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原本是漢武帝時為監察地方官員所設，但經由東漢末期亂世之後，
刺史由原本只有監察職權演變為掌控實權的地方長官。及魏晉之世，中樞及地方在刺史職權上的互相角力，體現出了中樞與地方的鬥爭歷史。魏晉之前刺史官職的演變
刺史的官職設立目的從刺史的字意上可以看出，“刺”有監察之意，“史”便是御史。秦朝時有監御史，又稱監郡御史，負責監督各郡縣官員。西漢初期取消監御史，異姓諸侯被消除後又恢復監御史。漢文帝時不滿監御史對地方監察的力度，另派人員監察各地，但是並未形成特定製度。直到漢武帝時，廢除各地監御史，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即十三州部，每州設立一名刺史，負責監察各州諸郡官員。由此之後，刺史制度確立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州部的確立之初，並非作為行政區劃來設立的，十三州只是為了方便監察而設立的十三個監察區。相應的十三個州刺史，也並非各自州的行政長官。西漢時地方行政長官是各郡國太守，郡縣制下一郡長官為太守，而“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漢時“國”也存在，其長官也同為太守，郡國之間等同。
刺史設立之後，職權是監察地方官員，郡太守被刺史所監察，但刺史並非郡太守的直接上級。
刺史設立之初，並沒有固定的治所，與後世魏晉時期刺史鎮某地的情況不同。相較於刺史，秦及漢初的監御史，在每郡設立，同郡太守一樣，都為每郡固定官員，因此便逐漸因其對郡縣長官的監察作用而引致權勢過大。而刺史並無固定治所，所監察每州又多包括數郡，因此刺史監察地方的制度確立，是中樞壓制地方的勝利。
及西漢之世並未出現刺史亂權的嚴重事例，其職權主要還是行使監察職責，這也是中樞壓制地方的體現。等到王莽篡權後，改州刺史為州牧，並且給予其軍事權力和地方管理權，因此州牧便由原本監察之職變為地方行政和軍事長官。
東漢光武帝時，又改州牧為州刺史，但是給予刺史職權加大，由原本西漢時無固定治所改為有各組固定駐地，由西漢時“六百石”為“二千石”。隨著刺史職權的加大，刺史對地方郡太守、縣令等官職的壓制更為嚴重，這雖然是中樞依靠刺史壓制地方，但卻讓刺史逐漸成為威脅中樞的地方勢力。等到漢靈帝時，聽從了劉焉的建議，改部分州刺史為州牧，給予其王莽時州牧管理地方的權力，至此之後
州牧、州刺史便逐漸成為管理地方的固定長官。雖然官職並非實際的地方長官，但州刺史、州牧卻依舊成為了實際地方長官郡守的直接上級，州郡二級行政劃分開始逐漸確立。由此，刺史的職權完成了原本監察職責為地方行政、軍事長官的轉變。而相應的，原本為監察全國而設立的十三州，便逐漸成為了以監察區域為地方區劃的固定行政區域。
綜上，刺史是中樞為監察地方而設立，但隨著刺史擁有的職權越來越重，便形成了對抗中樞的地方權力。而東漢末期中樞皇權不振，又不得不依靠州刺史掌控地方行政及軍事來拱衛中樞，這便造成了地方州刺史由原來的監察職官變成了固定的地方長官。而州刺史的權勢過大，也形成了對中樞皇權的威脅，漢末地方割據紛紛逐鹿天下，便不伐地方州刺史仗其地方權勢作大的情形。由此來看，從魏晉之前的刺史職權演變，便能看出中樞與地方鬥爭的過程，是先借刺史監察壓制地方，後刺史發展壯大成為地方強勢力量，反而對抗中樞。
魏晉時期都督制度下的刺史職權演變
漢末曹操掌權之後，在州刺史掌控各州軍政之權的基礎上，在原有督軍軍職上設立了“都督”制度。這是是在刺史作為地方長官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又一監督體系。不過，都督是在軍事重鎮基礎上形成，曹丕繼魏王后，設立五大都督區，分別是以曹真都督雍涼，曹仁都督荊、揚、益，曹休都督揚州，臧霸都督青州，吳質都督幽、並。五大都督區各自負責一方軍事，實際上也是對各州的監管，各州刺史雖然掌控州郡軍政大權，但卻受都督所監管。
在都督制度下，刺史承受都督的管轄，這相當於刺史制度設立之初刺史對於郡守的作用。都督制度在曹魏時期，各都督區都督與刺史分別設立，極少情況下才有都督兼刺史的出現，都督所負責的也主要為軍事，並非州刺史的直接上級長官。西晉初期時有“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這是杜絕都督失去其監督地方作用的保證，也是中樞為了控制地方各州，監察地方州刺史的一項重要舉措。
不過，在西晉後期，都督區各都督的權勢逐漸擴大，都督兼所都督各州刺史的情況逐漸增多，都督兼刺史不僅具備了原本都督軍事職權，並且逐漸也負責所都督各州行政之事，由此都督反而成為州長官的上級，都督也就成了州一級的上級官署。不過，都督並未如同州一樣，成為真正的行政區劃，其具有的軍事管轄權限意味更重。
都督兼刺史擁有管轄州郡的權力，另一次含義也就是刺史官職也可能具備都督軍事的權限，不過發展到兩晉之世，
都督掌兵的情況得以確立，如果無都督之職的刺史則不掌控州郡軍事。因此，魏晉亂世，真正掌控一方的實權人物，往往都是加都督之職。如果僅為刺史則不能掌控州郡軍事，是為單車刺史。而都督與刺史職權的區分，便體現出中樞與地方鬥爭的過程。依靠都督掌控軍事，剝奪了原本漢末以來刺史掌控的軍事權力，而掌控軍事權力的各都督，則成為對各州刺史的限制。不加將軍號不掌軍事的單車刺史，便受制於擁有軍事管控權力的各都督。不過，依靠都督掌各州軍事來壓制州刺史的弊端顯而易見，擁有一方軍事大權的都督，往往成為對抗中樞的主要力量。東晉時期擁有荊州軍事的都督刺史，順流而下對抗中樞的情況發生數次，可見依靠都督掌軍事來限制州刺史的勢力，並不能解決中樞與地方的矛盾。
魏晉持“節”制度下的州刺史職權演變
曹魏以來的都督都持“節”，都督職權也各有不同分級，都督諸軍事最高，監諸軍事次之，督諸軍事再次之。而持節都督因持“節”不同，便擁有了不同的職權。 西晉之後，假節、持節、使持節和假黃鉞的權限都各不相同。假節都督只能在戰時殺違反軍令之人，權力最低；而持節都督則可以殺無官職之人，並且戰時可以殺二千石以下官員；使持節都督可以隨時殺二千石以下官員；假黃鉞則可以殺節將，即假節、持節和使持節。
州刺史與都督、持“節”之間的關係：州刺史可都督軍事，也可為單車刺史不都督軍事；而都督都持“節”，以掌權其受到皇權重任，只是持“節”各不同，最低為假節，最高為假黃鉞；而刺史與持“節”之間的關係，都督軍事之職的刺史必然能持“節”，但也有持“節”刺史並不加都督的情況存在。
由此來看，持“節”制度可以理解為在刺史制度和都督制度基礎上，中樞對於地方權力的補充，利用持“節”的節將來限制地方刺史和都督。持“節”的節將擁有節制不同職級官員的權力，是其限制州刺史及都督的重要保證。但持節高低並不影響都督軍事之權利，這也可以出現都督多州軍事刺史，受制於持節較高都督的情況出現。都督限制州刺史，不同持節節將限制各都督及刺史，由此形成了一套中樞對抗地方刺史、都督的監察體系。
不過，無論都督還是持“節”都是在皇權強勢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其監管地方的作用，一旦中樞皇權受到破壞，州刺史的職權往往能夠不受都督和持“節”管控，依舊能夠形成對中樞皇權的壓制。東晉時期皇權不振受到士族門閥壓制，因此州刺史往往有都督軍事職權，而持“節”高低往往只為體現儀式及地位，雖仍有實際權柄，但都是水到渠成之時的封賞，已經缺少了節制官員的作用。相應的都督的作用，雖然未能如州一樣，成為具體的行政官署，但其對於軍事力量的管轄，在魏晉時期依舊受到沿用。在東晉皇權不振之時，反而州刺史基本都加都督，州刺史又成為兼具軍事和行政的地方實權人物，州刺史也就又有了威脅中樞的實力。
總結
刺史職權的演變，體現了不同時期中樞和地方鬥爭的歷史。東漢末期，刺史成為地方軍政長官，有了威脅中樞的實力，這是刺史職權的擴大過程。而等到曹魏時，基於軍事目的的考量，設立都督制度，用軍事力量來限制各州刺史。都督掌軍事，刺史掌民政，這是州刺史權力的削弱，因而中樞形成了對州刺史的壓制，也就能夠壓制地方勢力的崛起。在都督權勢逐漸擴大，甚至有了掌控多州軍事、行政事務的趨勢之後，利用持“節”不同的節將，來對不同品級的官職形成節制。這是中樞用以對抗地方權勢過重的考慮。
不過無論利用都督還是持“節”來限制州刺史的權勢過重，離不開保證都督和持“節”基礎的皇權的強大，如果中樞皇權沒有足夠的力量形成對地方的威懾，那麼都督和持“節”便失去了其監察和限制地方州刺史的作用。皇權不振，州刺史的職權重新增強，都督和持“節”反而成了州刺史提高自身勢力的便利條件，進而形成對中樞皇權的威脅。
綜上所述，利用刺史來監察地方，利用都督來剝奪刺史軍權，利用持“節”來限制都督和刺史等官員，都是中樞壓制地方的鬥爭過程。 相對的，如果中樞皇權無法形成對地方勢力的壓制，刺史便依仗其監察職權形成地方對中樞新的威脅。而等到中樞皇權想要利用都督管控軍事的作用來限制刺史，州刺史借都督兼刺史的機會獲得軍事職權，再次出現地方威脅中樞的情況。皇權利用持“節”不同來節制都督和州刺史等地方官員，仍然因中樞不振導致壓制地方失敗、總而言之，沒有強有力的中樞皇權，都督和持“節”都無法形成對州刺史的節制，也就無法實現中樞對地方的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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