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芳臺村
村情簡介：流芳臺村，清光緒十年（1884年）建村，曾用名劉家房臺，“文革”時曾更名勝利村。有580戶，1586人，耕地1862畝。東至向陽村，西至中河，南至雙合村，北至津北公路。2006年11月，流芳臺村因空客A320項目佔地而撤村，於2010年11月啟動拆還遷工作，村民搬遷到華明新市鎮香園、馨園、悅園、敬園、慈園、芳園、錦園、潤園、喬園居住。
村名的由來
清同治四年（1865年），朝廷派官員在軍糧城一帶“開渠三道分地為排”，得地五百餘頃，招民認墾，開種稻田。於是，各地農民紛紛前來墾荒，主要來自山東省無棣縣，河北省鹽山縣、滄縣、慶雲縣、青縣、靜海縣、寶坻縣等。遷來的農民在此安家建舍，形成排地範圍內的所有村莊。流芳臺村便是其中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流芳臺已有姜姓、潘姓等農民在此墾荒種地。同年，於明莊地主、武秀才劉光錫在此置地數百畝，招佃戶耕種，並在現村北（流芳臺小學原校址）奠基建房數十間，房基高達2米，作為僱工住處兼存放牲畜、農具、倉庫之用，稱為劉家大院，俗稱“後大院”。
隨著前來墾荒的農民和劉家招來的佃戶越來越多，此地慢慢形成村落。因村子四周的土地被先來的農戶開墾殆盡，後來者只能租種土地，大部分人家租種“後大院”劉家的土地，劉家在村裡的威望頗高，“後大院”聲名遠揚，於是村子被稱為“劉家房臺”。
1890年，村民們覺得“劉家房臺”一名的地主氣息過於濃重，於是經過商討，決定更名為“流芳臺村”，取其“流芳百世”美好寓意。1967年，隨著“文革”的浪潮席捲全國，流芳臺村更名為“勝利村”。1970年，恢復使用“流芳臺村”，並沿用至今。
村名由“劉家房臺”變更為“流芳臺”，還流傳著另一種說法。麼六橋回族鄉政府現存的光緒十一年(1885年) “功德碑”，其上原有“萬古流芳”四個大字碑額（已不知所蹤），相傳劉光錫曾參與修建此碑。後來，劉光錫的兒子劉恩渠根據此碑額上的“流芳”二字，將劉家房臺改為流芳臺。
講述人：劉金鐸，84歲，退休教師
整理人：黃潤蘭
鐵蹄蹂躪下的苦難生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人民開始了艱苦的抗戰歷程。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險，百姓流離失所，慘遭塗炭，苦不堪言。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日本鬼子的鐵蹄踐踏到天津四郊，流芳臺也遭到了侵擾。
喪盡天良的日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經常進村侵擾。每當聽到鬼子進村的消息，婦女們拖兒抱女到村外的高粱、玉米地裡躲藏，直到再也聽不見鬼子在村裡嚎叫聲、說話聲，才敢出來。青壯年們聽到鬼子進村，大多數人牽著牲口躲藏到北官房（今三合莊）以北的北窪。村民劉樹田家的大黑驢愛叫，為了避免大黑驢的叫聲給自己引來殺身之禍，劉樹田想了一個辦法，他把驢拴在小屋裡，然後在驢尾巴上拴一個大秤砣，因為驢想要叫必須得先撅起尾巴，尾巴上墜著一個重秤砣，驢撅不起尾巴也就無法出聲了。
1937年農曆十月的一天，日寇以宴請排地各村負責人為名，將鄉長劉文雲等十餘人騙至軍糧城，殘忍殺害，後來又殺了流芳臺村村民許玉田。直到成立了維持會，村民被迫“願當順民”，日寇的行為才有所收斂。
日寇侵佔時期，農民們雖然辛辛苦苦地在田地裡種稻、割稻，卻被禁止吃大米，只有個別與日軍首領“有交情”的富戶才准許食用少量的大米。日本人在軍糧城建了一座大型機米廠，整個華北地區的稻穀皆在此處加工成米，運往日本或日軍前線做軍需。日本人還成立了“米穀統治會”，辦事機構設在軍糧城。負責監管排地一帶的日本軍官叫橫倉一郎，他經常帶著日軍或“勤農隊”隊員（村民們稱“勤農隊”為黑狗子），到處搜查藏匿、偷吃大米者。一旦發現，輕者被毒打至半死，重者直接處死。
一天，橫倉一郎來到流芳臺，此時正值中午，村民李玉升家剛好用偷藏的大米做熟了一鍋飯。李玉升聽說日本人來搜查了，急忙把飯鏟到大盆裡，蓋上蓋子，然後把大盆摁進水缸裡，蓋上水缸蓋，再在上面放上一個盛滿水的大臉盆，以防鬼子輕易掀開水缸蓋。同時，李玉升妻子趕緊往鍋裡撒了一把玉米渣，假裝在煮玉米糊。橫倉一郎來到廚房，東瞅西看，又摸了摸灶臺上的玉米渣，滿意地拍了拍老李的肩膀，嘴裡唸叨著“良民的幹活”，走出了老李家。看著他遠去的背影，一家人鬆了一口大氣，總算是逃過一劫。
除了物質上的控制，村民們還忍受著精神上的折磨。日本統治時期，為了達到奴化中國人民、打壓民族主義精神的目的，強制要求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少長幼尊卑，見到日本人時都必須畢恭畢敬地問好，以體現“中日親善”。最嚴苛的當屬張貴莊機場一帶的日軍崗哨，途經那裡的中國人必須向站崗的日本兵鞠躬行禮，否則將會被日軍以“挑釁皇軍”的名義施以體罰。有一次，流芳臺村民汪玉順經過天津機場的哨崗時，忘了向日本兵鞠躬，引起了日本兵的不滿，被幾個日本兵輪番扇了好幾個耳光，被打得鮮血直流。
亡國奴的生活充滿了辛酸血淚，說不盡的艱難與屈辱，道不完的國仇家恨。1945年，日寇終於被中國人民打敗而無條件投降，這悲慘的亡國奴生活終於結束。
講述人：劉金鐸，84歲，退休教師 整理人：黃潤蘭
土匪橫行，村民遭罪
20世紀20年代，天津東郊排地（排地其作為地名出現始於清同治五年，因分地成排而得名。包括麼六橋回族鄉和新立鎮等）開始出現土匪。30年代軍閥混戰，盜匪四起。排地範圍內出現了“大蘿蔔”王秀亭、“小蘿蔔”王秀義、“大老太”劉宗臣、劉四歪脖子、宋大嘴、吳四吊子、劉九宮、丁大榔卜鑿子等土匪。當時凡村民外出被別人問及或需登記家庭住址時，不敢說排地，而以“海下”代之(當時津東海河流域統稱海下)。只因排地曾出土匪，怕人以匪視之。
土匪們多則十幾人一幫，少則三五人一夥，越貨綁票，經常到流芳臺一帶騷擾，官面兒上無人問管。1938年，本地人張保廷排擠、吞併了各股土匪，成為土匪首領。
張保廷是竇家房子村人，原來也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長得一表人才，十分機靈。1934年，剛剛24歲的張保廷因被人指控通匪而入獄。1937年天津西頭監獄“炸獄”（天津青幫首領劉廣海的同夥劫獄救劉），張保廷趁機出逃成功。回家後，地方不給張保廷上戶口，他便與弟弟張寶田投奔劉振寰領導的抗日回民支隊。後來，因吃不了抗日部隊之苦，張保廷於1938年跑回家鄉，找到“大老太”劉宗臣當了土匪。幾經奮鬥，他成了首領，並打出了“滄鹽救國軍第十路游擊隊”的旗號。
為擴充實力，1938年農曆五月二十七日夜，張保廷率領“滄鹽救國軍第十路游擊隊”襲擊了設在流芳臺“南房子”排地二段的警察所，並綁走了村民汪玉德、劉鳳和，當夜弄到山嶺子東北的小份兒（今李場子村）。劉鳳和交了兩支槍的錢，於六月六日被放回。汪玉德被放回後，託人給張保廷和其他頭目每人買了一枚金戒指。
土匪到處綁票、搶劫。他們派出探子打探情況。看準哪家，夜裡就去綁票，將人質藏起來。然後根據其家財產情況定贖票兒（票兒即人質）的錢數，贖金一般為其家產的50%左右。接著派人通知其家屬，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帶著規定的錢數前往贖人，如果沒有按時到就扯票兒（即撕票，將人質殺死）。村民陳寶奎的兒子被綁票，因前往贖人的家屬晚到約十分鐘，陳寶奎痛失愛子。村民們終日提心吊膽，殷實人家更是惶惶不可終日，生怕土匪看上自家家產。後來，張保廷的土匪隊伍擴展到近200人，其中一部分駐紮在流芳臺。
駐紮在流芳臺的土匪表面“兔子不吃窩邊草”，輕易不在本地作案，但對村民進行敲詐勒索是常有的事情。比如土匪們將低劣的商品以昂貴的價格強賣給村民，叫作“打散頭”，或者以給弟兄們弄雙鞋穿、買頂帽子戴為名，向村民索要錢財，要求每家每戶都如數交錢。如果土匪們不滿意，大難就要臨頭。
日軍發現張保廷勢力強大，硬打不成後準備使用“懷柔”政策——招安。這一招果真起效，“滄鹽救國軍第十路游擊隊”被日軍招安，番號為“保安獨立第三營”，張保廷被任命為營長。營部設在後房子（今劉辛莊），成員分駐在流芳臺村、麼六橋村及竇家房子村。此時的張保廷氣焰更為囂張，不可一世，卻完全沒有料到這只是日寇的穩軍緩兵之計。
不到一個月，日軍對張保廷部進行圍剿，張保廷率部從劉辛莊、流芳臺等駐地退到大鑼澱，後來又潰逃到大份、小份、傅家堼、六大份、黑豬河一帶（今胡張莊、永和村）。1939年4月，張保廷部被趙莊子警察和民團打散，成員們紛紛逃回各自住地，張保廷外逃藏匿。同年6月，張保廷在天津市玉清池洗澡時被捕，後被處死。至此，排地土匪絕跡，但是直到40年代末，排地人仍揹著土匪嫌疑的黑鍋。
講述人：劉金鐸，84歲，退休教師
整理人：黃潤蘭
壯志未酬身先亡，烈士故里思念長
張毓林原籍河北省鹽山縣後丁村（今屬海興縣），生於1926年10月，卒於1949年9月，年僅23歲即光榮犧牲，是流芳臺村唯一一位烈士。
張毓林出生於流芳臺的一戶貧窮人家，因為家貧，未曾上學。窮人的孩子早當家，12歲時候，他獨自一個人來到天津三條石鐵工廠當學徒。三條石地區是當時有名的“鐵廠街”。七七事變爆發，“鐵廠街”大部分鐵工廠受到影響。為了維持生產，一些廠家被迫改產，接受日商的加工訂貨，大部分廠家停工，生產日趨衰落。
張毓林所在的鐵工廠為了維持生產和利潤，變本加厲地剝削工人，對於張毓林這樣的小學徒，更是嚴苛到極致——不能請假，不能偷懶，違者必罰。這個12歲的小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備受煎熬，硬是熬了三年才得以回家看望親人。捱了無數斥罵甚至鞭打，張毓林從來沒有放棄，堅韌、好學、上進的他，成長為一位掌握熟練技術的工人。後來由於技術精湛，年僅十八九歲，就當上了廠裡的師傅。
張毓林雖然不曾上學，但勤學好問。剛當學徒的時候，因為不識字，看不懂生產操作說明，被師傅狠狠地罵了一頓；也正因為不識字，他只能乾重活累活，缺乏文化知識的他可謂吃盡了苦頭。在又一次被罵之後，張毓林下定決心要通過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他抓住一切閒暇時間學習識字，開始了自學歷程。遇到不懂的地方，他虛心向別人請教。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張毓林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識，尤其是閱讀能力達到了初中水平，並且通讀了多部古典名著。腹有詩書氣自華，雖然是沒進過校門的工人，張毓林卻比周圍人看起來都要斯文，說話條理清晰，待人溫和禮貌。
1949年天津解放，張毓林所在的兵工廠併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0兵工廠，他也參軍加入了革命隊伍。之後第30兵工廠遷往湖北省漢陽市，張毓林隨之遠離家鄉來到湖北。參軍後的他思想更加成熟，技藝也更為精湛。他希望用自己的技術為國家效力，多次參加研製新式武器。由於成績突出，僅僅幾個月，就被破格提升為排長，深受領導器重。此時的他年僅23歲，風華正茂，胸懷壯志，他希望能夠繼續為國家的軍工事業添磚加瓦。
1949年10月，張毓林參與改制一種高射炮彈，一切進展順利，大功即將告成，然而試爆時，不幸發生了，高射炮彈突然爆破，承擔爆破任務的張毓林光榮犧牲。
一朵鮮豔的生命之花就此凋零，所有人都為之嘆息。當噩耗傳到家鄉流芳臺，家人、親友乃至全村人都陷入了極度的悲痛之中，為他英年早逝而悲痛傷懷。落葉歸根，他的遺體在漢陽入殮，其兄張耀林遠赴漢陽接弟“還鄉”。經過長途跋涉，專用火車終於將靈柩運回天津。少年離家，命運多舛；青年參軍，立志報國；如今歸來，唯餘忠魂。
當村民們看到柏木棺材時，紛紛落淚。張毓林英勇殉國獲得了單位、政府、社會的尊敬與緬懷，隨車而來的大批輓聯，表達社會各界對張毓林的沉痛悼念，其中有一副輓聯是第30兵工廠廠長鄞祥所送，上書：“壯志未酬身先亡，不由英雄淚滿襟。”村裡為張毓林開追悼會，入土那天幾乎全村人都前來送葬。
張毓林遺骸於2008年4月移葬於天津革命烈士園林。英雄已死，精神永存，思念常在。
講述人：劉金鐸，84歲，退休教師 整理人：黃潤蘭
村中第一位教書人
流芳臺村第一位教書人是1947年在中河小學教學的劉金銘。
劉金銘，1926年生於流芳臺村，1941年成為流芳臺小學的大學長（幾個年級同在一個教室，只有一位老師授課，老師指定年級最高、年齡最大的學生為大學長，可幫老師管教學生）。1947—1948年，高中肄業的劉金銘在中河鄉第一中心國民小學（今中河小學）任教，開村人從教之先河。他教五六年級的國語（後稱語文），正值二十一二歲的黃金年華，比學生大不了幾歲，當時學生中不乏20來歲的已婚者，因此極易與學生打成一片。他會拉二胡等樂器，中河小學校歌即是由他譜曲的。
1949年5月，劉金銘考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同年11月畢業。家中雖有祖母和父母及弟弟妹妹們，還有不滿週歲的兒子與結髮之妻，他卻毅然參加南下工作團，被分配到廣西宜山縣（今宜州市）八區任民政助理，並更名劉新，意味著劉金銘要走向革命的人生新路。
剛剛解放的廣西百萬大山中隱藏著土匪、國民黨潛伏的特務和殘兵敗將，區幹部不僅要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部隊剿匪，還要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進行土改。因此，宜山縣雖是劉三姐的故鄉，劉新也無暇欣賞美麗的景色。
1956年，劉新任宜山縣農林局科長。時值全國正開展轟轟烈烈的“審幹”和“肅反”運動，查出劉新的父親劉卿雲1949年前曾任天津縣中河鄉副鄉長和保安團副營長，家庭成分也高，這樣的人當然不合適做行政工作或領導幹部。但因當時劉新發明了鉗式水稻插秧機，1957年調到廣西首府南寧市廣西農業機械研究所（後改為研究院），任課題組組長。1957、1958年劉新兩次獲得省級先進工作者稱號。
1976年，劉新與同事共同研製出“廣西761型”機動插秧機，獲得農業部獎勵。1986年離休，是流芳臺村唯一的離休幹部。
2001年，75歲的劉新編寫出版了一本7萬多字的《中華文萃·名言俗話集》，這是他幾十年記錄的2850多條人生寶貴經驗的結晶。
2007年11月，劉新走完了他81年的人生歷程，病逝於南寧。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工程師”邱樹清
邱樹清（1917—1981年）原籍山東無棣縣邱家莊，20世紀30年代末搬遷至流芳臺，投奔其岳母。邱樹清靠做小生意養家，當時的財產只有一輛舊自行車，無一間房無一壟地，可謂白手起家。
他做小買賣沒有固定的商品，什麼東西賺錢就倒騰什麼，隨機應變。邱樹清喜歡跑單幫獨行，總是神出鬼沒的，從不與人搭伴，無論幹什麼總是比別人先行一步。他想出的門道高人一籌，今天倒騰某種商品賺錢，別人立馬學他，可是明天他又改別的了，還沒等原來的商品不賺錢，他就發現了另一片
“藍海”，從沒有幹過不賺錢的買賣，市場嗅覺十分靈敏。
日寇統治時期，尤其是進入40年代後實行強化治安，煤油、食鹽、火柴等日用必需品均為禁物，用者、食者、販賣者皆被視為違法，一經發現立馬治罪。一般人從不售賣這些商品，其一是害怕被發現，其二是找不到貨源。可是邱樹清不僅找到了貨源，還憑藉著過人的膽量偷偷運回來售賣，在風口浪尖上週旋也從沒有被發現過，大賺了一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翻了身。入社前邱樹清半農半商，因為機靈有經濟頭腦，並且待人真誠，1951年至1952年他當了一年多的村長，後來還當了村農會主任。每年出河工，帶頭人幾乎總是他。
50年代中期，村裡開辦豬毛加工廠，給河北省興集畜產公司梳理豬毛，邱樹清在工廠當技術員。剛開始時，大部分工序靠人工操作，十分耗時耗力。邱樹清認真研究，在沒有任何資料和實物作參考的條件下，經過多次實驗，成功製成土機器。“新發明”使用電力帶動，既節省了勞動力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邱樹清為集體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人們都稱他為“邱工程師”
講述人：張建英，63歲
整理人：黃潤蘭
王八坑裡魚“翻飛”
村子中央的大水坑是流芳臺的標誌，已不知是什麼年代什麼原因形成的。水坑和它四周的6條路正好組成一個龜形，南岸北岸正中伸向南北的兩條路像是王八的頭、尾，四個角上的四條路像是王八的四條腿，因其形狀，水坑一直被村民們稱為“王八坑”。
這個大水坑是村裡的寶，消防救火、游泳、牲畜飲水，功能多樣，極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大水坑即使在冬天也很少結冰，好幾次發生在冬天的火災，溝渠裡的水可謂杯水車薪，都是依靠大水坑才把火撲滅。
20世紀60年代以前，由於水坑與溝渠相通，每天隨著河渠兩次漲、落潮，坑水清澈，坑裡魚類眾多。每逢夏季悶熱的天氣，坑中的魚被憋得浮到水面，俗稱“翻坑”，村民們紛紛前來逮魚。人越多攪得水越渾濁，魚被嗆得浮上來的就越多。村民有的用網撈，有的乾脆徒手抓，四五寸長的大鯽魚和一斤多重的大鯉魚被扔出坑中，閃著白光像流星一般“飛”到岸上，老人、小孩在岸上歡呼，笑臉盈盈地撿拾著“飛”上來的大魚，吶喊聲、歡笑聲響成一片，熱鬧得如過年一般。
1949年前，水坑南北直徑約有70米，東西直徑約50米。幾十年後的今天，由於不再與溝渠相通，水坑直徑縮短了10來米。坑中的水也不如往昔般清澈，再也難見魚兒“翻坑”的景象了。
講述人：張建英，63歲 鄧金富，55歲 整理人：黃潤蘭
編寫史志的老人
東麗區第一部志書——《麼六橋回族鄉志》和第一部村史——《流芳臺村史》都是由1933年生於流芳臺的村民劉金鐸主編。
劉金鐸，1941年進入流芳臺小學讀書，1947年於中河小學畢業後考入坐落於天津西開教堂南側的建華中學（後改為幼兒師範學校），1948年春轉入有學生宿舍的英培中學（後改為總醫院門診部）。初中第三冊書未讀完，1948年冬因平津戰役在即，學校停課而輟學務農。1953年5月任小學代課教師，10月轉為正式的小學教師。1954—1956年在天津師範教師輪訓班學習，兩年後調到劉辛莊小學任教。1963—1964、1980—1984年兩度在區教育局教研室工作。1986年春任劉辛莊小學校長兼麼六橋小學教工聯合支部書記。同年11月任麼六橋鄉教委辦公室主任。1990年任中共麼六橋鄉黨委宣傳委員兼鄉黨委辦公室主任。1993年底退休後留用續修《麼六橋回族鄉志》，至1996年8月，24萬字的全區第一部志書出版。
1996年暑假後，劉金鐸被東麗區民族中學聘任，在德育處協助工作，1997年被評為天津市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同年，因父病而辭職。
2007年，村中聘修《流芳臺村史》，雖年逾古稀，他仍騎自行車蒐集資料。2009年1月，24萬字的全區第一部村史出版。中共東麗區委、區人大、區政府及區政協主要領導均為該書題詞。歷史學博士、天津南開大學孫立群教授為該書寫了《序》，並盛讚該書“堪稱開創村史成熟體例的一個範本，極具地方特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同年，出版了5.5萬字傳記《我和我家》一書。
2015年7月，已是80多歲高齡的劉金鐸，又出版了6萬餘字的《老生亂彈》一書，內容包括深切懷念、人生感悟、時政漫談、田野情趣和謬談詩文與演藝等60餘篇雜文。
劉金鐸自退休後的20餘年裡，撰寫了大量的史志、雜文等，為文化傳承做出了積極貢獻。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妙手仁心劉寶玉
在如今的華明鎮一社區，說起社區醫生劉寶玉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其醫者仁心，認識他的人對他讚不絕口。
已是60多歲的劉寶玉，曾經是流芳臺有名的“赤腳醫生”。2010年，他搬遷至如今的華明新市鎮。因為醫術高明，依然有很多人來到家中找他看病。於是劉寶玉將自己的家變成診所，並承諾只需要一個電話，立刻上門問診，“赤腳醫生”就這樣成了社區的“家庭責任醫生”。
劉寶玉古道熱腸，頗有醫者仁心，遇到忘記帶錢的老人前來看病，就先記在賬上，從不抱怨。有時給困難家庭看病，還會免收診費，減收醫藥費。劉寶玉不僅給村民看病，還是村裡的“防疫員”，承擔著本村的傳染病預防和兒童計劃免疫工作。劉寶玉和妻子勇於挑起這個重任，總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挨家挨戶地宣傳接種疫苗的意義和作用，並做好接種疫苗登記工作。他們的努力保證了村民的健康，也獲得了聯合國衛生組織和國家衛生組織的支持和鼓勵，牆上掛著的“全國優秀鄉村醫生”證書，就是對其工作的肯定。
2015年9月17日《天津日報·今日東麗》載：天津好人“妙手仁心”劉寶玉——他，醫術精湛，行醫四十載，為鄉親們的健康保駕護航；他是村民健康的活檔案，熟知村裡人的病史，老鄉有病，他隨叫隨到，藥到病除；他懸壺濟世，對有困難的鄉親，不僅分文不取，還傾力相助。他用自己實際行動詮釋著一名醫者的“妙手仁心”，贏得了村民的稱讚和信任。
講述人：鄧金富，55歲 整理人：黃潤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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