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外交學者網站的一篇題為《中國問題“專家”和美中關係》的文章受到美國學界的關注與反思，其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上臺以來，對華政策打出的一系列昏招暴露出了美國真正的“中國通”供給不足的問題。反觀中國，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我們對於沿線國家研究與瞭解不足的短板日益暴露出來，而這也就成為了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某種現實阻礙。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世界認識”還停留在認識西方上。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特別是國別與區域研究不僅有極大的不均衡現象與認知空白問題。比如，絕大多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者都聚焦於美國研究，一小部分關注日本以及俄羅斯，只有極少部分研究者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國別的研究中，像巴西、南非、土耳其這樣新興國家的研究者被稱為“熊貓學者”則一點也不為過。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者深入到對象國國內去做紮實田野研究的人也非常少。筆者曾在某會議上聽到這樣的自嘲，“很慚愧，作為一名研究了幾十年的美國研究者，今年是第一次去美國西部”。實際上這反映出我們對於對象國的關注過於粗糙，完全沒有做到“上山下鄉”,對發達國家的研究沒有深入到田間地頭。
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出現了斷層跡象。自從所謂科學主義與量化研究在美國國際關係教學中大行其道以來，對象國的語言教育逐步邊緣化，理論的概括往往凌駕於細緻的田野觀察之上。由此導致一些美國學者也開始懷念費正清、孔飛力那一代“中國通”。事實上，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者也在面臨同樣困境。誠然，近年來國內湧現出了一大批思想活躍且有影響力的中青年國際問題研究者，但不難發現的是在他們當中理論研究者佔了絕大部分，專門從事國別與區域研究學者數量極少，有些國別與區域研究中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層、年齡斷層現象。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面臨的困境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然而，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世界不等於西方，更是讓我們的戰略利益惠及到了非西方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世界政治的研究就需要加大對非西方國家的研究力度。
首先，確保有效的獎勵機制。相比於發達國家的研究，非西方國家的研究更需要大量基礎性資金投入，因此建立有效的獎勵機制是吸引國際問題人才的重要措施。其次，搭建新的交流討論平臺。近年來，各行各業對“國際問題聲音”的需求越來越大，但真正精細化的討論平臺仍然不足，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嚴肅的討論平臺，以此發出中國需要的好聲音。最後，加大與非西方國家研究者的溝通交流。“一帶一路”倡議不應僅侷限於經濟層面的合作，在學術交流方面同樣需要深化，通過邀請沿線國家的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也有助於提升我們對非西方國家的研究欲求。
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改革也將進入深水區，很多問題的解決並非一蹴而就，但我們應該具備做出變化的決心。▲(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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