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人問我在加拿大讀研學的是什麼專業，我總是以“學電影”三個字簡單帶過，一是因為我的專業名字太長，我自己都需要想一會兒；二是擔心這個小眾到全世界就幾個學校才有的專業會引發更多的誤解。
韓寧嬌
加拿大電影保護管理收集專業研究生，現在加拿大某電影發行中心實習
“Film Preservation,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電影的保護、收集與管理。簡單來說，我的專業學習怎樣修復、存儲老到快要腐爛的舊膠片，可是往復雜了說，這個專業卻有學不盡的知識。由於專業課繁重且教授要求嚴格，課程上到最後一學期時，原本九個人的班裡只剩下了六個人。
臨近畢業時，我來到了加拿大某電影發行中心實習。發行中心是個非營利性的組織，收藏著3500多個獨立導演的3700多部電影。它大部分的資金需要向政府申請，其中包括開銷的大頭——房租。發行中心一直處在“居無定所”的狀態，直到2017年底申請到了一個可以永久使用的樓房，才搬到了現在辦公的地方。而我，有機會參與了這次幾千盒膠片的大搬家。
重新清理、歸置這些膠片花費了比預想多得多的時間。儲藏室歸置好後，這裡成了我待的最久的地方。每天，我最主要的工作是檢查需要寄送給各大電影節、高校放映活動等的膠片。這項聽起來簡單的任務，其實需要用到配有支架、把手和背光燈的專業桌子，測量膠片收縮程度的精密儀器，剪切以及拼接膠片的器具，還有手套、酒精、放大鏡等小物件。
發行中心儲存的膠片大多保存完好，每次檢查到小問題也都會被儘快修復，但也有一些被製作出來後就隨意儲存在地下室或者房間裡的膠片，它們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了。
我曾經需要處理的一箱膠片，來自一位在2006年意外去世的加拿大電影導演的私人物品堆。那箱零散的膠片被他的朋友送到了發行中心已有十來年，但因為被定性為“Orphan Film（孤兒電影）”而一直未被檢查、保護。其中損壞最嚴重的膠片已經佈滿了厚重的黴菌。黴菌可以用酒精擦去，但因潮溼等原因造成的膠片的收縮扭曲卻永遠不可逆轉。除了清除膠片上的黴菌、灰塵、油汙等，我們還需要檢查膠片是否有因為放映等原因造成的燒燬和損壞，並根據損壞的程度來選擇補救的方法：較小的破洞可以用儀器和透明膠帶覆蓋；較大的破損就需要切除一到兩幀畫面，再重新進行連接。而所有保護措施的最終原則，就是儘可能讓膠片能保持它的原貌，這是對電影製作者和觀眾的最大尊重。膠片需要在恆溫環境裡保存，儲藏室的溫度通常要比門外低很多。一個人裹著冬衣，耳邊只有轉動膠片卷軸發出的聲音，這時候我的內心會覺得無比清靜。
還記得有一位45歲的志願者，喜歡在工作時與我們侃侃而談。他說，他年輕時做過理財經理，也開過投資公司，在當了三年的全職奶爸後，現在和妻子合開了一家影視製作公司，自己的第一部獨立電影即將公映，用的是“超級8毫米（Super 8mm）”膠片。他告訴我們，觸動到他的只是這城市裡的一座雕像。
他看到，有一個孩子可能是第一次見到雕像，仰起頭好奇地注視著，然後開始在雕像腳下玩耍，然而他卻被母親呵斥了回去，於是孩童懊惱地朝雕像踢了一腳氣鼓鼓地跑開了；他還看到一個流浪的老婦人走到雕像身後，對著它的耳邊開始輕聲呢喃，過一會兒竟然痛哭起來，最後抹抹眼淚拉著行囊離開了。而雕像永遠默默站在那裡，不會給人任何回應，“但是這座雕像每天要經歷多少事啊！”他感嘆。
膠片並不只是一個個冰冷的物件，每一盒都是一個電影人的心血。他們對這世界有著更多的觀察，也有著傾訴的渴望，那些被忙碌的眾生忽略掉的細節被他們一幀一幀地定格，成為了一盒盒沉甸甸的膠片。這上千盒的膠片，很多塵封已久，不知道多久才會被租賃、購買或者放映一次。但是，它們的存在，至少證明了製作它們的人好好感受過這個世界。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讓這些存在的證明，保留得更完整、長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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