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一個小說家的自傳》
內容簡介
《事實：一個小說家的自傳》是菲利普•羅斯“羅斯系列”的第一部。小說以“我”羅斯與祖克曼（作者創造的第二個我）一去一回兩封信為開頭和結尾，中間分五個部分：序幕、安全的家園、喬學院、我夢想中的女孩、現在我們也許可以開始，追溯“我”從猶太小鎮男孩變成功成名就小說家的人生軌跡。小說在嚴格的非虛構敘事下，呈現出一個“未經修飾”的“羅斯”——一個初露頭角的藝術家、學生、兒子、情人、丈夫、美國人、猶太人，開誠佈公地探討了小說和自傳的關係：有多接近就有多遙遠。
熱衷於自我分裂的羅斯這次進入“自我消解模式”，公然挑釁讀者：“我寫虛構小說時，你們說這其實是我的自傳，當我寫自傳時，你們說這簡直是虛構小說。既然你們那麼洞若觀火，而我那麼混淆不清，是真是假，就讓讀者去想想吧。”
菲利普•羅斯（1933-2018），美國小說家，出生於新澤西州紐瓦克市。1959年憑藉處女作《再見，哥倫布》受到矚目，此後筆耕不輟，獲獎無數，贏得國內外的高度認可。 2012 年宣佈封筆，一生共創作 29 部小說，代表作有《波特諾伊的怨訴》《鬼作家》《薩巴斯劇院》《美國牧歌》《人性的汙穢》等。
書籍摘錄
序幕
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驚訝地發現父親獨自一人坐在廚房小桌旁。他一天的工作時間通常開始於早上七點，晚上下班往往要拖至十點。那天他突然要去醫院割闌尾，收拾好了一隻包裹在等哥哥桑迪和我放學，叫我們不必驚慌。他向我們保證“沒事的”。我們清楚，早在一九二〇年代，他的兩個兄弟都死於闌尾切除術的併發症。那一年，母親是我們學校家長教師聯誼會的主席，正好在大西洋城過夜，為了參加全州範圍的家長教師聯誼大會，這頗不尋常。在父親打電話到酒店告知她後，她立即準備回家。我相信，一切都會迴歸正常。媽媽的治家才幹可與《魯濱遜漂流記》的主角相提並論；她護理我們戰勝所有的疾病，即使在弗洛倫絲·南丁格爾那裡，我們也得不到更好的照料。事事都會在妥善的掌握之中，那就是我家當時的慣常狀態。
那天晚上，當她的火車緩緩駛進紐瓦克車站時，外科醫生已打開父親的腹腔，看到的情形一塌糊塗，開始為他的康復感到絕望。他才四十三歲，就上了病危名單，存活率低於百分之五十。
只有大人才知道當時情形有多糟糕。我和桑迪被允許繼續相信，父親是堅不可摧的——結果，我們的信念還真靈驗。儘管父親多情善感，極易陷入頑固的憂慮，但他的人生標記仍是他東山再起的毅力。我親密相知的人士中——除了哥哥和我自己——真還沒人能比得上他。他情緒的跌宕起伏，幅度既大，速度又快；他對各種事物認真在乎；遇上嚴重的挫折，坦然地承受折磨；等挫敗感漸漸平息下來，他又積極攀爬回去，收復失地，再次向前。
他因新近問世的磺胺粉劑而獲救，該藥開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用來救治戰場上的傷兵。無論如何，倖存的過程仍是一段可怕的考驗。近乎致命的腹膜炎令他非常衰弱，一連十天的打嗝更是雪上加霜。那段時間他無法入睡或進食，體重掉了近三十磅。在我們的眼中，他皺縮的臉龐簡直就是我們老祖母的拷貝。他和兄弟們都崇拜自己的母親（對父親——一名話不多、專斷、冷漠的新移民，在老家加利西亞時學做拉比，來美國後一直在帽廠工作——則懷抱比較複雜的感情）。伯莎·羅斯是一名簡單善良的鄉村女子，既不鬱鬱寡歡，也不牢騷滿腹。但她日常的面部表情顯示，她對安逸的生活從不抱任何幻想。父親的長相與祖母的神似，這點要到他八十多歲時，才再一次詭異地呈現出來。其時，他陷入了一場生死博弈。這位體格尚算健康的老人，外表上的堅不可摧已被剝奪，只剩下一臉茫然。他的視力問題或行走困難，嚴重損害了他獨立自主的能力。但更主要的是，他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擁有意志力；在過去，意志力一直是幫他排憂解難的卓越助手。
他在紐瓦克的貝斯·以色列醫院足足躺了六個星期，出院坐車回家後，儘管有我們的攙扶，卻幾乎無力爬上我們二樓公寓並不太高的後梯。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個寒冷的冬天。透過窗戶的陽光照亮了父母的臥室，桑迪和我進來問候，既害羞又心存感激，為他的無助感到震驚。他有氣無力地坐在角落裡一把孤獨的椅子上，看到我倆時再也無法自控，開始抽泣。他還活著，陽光明媚，他的妻子不是寡婦，他的兒子仍有父親——家庭生活可以重新開始。一個十一歲小男孩無法理解父親的眼淚，這一點都不復雜。他心裡非常清楚，但我當時實在看不透，難道還會有不同的結果嗎？
我知道，在我們的街坊中，只有兩個男孩的家裡少了父親。在我眼中，他們的不幸不亞於當時的一名盲人女同學。她曾來我們學校一段時間，全靠他人的朗讀和引路。沒有父親的男孩似乎與眾不同，在他們的父親去世後，他們留給我的印象有點可怕，甚至帶點禁忌。其中一個是模範服從者，另一個是麻煩製造者。他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與他們父親已經死去的事實有關。這種想法儘管天真，但很有可能是正確的。
我不知道街坊中有離婚家庭的孩子。除了在電影雜誌和小報的頭條新聞中，離婚是不存在的，肯定不會出現在像我們這樣的猶太人中間。猶太人不離婚——不是因為猶太法律禁止離婚，而是因為這是猶太人的生活方式。沒有猶太父親喝醉回家，毆打自己的妻子——在我看來，我們的街坊就是猶太人的街坊，從沒聽聞此類軼事——也是因為這是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在我們的意識中，猶太家庭是不容侵犯的避風港，它對抗一切威脅，不管是個人孤立，還是非猶太人的敵意。它被認作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團結堡壘，無論有多少內部的摩擦和衝突。聽吧，以色列，家庭就是上帝，家庭就是一個整體。
不可分割的家庭是第一條誡命。
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當父親的弟弟伯尼宣佈，打算與育有兩個女兒、相處近二十年的妻子離婚時，母親和父親都驚呆了，彷彿聽到他犯了命案。伯尼如果真的殺了人，被關進監獄，儘管這是可憎和費解的罪行，但父母仍可團結在他的背後。但是，當他打定主意，不僅要離婚，還要去娶一名更為年輕的女子，他們的支持馬上倒向“受害者”，即弟媳婦和侄女們。由於他的罪過，即違信於自己的妻子、孩子、家族——拋棄他作為猶太人和羅斯家族一員的職責——伯尼受到幾乎一致的譴責。
時過境遷，離婚並沒摧毀任何一個人，家庭的分裂才得以慢慢癒合。事實上，伯尼的前妻和兩個女兒，雖因家庭解體而忍受痛苦，卻從沒像其他親戚那樣地憤憤不平。很大程度上，癒合的成功歸功於伯尼本人，他比審判他的大多數親戚更善於外交。另外一個原因是，對父親來說，家庭團結的必需和家庭歷史的紐帶，戰勝了他喜歡勸誡他人的本能。不過要到四十多年後，兩兄弟才張臂擁抱，以一個明確無誤的行為，來昭示他們無條件的和解。這發生在伯尼去世的數星期前，他已七十多歲，心臟急速衰竭，沒人指望他能活多久，包括他自己。
我開車帶父親去看伯尼和他的妻子露絲，他們的公寓坐落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一個退休村，離我家二十英里。這一次輪到伯尼換上他那堅忍老母親的小臉開門讓我們進來時，他的容貌就呈現出這一神似。一遇到這樣的困難時刻，它似乎會在所有羅斯兄弟的臉上出現。
通常，兩個男人見面時握個手就行了。但當父親步入走廊，大家一下子變得心知肚明： 伯尼的時間不多了，幾十年的分隔追溯到最初，那時兩人都還是父母膝下的小兄弟。於是，握手被有力的擁抱替代，持續整整幾分鐘，兩人都熱淚盈眶。他們似乎在說再見，跟已經過世的人，也跟對方。他們是嚴厲的制帽匠森德和冷靜的伯莎倖存下來的最後兩個孩子。伯尼安穩地靠在哥哥懷裡，似乎也在向自己告別，沒有丁點的防範、抵抗、反感，甚至沒有回憶。兄弟倆之間儘管有差異，但都深切感受到同樣的親情煎熬；所憶起的一切都是沉澱下來的純真性情，簡直叫人難以承受。
父親回到車上說：“上一次這樣擁抱，我倆還只是小男孩。我的弟弟快死了，菲利普。他坐在嬰兒車裡，我曾推著他到處閒逛。我母親和父親共養育了九個孩子，我將是最後一個。”
在開車回到我家（他就睡在我家樓上的後臥室，聲稱每次都能像嬰兒一樣倒頭就睡）的途中，他重述了他五個兄弟坎坷的人生——破產、疾病、親家爭執、婚姻糾紛、不良貸款、子女麻煩、他們的高納里爾、里根、考狄利婭（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中國王的三個女兒。）。他還憶起他唯一的妹妹的殉難，以及她和所有親戚所承受的苦楚，她的簿記員丈夫喜歡賽馬，因貪汙坐牢。
我並非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他的知識的表達形式就是敘事，但他的敘事內容從不豐富： 家庭、家庭、家庭，紐瓦克、紐瓦克、紐瓦克，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有點像我自己的敘事。
作為一個孩子時，我曾天真地認為，我永遠有一個父親，現實似乎證實了這一點。我們有時相處得尷尬，很容易發生分歧和誤解，雖有不同的人生經歷，卻有同樣的不耐煩和任性，相互碰撞，徒增緊張，外加男人的笨拙。儘管如此，我與他的聯繫仍無所不在。更重要的是，現在，他不再以鼓起的肱二頭肌和道德約束來攫取我的注意力，也不再是我必須抗衡的龐然大物——我自己也在漸漸步入老境——我變得能夠享受他的笑話，握著他的手，關心他的健康，以自己十六、十七、十八歲時所憧憬的方式來愛他。當年，既要與他打交道，又覺得牴牾迭起，這種形式的愛是不可能的。由於他所承受的特殊負擔，以及他在無法自選的制度中的掙扎，我對他素來懷揣尊敬。在我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猶太男孩需要扮演一個神話角色——成為父親未能成為的英雄人物——我可能已獲成功，只是沒有通過預定的途徑。我遠離家人將近四十年，現已做好準備，極欲充當一名最有愛心的兒子。然而，他卻拾起了另一日程，就是為死做準備。他嘴上不說，可能也不作此類的思考，但這就是他眼前的工作。他會盡量求生，但一如既往的，很清楚什麼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
為死做準備不同於嘗試自殺——事實上可能更難，因為你在試圖做的，卻是自己最不希望發生的。你懼怕它，它又客觀存在。這份工作必須完成，沒人幫忙，全憑自己。過去幾年中，他已有兩次在鬼門關外徘徊，突然在兩個不同的場合病得很重。我當時一年中有一半時間住在國外，趕緊飛回美國，發現他如果沒有椅子的支撐，幾乎無力從沙發那兒走到電視機前。醫生每次為他做細緻的檢查，都找不出病因，他仍舊每天晚上上床，做好第二天早晨再也醒不過來的準備；醒來之後又需要足足十五分鐘，讓自己在床沿上坐起來；接下來的剃鬚和穿衣，還得花費整整一個小時；然後，天曉得是多久，他傴僂著坐在一碗麥片粥面前，一動也不動，全無食慾。
我和他都認為，這可能就是他生命的終點，結果他卻沒死成。經過數星期，他得以恢復體力，再次成為早先的自己，厭惡里根總統，維護以色列，打電話給親戚，參加葬禮，寫信給報紙，咒罵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1925—2008）,美國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家。），觀看《麥克尼爾·萊勒》（MacNeil-Lehrer，美國公共電視臺的著名新聞談話節目。），告誡已成年的孫子，鉅細無遺地回憶離世的親人，正確無情地——全是自告奮勇的——監督善良的同居女子的熱量攝入。儘管有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欠缺，他曾在保險業取得顯著的成功；相比之下，現在嘗試死去，似乎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當然，他最終也會成功——儘管對分配在自己名下的每一份工作都盡職盡責，但很明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不過，他的遭遇從來都不簡單。
毋庸置疑，我與父親的聯繫，從不像我與母親的紐帶那樣有形、能帶來身體上的愉悅。她的身軀已化成一件光滑的黑色海豹皮外套，而幸福地鑽進這外套取暖的，就是我這個最年幼、享有特權、受到溺愛的小男孩。那是一個冬天的星期日——我們每半年去一次曼哈頓的無線電城音樂廳和唐人街，父親正開車把我們送回新澤西的家。我好比一頭無以名狀的小動物，冠上了已逝外祖父的名字；又好比仍處原生狀態的小男孩自身，正在學習如何掘穴藏身；通過每一根神經末梢，與母親的微笑和海豹皮外套相連。而父親徹底的盡責、不懈的勤奮、不通情理的固執、苛刻的怨恨、幻想、無辜、忠誠、恐懼，也都是我的原型，讓我成為今日的美國人、猶太人、公民、男人，甚至作家。活著本身就是以她的菲利普活著；但在與動盪世界的碰撞中，我的歷史仍要以他的羅斯開始。
題圖來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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