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是攪動了幾代中國人的一個沉重話題。
不能說國人不懂這事的利害關係，也不能說國人在此事上沒有下本沒有投入。
反之，是國人在這方面主觀與客觀都投入的太多了，甚至是多次集體被騙，蒙受了多次恥辱，徹底傷心了。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國人都不願提及此話題，好像談到此事結果只能自取其辱一樣！
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轉機。
特別是IT的主要戰場轉移到了智能手機領域，未來的終端主要產品形態聚焦在這個領域，原來的PC逐漸淡出了主角，讓位給了手機。
所以，現在談論“中國芯”也將聚焦在智能手機芯片，或者更直接一些聚焦在5G芯片領域。
當然，為了汲取足夠的歷史教訓，我們仍然要回顧以前芯片的歷史，我們希望“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這樣，我們主要會討論如下幾個問題：
- 國人在中國芯方面的辛酸血淚史
- 為什麼我們這方面走了這麼大的彎路？
- 在5G芯片領域國人開始看到了希望
- 我們的“中國芯”離夢圓還有多遠？
國人在中國芯方面的辛酸血淚史
說到芯片，就要說到集成電路，說到集成電路就要說到半導體。說到這些玩意兒，國人一般的認知一定是：還用說？哪塊都很落後唄！
可是如果我們說：其實在認知上甚至實操上幾乎與世界同步！
大家一定不會相信。但這確是事實！
世界半導體產業的起步是上個世紀50年代，那時新中國成立不久，在中科院應用物理所裡有個“半導體研究室”，那就是新中國第一個研究半導體的機構。
應該說是與世界幾乎是同步的，就是晚也沒晚幾年。
當時主持此項研究的科學家叫王守武，他是留美博士，也是建國後第一批迴國的科學家之一。在他的領導下，拉出了中國第一根鍺單晶、第一根硅單晶、研製出第一批鍺晶體管。
後來，擔任中科院半導體所所長、中科院第一家晶體管工廠廠長研製出第一批半導體集成電路。
再後來，他與北大物理系的黃昆教授等人聯手，開設了國內第一門半導體物理課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半導體行業人才。
但由於認識與投入的差距，我們的集成電路產業還處於很原始的水平。特別是認知上的差距甚大，當時的一位主管領導就曾關切地問：“你們一定要把大規模集成電路搞上去，一年行嗎？”
這就是一個相當幼稚的問題。
也不難理解，當時中國正處於“大躍進”時代，天天“放衛星”，什麼糧食畝產達到“一萬斤”，小孩坐在田裡麥子上都掉不下來。工業領域大鍊鋼鐵，幾年內要超英趕美！
到了科研領域，領導提出一年把“集成電路搞上去”也是很自然。殊不知，我們與世界上的差距已經很大了。
到70年代末，用王守武的話說：“全國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相當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1/10。”
到了80-90年代，中國半導體行業已經大幅落後於美日，甚至逐漸被韓國、臺灣地區超過。
就這樣，原本在起步時差距不大的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後來形成了至少20-30年的差距！
為什麼我們這方面走了這麼大的彎路？
為什麼我們在起步時差距很小，到後來形成了20-30年的差距？我們不得不追究到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們對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的整體認知很不到位。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個偽問題。
新中國成立不久，整個工業幾乎都是從零起步。一切都是百廢待興。你指望在一片廢墟基礎上，唯獨對某個新技術領域有足夠的認知？那也是痴人說夢！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軟肋：建國前的基礎就很差。
這點不要說與歐美比，就是跟日本比也有很大差距。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突然崛起，用了很短時間，就從一個與中國幾乎同樣的落後封建國家，晉升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
在二戰前，他的工業水平與科技水平已經接近國際水平。
二戰後，在美國的扶持下，迅速恢復了工業。
到了50年代，在工業與科技領域再次達到或接近國際水平。當時成立的索尼公司，就是從半導體起步。幾年後就在世界上首次研製出晶體管收音機；而像東芝與日立等幾家大型電子企業，很快就成長為世界頂級的半導體-集成電路企業。
二是人才方面的差距。
前面我們提到中國的半導體鼻祖王守武。的確，他是國人的驕傲。有了他，我們可以說起步與國際差距不大。但畢竟我們只有一個王守武，美國同時期像王守武這個級別的科學家可能有數百人，後面的研發團隊有數萬人。
我們在人才方面的整體差距太大了。
前面我們也提到了王守武與北大物理系的黃昆教授等人聯手，開設了國內第一門半導體物理課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半導體行業人才。可是，靠幾個老師要培養出數百個同級別的人才，沒有幾代人的努力怎麼可能？
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差距！
一個產業要想追趕上去，首先是人才要追趕上去。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一切都是空談。
三是國家產業政策方面的失誤，這也是我們不得不總結的慘痛教訓。
80-90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此時我們對以集成電路為核心的電子工業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也開始對此領域進行了大規模投入。可是在產業政策方面出現了重大偏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撥改貸”政策。
所謂“撥改貸”的意思不難理解，就是把撥款改成了貸款。
以前國企拿到政府財政撥款，用於技術改造，企業利潤上繳國家財政；而改成企業向銀行貸款後，企業又要支付高額利息，利潤還要上繳國家，電子工業企業很快陷入虧損困境，幾乎無力投入研發，科研經費佔GDP比值從2.3%以上，驟然降到0.6%以下。一些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熬不住就破產倒閉了。
這樣做從理論上似乎有理，意思是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但問題就是出在這裡。制定政策者只簡單地考慮到理論問題，卻極大地忽略了中國的國情，忽略了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條件與基礎。
就好比面對一個原本就很虛弱的病人，醫生不顧病人的體質就盲目地下了“猛藥”，結果肯定是沒治好病，反而把病人治死了。
在這個政策引導下，出現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80年代初，全國33個單位引進各種集成電路生產線，累計投資13億元，最後建成投產的只有少數幾條；一窩蜂引進國外淘汰的生產線，卻一再陷入“引進-建廠-投產-落後-再引進”的惡性循環；最後我國芯片產業只留下了一座勉強算合格的上海華虹。
2017年，全球芯片代工廠的市場份額排名中，華虹排在第9，市場份額1.4%，而排第一名的臺積電佔55.9%。
四是在“有病亂投醫”思維指導下的“芯片騙局”。這是中國芯片領域最黑暗也是最恥辱的一頁！我們為了總結教訓，不得不再次揭開這段歷史“傷疤”。
在21世紀世紀之交那些年，IT領域的核心技術進入空前壟斷狀態。當時的核心產品還是PC與服務器，在這個領域，CPU芯片是英特爾的天下，OS操作系統是微軟的天下。二者為了強化壟斷地位，乾脆結成了WinTel同盟，兩家一起控制了90%的電腦市場。
這種壟斷地位不但中國人無奈，就是歐洲人日本人也無奈。
他們也不是沒有努力，歐洲日本都做了很多努力，特別是日本人是非常不服氣的，他們當時在非處理器芯片領域一直是世界老大，可唯獨在處理器領域輸給了英特爾。他們多次嘗試研發自己的處理器，可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出性能更強價格更低的CPU來。即便做出來了恐怕也賣不出去，全世界的PC與兼容機已經全面接受英特爾的CPU，不用他的芯片市場是不接受的。
中國人在這方面也做過很多抗爭，但同樣失敗了。當時聯想已經是中國市場最大的電腦廠商。多年前聯想總工倪光南曾經力主進入芯片研發領域，可是在柳傳志“貿工技”的策略下，聯想放棄了此領域，從此堅定地採用OEM方式，所有核心技術與部件技術全部採用國外成熟技術。
倪光南的技術夢不但沒有實現，連人都被請出了聯想。出局的倪光南“芯片夢”沒有斷，在不同場合一直在呼籲自主芯片。
1999年，加拿大華人李德壘找到倪老師說要做CPU芯片，倪老師就像長期乾旱突逢春雨，驚喜萬分的他立刻答應幫他爭取經費，要一舉拿下國產CPU了！
2001年4月，在倪老師爭取到的幾億國家經費支持下，中國第一片自己設計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號”問世了。
這次是貨真價實的芯片造出來了，承載自主芯片的NC機開始試水市場。
為了支持方舟，北京市政府自掏腰包訂購了幾萬臺NC機，源源不斷的政府採購大單讓李德磊樂開了花。
而很快，國產機器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
倪光南讓NC機上的方舟CPU搭配Linux操作系統運行。但這套組合的“用戶體驗”如何呢？四個字：非常難用。
別人發給你的office文檔，你在NC機上根本打不開，這還怎麼辦公？還有瀏覽器、播放器等13大類50多項bug亟待解決。
在重點推廣NC的學校，一有領導來視察，這些校長就跟領導反映“NC不能用啊，讓我們換PC吧。”
2003年起，NC機開始從政府採購中退潮，方舟芯片銷量大幅下滑，而李德磊覺得錢也賺夠了，不願意再為方舟做軟件生態系統的深度開發，於是不顧倪光南反對，直接宣佈放棄方舟芯片的後續研發，導致方舟3號芯片擱淺。害得倪光南去科技部“負荊請罪”！
2003年2月26日，鏡頭切換到上海。
由市政府和信產部共同主持的評審會盛大召開，對陳進開發的“漢芯1號”進行測評。測評結果是“漢芯1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隨後大筆科研經費與各種榮譽接踵而至。
可是三年後在知情人的舉報下，說測評的那款芯片根本就不是陳進團隊自己研發的。乾脆就是買來的摩托羅拉芯片，磨掉了人家的標誌換上自己標誌而成的。
此事一經查實，在IT界引起軒然大波！
一個拿到了國家大筆經費以及獲得各種榮譽地位的所謂人才，居然騙過了所有專家的眼睛，完全以造假手段憑空捏造出了“自主芯片”。
此事件真是破了中國科研造假的最高紀錄，在中國IT研發史上留下了最可恥的一筆！
總結國人在芯片領域走過的“彎路”。如果說前面三條（認識、人才、政策）還算是前進路上正常失誤，那最後一條“芯片騙局”則純粹是扭曲到頂的產物了。這裡面有幾個問題值得嚴重反思：
第一，急於求成的思想讓別有用心者鑽了空子。倪光南在李德磊案子上明顯失誤就是源於此。他太希望有個專業的團隊搞出他想要的結果了。先不說李的人品問題，就是從專業水平來說，並非從國際頂尖芯片企業出來的人，要想在短期做出成熟的CPU芯片幾乎是不可能的。
倪老師搞錯了一個概念：做出一個實驗室產品與做出大批量經過嚴格工業測試的合格產品完全是兩回事。
第二，被全社會的急功近利風氣影響不做紮實工作。在陳進的案子上就是這個問題。
陳是學計算機芯片的，他能設計出芯片原型應該沒問題。而那是任何一個學計算機芯片的本科生都應該能達到的水平。與前面問題類似：能設計原型與設計出可通過嚴格測試的芯片是兩回事。陳根本就沒打算走那條艱苦實驗的過程，乾脆就直接買來成熟芯片“頂包”完事。
第三，片面強調“自主知識產權”忽略科研與技術發展規律。這個問題更嚴重一些。因為它與李陳沒有直接關係，更多是倪光南與參加鑑定專家的觀念問題：“自主知識產權”的概念本身沒問題，問題在於當國家的整體科研水平與工業水平都很差時，片面去強調“自主知識產權”就會進入陷阱。一是極容易被別有用心者鑽空子；二是完全忽略了科研與技術發展的客觀規律，總是試圖跳過艱苦與漫長的研發過程，直接拿到科研成果。這是被無數鐵的事實所證明是走不通的路。可是我們的“科學家”們為了得到漂亮的“概念”，卻忽視了科研發展規律，最後結果只能的白白浪費掉國家大量且有限的科研經費，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這種事情太讓人痛心了。
總結這些教訓，目的就是希望在以後的發展道路上不要再重複這些錯誤！讓我們的技術發展更順暢一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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