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夏爾.莫里斯.塔列朗在法國曆史上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他當年先是投身於法國大革命，在逃離法國以後，在取得巴拉斯政府的信任以後，又擔任了外交部長；在拿破崙當政的時候又被任命為為外交大臣；後來又開始支持路易十八復辟。
雖然他見風使舵，多次背叛舊主，但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他在當時候法國複雜的政治局面中，為法國資產季節反對封建專制和法國利益都做出了貢獻。時空轉換，如果他和中國古代的馮道相比較一定會有很多共同語言.
馮道可謂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特殊人物，他歷任唐、晉、契丹、漢、周等五朝宰相，長達二十餘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靈活變通的政治策略也是他主流的應對方式，而之所以特意提出二者進行對比，是因為雖然兩人在歷史上多遭受批評和抨擊，但在歷史的關口之處，作為重要的政治人物，兩人能夠很好的保全自己，同時從歷史的維度去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本文從兩者看似相同的地方，去分析其中隱含的巨大差異性。
風雲變幻 把握機遇
中國有句古語叫做：亂世造英雄。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於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正是百年難遇的機會，對塔列朗也不例外。
馮道所處的五代十國，從朱溫建立後梁道趙匡胤建立宋之前共計53年，在這個混亂的年代裡，政權迭代極為迅速，君主在位時間短的僅僅幾個月，外部戰爭也多。馮道的主要活動就是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中。馮道喜歡讀書，頗有才氣，被割據河東的劉守光招為文官。
青年時代的馮道鋒芒畢露，敢於諫言，到總是四處碰壁，有一次被碰壁下獄獲救以後他開始總結什麼才是真正的為官之道。在劉守光被李勖擊敗以後，權宦張承業推崇其道德文章，給予重用，不久又推薦他給李存勖。這可以說是一個重要轉折，因為李存助將成為最高統治者。經歷了官場薰陶以後的馮道開始學會了把握機會，他在李存勖面前顯示出了自己非常完美的才華，並得到了李存勖的欣賞。李存勖登基為後唐皇帝以後，馮道被任命為戶部侍郎，翰林院學士，這是馮道進入高層政治的關鍵之步。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風雲與中國五代時期的變亂更迭雖然有意義上的差別，但就政治大背景而言，對塔列朗和馮道提供的機遇是相同的。
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
1.登上權利的巔峰
在踏上政治舞臺以後，考驗隨時都會來臨，這對於塔列朗和馮道來說，都不例外。政治生涯和政治理想是兩個概念，要想取得政治理想就必須獲得更大的權利，反之，你只需要隨便當個官就可以了。
所以，塔列朗在政壇的初期也是交過學費的人，在大革命的緊要時期，他成為了”紅色主教“，這也表示他和教廷相決裂。不僅羅馬教皇宣佈塔列朗為叛徒，英國王室對塔列朗代表的法國革命政府的來訪也顯得十分不友好，讓塔列朗的第一次外交活動就遭到了慘痛的失敗。
當奧地利和普魯士準備干涉法國內政組織聯軍入侵法國的時候，塔列朗卻逃亡英國。後來，他從新“投身革命”，通過一系列手段打動了當時的政府，並於1797年出任法國政府外交部長，馮道則順時應變，投降李存勖後，晉升很快；唐明宗即位後，很快被任命為宰相。
2.隨機應變 順其自然
塔列朗和馮道都屬於善於投機的政客，在風雲變幻的局面中，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必須依附一個強權人物才能保證生存，獲得利益。塔列朗雖然重回政壇得益於巴拉斯，但是他發現巴拉斯手中的政權不穩固，就立即開始做下一步的打算。同時他認為當時的拿破崙能夠主導未來，於是立即向拿破崙靠攏，並煽動他奪權。霧月政變以後，塔列朗在拿破崙政府仍然擔任外交大臣。而馮道則不在私底下和任何皇帝做私人交易，他崇尚順其自然，也不加入任何政治紛爭，也不得罪任何人，為自己留下了極大的迴旋餘地。
3.政治才能
政治家要想能生存下來，除了能夠合縱連橫以外，自己也得有點真正的本事才行。塔列朗能一直在外交官的這個位置上，證明他在這方面確實有所建樹，所以拿破崙正是看中了他的這份專長，當時拿破崙非常擔心英國和俄國形成聯合，造成法國兩線 受敵的局面，而塔列朗成功的離間了英、俄的關係，為法國贏得和平。而馮道則在他擔任宰相的幾十年裡，不管朝廷如何更迭，他總體保證了中原地區的穩定，人民生活能相對安定富足，這對於國家來說，是不可抹殺的貢獻。
個人修養 政治品格
不得不說，個人品格與政治之間是不無關係的。這一點在塔列朗與馮道的身上都表現得比較突出。
按照這個說法，馮道尚且如此，塔列朗那就更是不知禮義廉恥了。但是，這僅僅是東方的儒家正統的評價標準。我們不妨來看一看西方對塔列朗的評價。
對於塔列朗和馮道來說，眼中只有現實的政治利益。他們的政治品格是遭到史家和世人否認的。但為什麼明知他們的政治品格差勁，還有人要用他們呢？塔爾列接著解釋了拿破崙任用塔列朗的原因：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拿破崙看重的是這個人對自己是否有用，而不是被使用者的品質。這就像三國曹操頒佈“唯才是舉”令一樣，看重的是才幹而非品格。
馮道的情況則要比塔列朗複雜，塔列朗可以說從個人品格到政治品格都非常惡劣，他貪髒枉法無所不為。而馮道僅僅是政治品格不容於儒家傳統標準，他的個人品格卻頗得時人推崇，包括歐陽修也沒有予以全盤否定。
可以看出，馮道的個人修養還是不錯的。他當初被權宦張承業看重的也正是他的“道德文章”，可見他的“道德文章”在當時不是浪得虛名。在中國儒家傳統佔統治地位的封建時代，即便是五代那樣的亂世，如果在道德上不為傳統所接受，那麼很難立足，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馮道還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關鍵在於出發的標準不同，馮道有其自身的價值衡量標準。
國家利益原則
我們知道“政客”和“政治家”是兩個概念的邏輯，政客沒有自己的個人主觀，他們只是以政治為生的一群人，而塔列朗和馮道進行嚴格意義上的評判的話，筆者認為用”政客“更為恰當一些，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好的印證了這一點，但我們需要強調的是，他們兩人所在政治上的作為給我們所帶來的感觸，就是作為一個現實政治家的國家利益原則。
意思是：臣子和皇帝的關係，就像是僱主和僱工的關係一樣，僱主換了，僱工就去其他地方找活幹，並且習以為常了，這有點類似於現在的企業和員工互相之間的思維。
當然，我們也能以封建倫理現象去看待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凡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即便換個幾位君主，我們也不會以“忠義”問題去以偏概全的否定其歷史功績。但是對那些，沒有氣節，只顧個人利益，又毫無作為的人，則應該加以批判，並警示後人。
馮道是五代“事君猶傭者”的典型。將臣下和皇帝的關係比作是僱主和僱工，雖然聽起來好笑，但仔細想，在五代那個混亂的背景下，官員恐怕真的只是將當官看成一種養家餬口的職業罷了。
政權頻繁更迭的殘酷現狀，讓官員們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所考慮，在一顆樹上吊死的行為對於整個家族來說風險太大，而且官員們通常需要養家，在生存和現實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去苛責太多，當然我們並不是為這種行為所辯駁，主要的思考點還是從國家利益出發，分析馮道多次易主的原因和其中的思路。
從國家長治久安的點出發，馮道始終位居宰相，主管國家的經濟和民生，是有利於五代時期的經濟發展的。想一想，如果每次都王朝更迭，都換一個新的宰相，是沒有辦法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連續性的。
如果以當時五代五十三年更換六個朝代和十個皇帝的局面來看，那又會是一種怎麼樣的社會狀況呢？是馮道一人“忠義”重要，還是國家與百姓的穩定生活重要？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政治家的人物不就在於此嗎？
塔列朗雖然在個人品行和政治品格上讓人詬病，但在維護國家利益上也同樣不含糊。法國七月革命勝利以後，新國王登基，以俄國和普魯士為主的封建君主準備武力干涉法國革命，在嚴峻的外交形式之下，塔列朗奉命出使英國，促成英國承認法國新政府，打破了外交僵局。
在比利時的獨立問題上，塔列朗的一些列操作更是顯示了他作為法國外交家的原則和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在奧地利召開的維也納會議期間，將比利時劃分給了荷蘭，而比利時趁法國法國“七月革命期間”，趁機擺脫荷蘭獨立。至此，荷、比戰爭爆發，當中，有親法派為了依附法國，提出將比利時併入法國的主張。塔列朗冷靜地意識到，比利時併入法國純屬幻想，因為那樣將違背《巴黎和約》，必然導致法國陷入外交困境。
他認為只有使比利時獨立，才符合法國的長遠利益。在俄、普、奧三國強烈反對下，塔列朗在倫敦會議上爭取英國的強硬支持動搖奧地利的態度。最終實現了比利時的獨立，並將法王的長女嫁給了比利時新任國王，以聯姻的方式鞏固了與比利時的關係。這一點對於法國今後的歐洲地緣政治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對於現實政治家來說，唯一可以依據的恐怕就是國家利益原則，而且應當是長遠的根本性的國家利益。在這一點上，塔列朗和馮道兩人雖然所從事的領域一為外交，另一側重內政，但在如何長遠維護國家利益原則方面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結束語
塔列朗和馮道作為中西方的代表，他們的行為其實也是由兩國文化作為支撐的，塔列朗更多所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進去精神，也就是他的主觀能動性非常強。這讓我想起了斯湯達筆下《紅與黑》的主人公於連的形象，於連一無所有，但卻想拼搏出自己的世界，所以他不擇手段。而塔列朗身上也充分的體現了這一點，他原本也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但憑藉著自己的實力，在動盪的法國政壇開創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塔列朗對自己的前途從來不抱有等待的幻想，而是採取積極的方式，一旦有機會，就會全力以赴，絲毫不保留，這也是一種西方冒險家的精神。縱觀他的履歷：他關鍵時期脫離革命，當外交部長又背叛巴拉斯，在給拿破崙打工的時候又發現他窮兵黷武轉而支持波旁王朝復辟，而當他又發現資產階級過於強大而封建君主專制已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基時，他又轉而支持資產階級。塔列朗無時不刻的在考慮自己的未來，無時不刻的在為自己的前途鋪路，他是善於把握自己命運的人。
馮道則不然，他曾寫一首詩：
這首詩頗能反映出馮道為人處世的準則，他所相信的是吉人自有天相、車到山前自有路。在他身上我們很難看到有什麼主動進取精神，他更多地體現出國人逆來順受、隨遇而安的國民性。
塔列朗的個人設計與積極主動，全力以赴博取個人的事業成就，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也維護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馮道則採取隨遇而安的原則，以被動的方式來知足安命，對權力本身並沒有過分地奢求，而採取一種順時應變的處世策略。
雖然我們前文有說到兩人是為“政客”，但他們部分行為也不失為“政治家”的風采。他們縱橫排闔的風雲身手所體現出的是兩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影響。
閱讀更多 春秋亂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