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162年，宋高宗將皇位傳給養子趙昚，是為宋孝宗，孝宗素有恢復中原之志，在完顏亮南侵之時，就曾主動提出要領兵殺敵。繼位後，他不顧太上皇趙構和部分大臣的反對，發動了“隆興北伐”，宋軍在取得了幾次小規模勝利之後，大敗於宿州。在金軍的強大壓力面前，南宋與金簽訂了“隆興和議”。此後，雙方之間大規模的戰爭基本停止，宋金雙方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局面。

隆興合議

在此期間，雙方在經濟、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流不斷擴大。而作為雙方經濟貿易交流的象徵，榷場的設立為雙方之間的貿易往來提供了渠道。但圍繞“榷場”貿易，雙方也展開了一系列的看不見的“戰爭”。

宋孝宗

一、宋金雙方對於榷場貿易的管理：從法律層面約束和限制貿易行為

所謂“榷場”,即“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由此可見,成立榷場的目的就是要盈利。為此,宋金兩國都制定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以規範貿易行為,保障國家稅收。

榷場往往是和則開，戰則止。為了便於管理，南宋與金都制定了相關的法律，約束和限制榷場中的貿易行為。為了從金國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南宋先後在盱眙軍、光州光山縣中渡、隨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鎮、天水軍等處設立了榷場，金國也在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等處設立榷場與南宋貿易。

宋金邊境榷場

為了達到“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的目的，南宋千方百計地謀求在榷場貿易中獲得利潤。南宋為了在貿易中贏利，規定：南宋商人貨物價值在百緡以上的，不允許去金國榷場，必須留在本國榷場中與金人貿易。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將大宗的對外貿易限制在本國之內，以增加稅收。

貨物價值在百緡以下的商人，先要在本國榷場中留一半貨物，之後再以十人為一保赴金國榷場貿易，而且，“五日一次，遇有過淮客人，具人數姓名赴措置司，每名請牌子並空名關子各一，赴本場批鑿貨物名件，付客人收執，侯過淮，從本渡拘收牌子，赴軍回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兩國貿易中，南宋有意製造貿易順差，在放任本國中小商人與對方自由貿易的同時，將大商富戶限制在國土範圍之內，來吸引對方商人過界交易。金國也是如此宋孝宗時就曾有人指出：“北界商人未有一人過襄陽榷場者”。

榷場內的貿易情況

為了加強對榷場的管理，南宋曾規定：“總領兼提領官、知軍兼措置官、通判兼提點官。榷場置主管官二員，押發官二員。主管官系朝廷差注，押發官從措置官闢差。”乾道三年（1167）六月二日，宋孝宗下詔：“盱眙軍改兼措置榷場，通判改兼提轄榷場，自是守悴依此”

此外，南宋為了獲得自己需要的商品，不惜由政府出資，高價在榷場收買。隆興二年（1164）二月二十一日，宋孝宗下詔：“令四州總領所措置樁辦錢一百萬貫，招誘商販乾薑、絹、布、茶貨、絲麻之類，增直收買。仍委宣撫司同本所措置，於近邊置榷場博易軍須等物，應付支用。”乾道三年（1164）三月十一日，南宋政府曾下令將隨州棗陽鎮榷場移至襄陽府鄧城鎮，“總領官司、漕臣提領措置，依例支降本錢五萬貫，於湖南總領所支撥，令用博易物色匹帛、香藥之類，從朝廷支降，付場博易”。這種大宗的經濟同樣刺激了兩國的商業貿易。

榷場交易

針對金國在貿易中的誘惑行為，南宋政府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應對。南宋政府規定，南宋商人“前去泗州榷場博易，每甲不得過十人，貨物不得過三百貫。”還規定：“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帖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南宋企圖通過縮小貿易額、增加商人貿易成本的辦法來減少金國獲得的利潤。然而，這兩種違背經濟規律的行為沒有從根本上遏制兩國商人的交往，由於利益的驅動，商販敢於鋌而走險，蔣州之西有個地方叫鄭莊，走私活動最為猖獗，“以歲計之茶不下數萬引，牛不下六七萬頭錢寶則未易數計。”為了杜絕走私活動，增加國家稅收南宋政府“累降指揮，禁止沿淮私渡博易物色。’’。然而，“幾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走私活動相當猖獗。

二、宋金兩國榷場貿易中的交流與鬥爭

榷場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日用品、各地區的土特產和本國缺乏而急需的商品。如茶葉方面,“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在榷場貿易中,金向南宋輸出的商品主要有解鹽、絲、綿、絹、藥材、糧食、羊豕、兵器和馬,其中兵器和馬是嚴禁貿易的走私品。據《金史》記載：“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榷場及界外歲採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一切禁絕之。”南宋向金輸出的商品主要有茶、米、絲、絹、麻、虔布、蘇木、陳皮、水果、姜、書籍、兵器和人口，其中牛、兵器、書籍和人口屬於走私品。據《金史》記載：“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焦乾三百個、蘇木千斤、溫柑七千個、橘子八千個、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這些只是金泗州場記載上供給金世宗享用的數額，宋金榷場的貿易額應遠高於這個數字。

宋金對峙局面

宋金之間的榷場貿易數額相當大，兩國因此獲得的稅收數額也相當可觀。據《金史》記載：“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南宋每年獲得課稅四萬三千貫…，數量也相當可觀。

銅幣作為貨幣，同樣是宋金雙方榷場貿易中主要爭奪的商品。由於南宋在當時世界上是經濟強國，南宋的銅錢就具有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性質。一些國家“得中國錢，分庫貯藏，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辦非銅錢不售。”

南宋銅錢

在榷場貿易中，金國十分注意吸引南宋的銅錢。金國原本沒有鑄幣，海陵王完顏亮時始鑄幣“正隆錢”，但數量不多，金國主要還是使用南宋的銅錢。為了防止本國的銅幣外流，金國法律規定：榷場貿易中“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金國的“正隆錢”

為了吸引南宋銅錢，金國採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在榷場貿易中使用短陌。南宋官方以77為足陌，金在與南宋貿易過程中，“有以60為百者”， 因此，1貫宋錢（770文）到了金國，至少可以當1.3貫使用。這對於南宋商人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乾道三年（1167），有人指出：“聞於光州棗陽私相交易，每將貨來，多欲見錢，仍短其陌，意在招誘，嗜利奔湊者眾”。 淳熙五年（1178），京西漕司主管官張廷筠上奏孝宗說：“聞唐鄧間錢陌，以一二十數當百……乞嚴賜禁止。”

串起來的銅錢

第二，降低物價。金國佔領的中原地區盛產絲織品，由於數量多，因此價格便宜。乾道五年（1169），樓鑰隨團出使金國，曾問起金國絹的價格，“好絹每匹二貫五百，文絲每兩百五十文，（並六十陌）”。。以60為足陌計算，,2貫500文合1貫500文足，按南宋77為陌計算，約合1.93貫，要比宋絹便宜。因此，南宋商人更願意去買金國的絹，金正是利用這方面的優勢來吸引南宋的銅錢的。

南宋為了防止銅幣外流，解決錢荒問題，曾多次申明“銅錢之禁”。其一，在兩淮，“嚴禁銅錢過界”。其二，對於洩露銅錢機密的官員，也會給予嚴厲的處分。史載：“（官員）如有違犯透漏錢銀，事發到官，並不許引用蔭贖，依無蔭人斷遣”。然而，“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條法，公然般盜出界，不可禁止”。

在反覆重申“銅錢之禁”的同時，南宋政府還下令在邊境地區使用鐵錢，以防止銅錢外流。乾道元年(1165),南宋政府下令,在宋金交接的兩淮路、京西路以及荊門一帶,以鐵錢替代銅錢,作為流通貨幣,把江北銅錢,“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

南宋鐵錢

乾道二年（1166），南宋政府又在兩淮地區發行紙幣，稱為“淮交”。此後，南宋又在荊湖北路發行了“湖會”。淳熙七年（1180）宋孝宗又下詔：“京西州軍並用鐵錢及會子，民戶銅錢以鐵錢或會子償之。滿二月不輸官，許告賞。”南宋政府費盡心思保護銅錢不向北流，但是，由於利益的驅動，銅錢北流的趨勢始終沒有得到遏制。

南宋的紙幣：會子

三、“榷場”貿易意義：不止於經濟層面

儘管榷場貿易受到政治、軍事等因素的制約，榷場的開設與關閉隨雙方和戰關係而定，其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從榷場貿易對於增加兩國的收入、加強經濟交流、維護雙方和平具有積極作用，即使偶爾有商人誤犯邊界，也不會因此事被治罪。史載：大定十三（1173）年正月，“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上日：‘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南宋與金之間的榷場貿易有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確保了兩國之間處於一種相對穩定平和的狀態當中，使得戰爭的緊張氛圍得以彌合。在這種經濟方式當中，文化的不斷交流融合，使得各民族逐漸有了較為統一的文化認同感，為以後大一統國家的構成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礎。

《金史》

《宋會要輯稿》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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