前的流通貨幣主要是四株錢，六枚錢幣重一兩，面值與含銅的價值相近，這個鑄幣權由政府下放到民間，符合規定的貨幣就可以流通到市場。漢武帝針對金融貨幣進行了創新，創造出皮幣與白金幣，這兩種貨幣的面值與實際價值相差甚遠，成為漢武帝抽取“鑄幣稅”的法寶。其中的皮幣就是在一塊鹿皮上紋上花紋，面值四十萬錢。白金幣則分三種，一種為“白選”，圓形八兩重，上紋龍形圖案，面值三千錢；一種方形紋馬，面值五百錢；一種橢圓形紋龜，面值三百錢。
白金幣樣式
皮幣由於面值太大，市場上根本無法流通，那麼漢武帝就將“剝削”的目標放在諸侯身上，依照漢朝禮儀，諸侯朝覲、祭祀先祖，需要使用玉璧。於是漢武帝要求諸侯獻玉璧時，必須用皮幣做墊子，這就使經濟手段變成了搜刮諸侯的行政手段。白金則成為搜刮民間財富的利器，由於漢朝的基準貨幣由銅和黃金構成，所謂的白金則是銀與錫的合金，根據漢庭官方給出的面值與銀錫比例來看，這種合金幾乎接近黃金的三分之二，由於漢朝的礦產資源屬於皇室享有，所以這個巨大的利潤空間也成為皇室的搖錢樹，這個搖錢樹後來也被漢武帝讓給了國家財政。
四株錢樣式
既然有巨大的利潤空間，國家吃了大頭，民間偷鑄白金幣又從中吃掉小頭，漢政府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加強市場監管，準備將小頭也一併吃掉，但利潤空間實在誘人，私自鑄幣的行為難以約束，漢庭提高監管隊伍的成本逐年增加，於是就觸發了更高層面的金融改革，那就是將所有的鑄幣權收回國有，並出臺法律嚴懲民間私鑄貨幣的行為。這一改革帶來的是國家對貨幣的“偷工減料”，即壓縮鑄幣成本，從中榨取利潤。當貨幣政策在國家機器中取得良好成果後，白金幣也就隨之退出市場，漢朝的貨幣再一次迴歸正常，而這一折騰後，漢庭不僅收回了鑄幣權，實現了金融壟斷，還從中榨取了不少民間財富，可以算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資本運作。
- 國有企業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平準書》
漢武帝的貨幣改革中也暴露出巨大問題，比如白金幣的偷鑄行為使漢庭的監獄住滿了囚犯，以至於漢武帝無奈的赦免了幾十萬偷鑄者的死罪。漢武帝也是在金融手段推行之後開始將目光投向官辦企業上，而企業投資的目標則被鎖定在鹽和鐵上，因為這兩大行業在漢代可以稱之為支柱產業。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漢初的商賈鉅富幾乎一半是鹽、鐵起家，漢武帝起初想通過這些鉅富的“支援“渡過財政危機，其手段就是推行商業稅。但這種搜刮財富的力度根本無法滿足戰爭的消耗需求，於是在主管鹽政的大農丞東郭咸陽、主管鐵政的大農丞孔僅的籌劃下，將鹽、鐵的開採權與經營權收回國有，對民間私自開採、經營鹽鐵生意者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法令，併成立了一套國家鹽、鐵經營管理班底，實則為最早的國企雛形。
煮鹽作坊
如果說鹽、鐵行業是實打實的國企雛形，那麼漢武帝推行的“均輸”和“平準”政策就是國有性質的“投機倒把”。由於漢代的稅收以糧食為主體，漢武帝的均輸政策就是讓地方政府把稅收所得的糧食就地變賣成錢，或者換成土特產品，然後再將土特產品拉往異地賣掉，這樣減少運輸成本的同時又使政府賺得差價；平準則是在地方建立糧食儲備庫，豐收時低價收購糧食入庫，災荒時再高價賣出從中獲利，一方面是穩定災荒時的糧食價格，一方面又成為政府創收的一條出路。這兩條政策皆是由政府主導，故而在實際執行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土特產品在異地出售時故意抬高價格，又如平準倉裡的糧食並沒有成為特殊時期調控糧價的物資，反而成為地方官員中飽私囊的小金庫。但無論如何，這兩項政策使漢武帝時期的地方政府具備了國企管理的模型，為戰爭時期的財政增收帶了一定幫助。
綜上，漢武帝之所以被稱為千古一帝，並非只是表面的“不教胡馬度陰山”，而是在戰爭狀態下表現出的政治智慧尤為傑出，他對於財政的改革雖然表現出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但並沒有造成社會的混亂，反而為漢家軍遠征漠北提供了持續且有力的支撐。漢武帝的改革改變了漢初以農業稅、人頭稅為主要財政來源的局面，使國家財政收入愈發的依賴帝國壟斷下的金融市場和國企利潤，而金融壟斷與國有企業也成為我國兩千年封建王朝的財政標配。
參考史料：《史記》、《漢書》、《資治通鑑》
- 《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郭建龍、2017-10-1
- 《西漢萌芽的金融膨脹與應對之策》、和訊網、2013-09-27
- 《漢武帝的戰爭藝術》、趙國華、20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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