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廢除了舊的經濟、政治制度，建立了全新的社會架構，秦國由此步入封建社會軌道，逐漸由西方邊陲一個不起眼的“蠻夷之國”蛻變成傲視天下的虎狼之國。山東六國在與秦國的角逐中逐漸不支，最終全面落敗，天下為秦獨有。後世史學家評價商鞅變法對秦國統一天下貢獻極大，沒有商鞅變法就沒有後世的大秦朝。但是商鞅變法是秦統一六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嗎？答案是否定的。
筆者認為秦國統一六國最重要的一條是整個戰國時期秦國君主的賢明。賈誼《過秦論》中有言：“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這就充分說明秦統一六國是上下六代君主勵精圖治的結果，頭功並不是商鞅變法這一“長策”的。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是變“人治”為“法治”，強調製度的驅動力，即便是執政者資質平平，有良好的制度可循就能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在這一點確實領先於山東六國的變法，包括同為法家的韓國申不害變法，齊國的鄒忌變法，甚至是為商鞅變法提供模板的魏國李悝變法。但是封建社會再怎麼變革和完善，最終的組織架構都是以君主為首的專制統治，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在金字塔頂峰仍是左右國家走向的君主，因此再優秀的“法治”組織架構設計在君主面前仍是白紙一張，這也就決定了，在最高層級的國家治理方面上各諸侯國仍是“人治”而非“法治”，可以說戰國時期決定國家發展的治理模式都是清一色的“人治”模式。說白了就是國家的君主越賢明，這個國家的實力就越強大。商鞅變法後在國家治理層面基本確立的“法治”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只存在於朝堂以下的地方政府，在這個時期地方政府的治理還不足以影響整個秦國的命運走向。
秦國進入戰國時期後歷經君主分別是秦獻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王政。以上君主以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王政最為出彩，個個雄才大略。秦孝公力推商鞅變法使秦國得以富國強兵，秦惠文王即位雖車裂商鞅但仍施行商君之法，東敗強魏，南挫悍楚，更兼併巴蜀富庶之地，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強大的經濟基礎。秦昭襄王重創與秦國比肩的超級大國齊國，從此再無一國能與秦國展開全方位的對抗，秦國揭開統一天下的帷幕。長平之戰全殲趙國精銳四十多萬，標誌著秦統一六國進入快車道。秦王政在先輩奠定的基礎上用十年時間掃滅六國，開創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在長達兩百年的戰國時期，秦國曆任君主無一昏聵之輩，這一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在賢明君主的治理下，秦國政治清明，國策穩定，目標清晰，國力蒸蒸日上。兩百多年的戰國時期，秦國國力總體上保持不斷上升的趨勢，完美的詮釋了“量變引起質變”這一哲學精神。 
反觀秦國統一天下過程中的三大勁敵——齊楚趙魏四國，其國君賢明者持續不過三代。典型的國家就是齊國，齊國是商鞅變法後能在全方面與秦國展開較量的超級大國，在威宣閔三王時代齊國國力可以說是碾壓秦國，五國伐齊前，齊國是當仁不讓的霸主，《史記》載：“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戰國策》卷十九·趙策二: 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崤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鹽鐵論》：齊威、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秦國曾多次挑戰齊國，均為齊國挫敗，典型的是齊秦桑丘之戰秦軍戰敗，秦惠文王自稱“西藩之臣”向齊威王謝罪，函谷關之戰戰敗後秦昭襄王向齊國割地求和。自商鞅變法秦國強大到五國伐齊期間數十年時間，秦國國力雖不斷提升，但仍弱於齊國。齊威王和齊宣王兩位賢明君主奠定的齊國霸業是商鞅變法後強大的秦國所無法企及的高度。王位傳至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齊閔王時，齊國在此期間滅亡宋國，得使霸業進入最高峰，但是招致宿敵秦國的嫉恨和天下諸侯的恐慌。在秦國的密謀和推動下，由復仇心切的燕國牽頭，燕、趙、韓、魏、秦五國組織了針對齊國的合縱，由於齊閔王的剛愎自用和昏庸，使齊國將軍觸子無心指揮軍隊抗敵，值此危急存亡之際又重用了燕國間者蘇秦，齊軍一敗再敗，元氣大傷，幾近滅國。秦國由此正式取代齊國成為霸主。後雖有田單復國，但是齊國再無復有昔日之盛，繼任的國君齊襄王資質平平，齊國自保有餘，參與列國爭霸卻有心無力，末代國君齊王建更是沒有主心骨的主，在君王后去世後，齊國政權由佞臣後勝把持，對秦國鯨吞其他五國的舉動坐視不管，最終難逃秦國虎口，居然不戰而降，在被滅六國之中，最無骨氣可言。楚國在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後迅速崛起，經楚宣王和楚威王的經營後步入巔峰，尤其是楚威王時期楚國滅亡春秋霸主越國，在徐州相王后甚至擊敗齊國，國力大有超越齊秦之勢，可是社稷傳至楚懷王這個大草包後，經張儀欺楚後又迅速衰落下去，後任各國君的昏庸比起楚懷王又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楚國徹底沒有翻盤希望，只能一步步被動挨打至滅亡。趙國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後軍事實力大增，軍事上有與秦國一較高下的能力，趙惠文王守成時期趙軍數敗秦軍，怎奈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遠遜秦國，直接導致長平之戰中在與秦國的消耗戰中全面落敗，趙孝成王用人不察，棄廉頗而用趙括招致長平大敗，繼任趙悼襄王和趙王遷又是昏庸的主，尤其是趙王遷自毀長城誅殺李牧，趙國難逃滅國之運。魏國作為戰國初期的霸主，曾經將秦國打擊的將近滅國，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魏國霸業傳至魏武侯之子魏惠王時就戛然而止了，魏武侯雖不是賢明的主，但是作為守成之君還算合格，其子魏惠王卻與齊閔王一般短視，沒有明確清晰的國策，雖頻頻出擊，戰略上收穫甚少，反而得罪各諸侯。性格剛愎自用，趕走吳起和商鞅，後二人資助敵國，使魏國深受其害。魏國經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後魏國武卒消耗殆盡，國勢大衰，後任各國君又無一賢明者，縱使經上天眷顧出了個不世英才信陵君魏無忌，奈何國君昏聵，無忌公子滿腹才華無所施展而落得個鬱鬱而終。魏國國君昏庸如此政治黑暗若斯，其國不亡天理不容。
從上可以看出，秦國經商鞅變法後打通任督二脈，實力得以逆天增長，但是仍不能對東方六國形成的碾壓態勢，尤其是超級大國——齊國，甚至在綜合國力上強於秦國，倘若齊閔王有齊威王般雄才大略，齊軍在函谷關之戰後可能就不會就此撤軍，接受秦國求和，而是直入渭河平原，秦國很可能遭遇滅頂之災。又或秦昭襄王猶如齊閔王那般剛愎自用，在函谷關之戰後不做屈辱求和，五國伐齊的災難性結果就會提前由秦國承擔。無論是哪一種假設成立，秦國絕無統一六國的希望而言。所以說秦國統一天下，商鞅變法只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決定性因素則是秦國曆任君主的賢明和君臣的勵精圖治。秦國自秦孝公變法後強大，歷經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王政的治理繼續保持強大態勢，經過長期的量變使得秦國發生質的改變。如若秦孝公後世之君有一者是昏庸之輩，秦國統一天下的宿願或許就成了鏡花水月，畢竟比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更加強大的齊國正是斷送在昏庸的齊閔王的手裡，而不可一世的大秦朝也是斷送在秦國曆史上百年難得一見的昏君秦二世這一代。如齊國自齊威王以後的君主都如秦孝公之後的秦國國君那般賢明，齊國統一天下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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