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譚徐鋒/文
北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亂世，梟雄與遊士輩出，無數波光詭譎的疑案有待揭示。其中，國民黨領袖宋教仁慘遭刺殺，一時牽動了國民黨與袁世凱當局的紛爭，最終導致初生的民國走向了第一次分裂，號稱民國第一大案，至今依然眾說紛紜，難得確解。
面對百年來的既往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尚小明坦言“過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實是一部失敗的歷史”。
此話初看，似乎有些冒犯，但實際上只是道出了真相而已。由於宋案的特殊性與巨大爭議，對其關注一直都相當多，不過在這些長篇累牘的研究中，其實往往在少量的史料上打轉，既談不上對於已公佈史料的認真考察，更談不上對於新材料的搜尋。由於新式傳媒的鼓吹，一些歷史寫手似是而非的研究更聳動一時，讓人啼笑皆非。
尚小明以為，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問題在於研究者錯將“宋案”等同於“刺宋案”，並嘗試糾正這一偏差。
其新作《宋案重審》，對於案發當時即正式公佈的宋案文獻進行了仔細的梳理，對不少蛛絲馬跡做了深入解讀；並充分利用北京大學歷史系所藏袁世凱檔案，對袁世凱、趙秉鈞在此案中的言行一一解密，澄清了此前包裹在二者身上的迷霧。
該書以為，不能一開始就對袁世凱、趙秉鈞進行有罪推定，首先應該釐清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應夔丞諸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從其中親疏緩急進而探討誰有暗殺宋教仁的動機與時機，並將此前很多誤讀做了剖析，讓人將袁趙與洪應區分開來，在過程的細化中將此案的來龍去脈做了切割與再現
尚小明明確揭示：“宋案”實際上是由收撫共進會、調查歡迎國會團、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低價購買公債以及刺殺宋教仁等多個情節次第演進與交錯進行而釀成的複雜案件，並以極其細膩的考證，將看似毫無關聯的各個情節之間的內在關係徹底揭示出來，將宋案研究推進了一大步。
脫不了干係的袁世凱
那麼，宋教仁是因何而死？是不是很久以來人們所說，因為擋了袁世凱當政的道而慘遭殺害？
是，也不是。
孫中山辭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之後，試圖對袁世凱當總統做出些許限制，不過多為徒勞。袁世凱接任總統，想通過國會選舉正式當選，而國民黨方面則期待通過實行內閣制對袁世凱進行反制，這裡面的急先鋒就是黃興、宋教仁這兩個湖南籍國民黨人。
黃興曾經想鼓動身處武漢的副總統黎元洪與袁世凱競爭總統職位，為此大費周章，但是黎元洪不為所動，甚至走漏了消息。
宋教仁則力主造黨，成立國民黨來與袁世凱抗衡，輿論以為倘若成立內閣制，閣揆很可能是宋氏本人。宋教仁也頗以此自期，縱橫南北，鼓吹其內閣制主張，並時不時抨擊袁世凱當政的問題，指點江山之餘，更有染指新政局的雄心。
這些舉動，袁世凱看在眼裡，記在心頭，如何對國民黨人進行限制，以便今後自己的執政能夠順利而長久，是袁世凱念茲在茲的目標。
於是，洪述祖登場了。
洪述祖在清末即已名動一時，不過江湖上對其風評實在不佳，他儘管有辦事之才，但往往貪小便宜，總是不忘假公濟私，導致官場屢屢失意。
但是這樣一個名聲不佳的洪述祖，卻得到了非科甲出身的袁世凱的賞識，經常引入左右，作為一個能幹的幕僚，為其出謀劃策，甚至有清帝遜位之過程洪述祖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之說，洪述祖自己也以為有再造民國之功。
袁世凱需要收拾一下氣焰日高的國民黨，洪述祖則從中嗅到了可乘之機，主動請纓收集詆譭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國民黨領袖的證據，企圖損壞後者的名聲，進而打壓國民黨的氣勢。
為此，洪述祖迅速與應夔丞聯絡，試圖讓應氏蒐羅證據，以便讓袁世凱的企圖順利實現。
誰也不曾想到，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就收不回來，以至於有了後面的宋教仁被刺慘劇。
洪述祖：利慾薰心的蓄意謀殺
洪述祖對外的角色是總理趙秉鈞的秘書，其實只不過是袁世凱放在趙秉鈞身邊的一枚棋子，趙秉鈞對洪氏並不太信任，因為洪更大程度上是袁世凱的監軍。
為了滿足袁世凱擊潰國民黨競選氣焰，洪述祖四處張羅，應夔丞只是其拋出的一張網而已。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與其說洪述祖聯絡應夔丞是為了向袁世凱報命，不如說他想趁機做一個局，以便為自己撈取更多好處。應夔丞作為會黨中人，也很想從中漁利。
當洪述祖以袁大總統身邊紅人的身份要求應夔丞為其蒐羅國民黨領袖的罪狀時，應夔丞也是將計就計，不惜虛以應付，用虛擬的罪證向洪述祖騙取信任，而且二人為此還達成事成之後如何分成的構想。
當洪述祖將應氏聲稱有國民黨領袖罪狀之事稟報袁世凱，並得到袁世凱稱許能做事之後，應氏所謂的證據卻遲遲未能遞交，原本誇讚洪述祖的袁世凱對洪氏頗有微詞，洪氏原本想從中撈到一杯羹，不想反而被袁世凱嘲笑。
在這一推演之下，他們慢慢形成以針對宋教仁的共識。洪述祖假傳聖旨，要求應夔丞做出激烈文章，並許以“燬宋酬勳位”，應夔丞還提出以低價購買公債的要求，洪述祖也表面答應，並步步緊逼應夔丞儘快動手。
此時的應夔丞頗多猶豫，洪述祖與應夔丞之間也漸生嫌隙，但面對宋教仁即將北上，再不動手，或許就無機會，應夔丞只好僱殺手武士英將宋氏刺殺。
二人所設想的事成之後大分其利潤的計劃頓時化為泡影，朝氣勃發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很快因傷不治去世。
應夔丞利用其會黨尤其是共進會的人脈，多方製造虛假證據，試圖混淆各方視聽，尤其是自己故布迷陣，想將禍水他引。尚小明卻從這一虛假證據得到了真實信息，坐實了應夔丞是謀殺真兇。
一方面是民國新造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是官場舊人的暗線操作與利慾薰心，宋教仁成了袁世凱親信政治失控的犧牲品，“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其中既見證了權力的黑光，又提示了政治新派力圖革新的艱難。
暗殺政治的反省
清末民初，暗殺似乎成了一股潮流，動輒進行暗殺使得朝廷官吏變得風聲鶴唳，也加速了社會的激進化，這一潮流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並未停止，以致革命黨人之間互有暗殺，朝野之間也互相暗殺，其中不少陳案都值得重新考論。
然而，暗殺終究不是政治治理的常軌，其中的悲情與殘酷更是讓人感嘆。這裡面涉及黑箱操作與黑金政治的層面，尤其是如何進入現代政治治理，否則其中的教訓很可能不斷重演。
宋教仁對告誡他務必警惕的言語毫不在意，袁世凱也並不贊成置宋教仁於死地，但是，由於有了尋租的空間，無數正常人的生死卻可以成為政客的置換工具。用人失察的袁世凱不僅僅間接促成了宋教仁的被刺，而且導致了民初和平局面的破產。
政治的角逐更多是實力的較量，理念之爭往往是承平時期的奢侈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背後更需要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宋案類似的慘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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