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文學記憶”特刊以如此大的規模刊發，確實令人感到鼓舞。它引起廣泛的反響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光明日報見證了70年中國文學的發展，刊發過很多有分量、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這個特刊發表的文章，顯示了光明日報一貫的大格局、大視野和大氣象。這裡不僅有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如毛澤東詩詞、《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等，也包括金庸的武俠小說、劉慈欣的科幻文學等。這種巨大的包容性難能可貴，我相信這也是文學界和廣大讀者期待的。
當然，特刊選擇文學作品的尺度，與研究者的選擇可能有所不同，這是由讀者或受眾決定的。媒體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選擇作品，會使讀者從不同方面瞭解70年更多的作品，顯然是有益的。
在我看來，這次特刊的組織，也無意中隱含了一種回應——對70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懷有虛無主義看法的一種回應。長期以來，有一種頑固的看法，認為當代文學、特別是當下文學沒有價值，國內、國外學者大有人在，“唱衰派”此起彼伏，以至於關於“當代文學價值評估”的討論持續了近十年，至今仍有餘音。我一直認為，評價一個國家、民族一個時期的文學成就，主要應該著眼於高端文學作品，著眼於能夠代表一個國家、民族一個時期文學成就的作家和作品。比如中國現代文學，什麼作品都有，但經過歷史化、經典化，文學史家總結出了魯郭茅巴老曹等大家，就建構起了一部偉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雖然經過了70年的歷史，但是，它的經典化、歷史化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放言當代文學沒有價值，不僅缺乏歷史感和歷史眼光，更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新中國文學記憶”特刊從一個方面回應了“唱衰派”，也為我們今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一種重要的參照。
（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孟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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