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所有交響樂演出，都是那麼高大上。
作為一個普通古典樂迷，我已經不是第十次受到來華“水團”的欺騙，在經歷了漫天飛舞的錯音、氣若游絲的獨唱以及出殯般毫無激情的演奏之後，我終於不再輕易上當了。
直到今天，國外“水團”對大部分人來說仍然新鮮，沒有人願意相信白花花的銀子掏出去、假冒偽劣耳中鳴的悲慘事實。而大部分現場聽眾，都在意味深長地隨音樂點頭，或忙於應付孩子，他們毫不猶豫地撐完全場，並瘋狂地在結束後喊著“安可”，讓那些“著名樂團”的藝術家再獻上兩首曲目後方息事寧人。
實際上，“水團”生意由來已久。上世紀70年代，眾多不夠專業、熱衷於弄虛作假、誇大宣傳的西方“水團”就已經風行日本。
日本的古典音樂發展比中國早了幾十年，戰後的日本經濟騰飛，當時的日本人對舒伯特那15首《絃樂四重奏》的需求和對迪奧的需求同樣強烈，
這些代表著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新鮮事物成為社會風尚。
東京交響樂團的表演現場。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迎來全面復甦，追求精神生活、讓子女接受素質教育顯得尤為必要。從90年代開始，那些灰突突的筒子樓裡便時常傳出磕磕巴巴的鋼琴聲、拉鋸般的小提琴哀嚎以及走調的圓號聲，一部分80後經歷了第一波“鋼琴熱”以及古典音樂的普及教育，這無形中推動了古典音樂演出市場的發展。
望子成龍的父母焦急不堪，他們紛紛把流著鼻涕的孩子拽到音樂廳和劇院，在小孩的哭鬧聲、中年人的咳嗽聲以及隨心所欲的掌聲中，一批批古典音樂觀眾被緩慢而堅定地培養出來。也是從這個時期——90年代初期開始，“水團”轉了個彎，開始向西前行，來到了中國這片更肥沃的土地。
對於當時中國的古典樂迷來說，普及尚未成功，鑑別只得暫且擱置。時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中國觀眾篤信“國外的月亮更圓”——古典音樂來自西方，所以從西方來的古典樂團一定更正宗。
可正是這種心態，讓“水團”長期在中國有市場。音樂評論人徐堯認為，中國人對古典音樂演出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就有演出商在做‘水團’的生意，他們利用了中國觀眾對外國樂團的嚮往，認為只要是外國來的就好。就這樣，一大堆冒名頂替，亂改名字和簡歷的國外樂團就跑到中國圈錢。”
除了樂迷們的“偏執”，更令人失望的是，治理這種亂象目前仍然無法可依。“我們沒有明文規定樂團演出時的名稱和它原本的真實名稱一模一樣，所以審批部門沒有權力去阻止演出，而賣票又屬於商業行為，所以‘水團’現象並不涉嫌違法。”徐堯表示。
聽交響樂和聽懂交響樂之間，還有很遠的距離。
只要花錢就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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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音樂評論人田藝苗一直致力於古典音樂普及的工作，在她看來，上海的“水團”並不多，“水團”主要集中在古典音樂市場剛剛起步的二三線城市。
“來上海的大多是國外一流樂團，因為上海有一百多年聽古典音樂的傳統，聽眾比較專業，就連很多不是特別通俗的音樂會票都能全部售完，而且是在不需要太多宣傳的情況下。但現在二三線城市的‘水團’越來越多了，原因是演出公司不規範，很多不夠專業的文化公司在做這塊市場，導致演出水平良莠不齊。”
聖彼得堡愛樂樂團正準備演出，以“愛樂”為名的樂團很多國家都有，大都代表了該國交響樂團的最高水準。
儘管國內音樂演出市場仍不完善，並且監管不力，但徐堯認為，國內劇院的經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讓“水團”現象加劇。“中國劇場、劇院和音樂廳的經營模式和國外不一樣，我們很多劇院、音樂廳是以租場的形式做演出。我有音樂廳，你來演出的話只要付我場地費用就行了，演什麼和我沒有關係。當然這種情況國外也有，比如維也納金色大廳，只要你花錢就能演。
但這種形式會導致劇院對演出的內容失去發言權。簡而言之，只要你付錢、演出內容不違法，就可以演。演出場所只是承擔了載體的屬性，不作價值評判。比如，一家劇院一年會自己安排三四十場演出，那剩下的兩三百場就要用其他演出填滿，尤其到了新年音樂會期間，場租會相應提高，能掙很多錢，市場的本質仍然是逐利的。”
不靠租場謀生的演出場所情況要好很多，徐堯表示，國家大劇院在演出季裡是不允許租場的，都是自營演出，這從根本上杜絕了“水團”現象。現如今，這樣運營的演出場所越來越多，演出方對自己的節目運營有信心，通過自己安排的演出就可以填滿一年，租場掙錢就顯得沒必要，這可以讓“水團”無縫可鑽。
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大廈，著名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所在地。
觀眾應該對中國本土樂團有點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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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能掙錢的地方，就少不了貓膩。
“水團”在中國能掙錢，到國外也一樣。在柏林和維也納，有很多專門針對遊客的樂團。“維也納有一個樂團每天就守在教堂門口，戴著假髮套發傳單，招攬遊客，美泉宮也有穿著18世紀服裝的演出，並且是每晚都有。”徐堯說道。
事實上，維也納金色大廳和國家歌劇院會舉辦很多針對遊客的演出，這些演出很難保證高水準。但對於遊客來說，到了維也納就想聽場音樂會，聽什麼並不重要。
“德奧這種國家，當地人音樂素養很高，是不會去看這種演出的，所以這些針對遊客的樂團印的傳單上面幾乎看不到德語，都是英語，他們在當地的生存空間很小。每逢歐洲演出季結束之後，職業樂團基本上都會去參加音樂節，比如薩爾茨堡音樂節、琉森音樂節，古典樂迷都走了，剩下的全是遊客。”
維也納金色音樂大廳。
在某種程度上，觀眾的認知水平對“水團”的生存空間有很大的影響。歐洲本地“水團”生存空間之所以小，得益於當地人普遍較高的古典音樂素養。
另一方面，除了中國觀眾目前仍不具備較高的古典音樂素養以外，對國外樂團的“迷信”也顯示出對本土樂團的不夠信任。“中國本土樂團的根基不深，很多樂團成立的時間不長，觀眾缺乏信任，很多國內觀眾認為在專業性方面，國內樂團不如外國樂團。”
徐堯認為這種想法雖然可以理解，但並不符合事實。“像中國愛樂樂團、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上海交響樂團、杭州愛樂樂團以及中國國家交響樂團都是非常優秀的樂團。他們的演出水準一定不在國外樂團之下，從2000年開始，中國愛樂樂團便成立了自己的音樂季，在專業性和管理方面，無疑要比國外‘水團’高出許多，我們應該更有信心一點。”
田藝苗則認為中國古典音樂樂團在國際上的地位提升需要大規模的海外巡演和本土的好音樂。“這兩點非常重要，因為中國演奏家演奏國外作品並不遜色於歐洲的音樂家，但最大的問題是缺少本土的好音樂，即中國音樂。
俄羅斯大規模海外巡演時演出的是俄羅斯的作品，但中國沒有這麼多有力量、積澱深厚的本土作品。”
廣州交響樂團正在表演。
“如果你做足了功課，想受騙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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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初涉古典音樂演出的觀眾，“水團”的危害顯而易見。“一年下來，來華演出的國外重量級樂團，不少於七八支。
但好的樂團總歸數量不多，很難滿足市場缺口，而‘水團’的成本比較便宜，數量也多，算是某種‘補足’。”徐堯話鋒一轉，“但它們危害很大，比如擾亂市場秩序、影響觀眾對國內演出市場的評價，甚至帶來很多不對的音樂理念。比如有些觀眾以為去聽古典音樂會就一定要聽施特勞斯家族的圓舞曲，其實音樂有很多風格和類型，圓舞曲只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樂團會戴著假髮套演出，這無形中助長了觀眾錯誤的認知。”
《藍色多瑙河》的作者小約翰施特勞斯。
曾經，中國人看見“施特勞斯”“國立”“愛樂”“皇家”便趨之若鶩，紛紛慷慨解囊。中國觀眾對於國外樂團的謎之信任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水團”的衝擊之後慢慢恢復了理性，在老聽眾中，上當受騙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低。
不論徐堯還是田藝苗，都認為專業人士或資深樂迷上當的可能性為零。但對於普通觀眾而言，買票之前留個心眼必不可少。
“在看一場演出前，一定要去查樂團的原名，看它有沒有專業的演出季、出過什麼唱片、在哪裡演出過、有什麼評價。其實只要會外語就能一目瞭然，如果你做足了功課，想受騙是很難的。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受騙？就是有的人懶得查，或者沒有查證的能力，或者覺得這個樂團有了名稱和頭銜就不需要查證。”徐堯說。
中國愛樂樂團正在表演。
此外，盲目跟風也導致一些真正有才華但名氣不夠響的樂團被埋沒，田藝苗發現人們聽演出的時候傾向於盲目跟風。
“一些著名音樂家來的時候，即便再貴的票人們也會買，但一線的音樂家是很忙的，有時候連倒時差的時間都沒有就立刻上場了，未必能保證每場演出都很好。其實歐洲的一些小團不可小覷，雖然名氣不大但聽起來很有風味、很有感覺，卻很可能不賣座。”
徐堯對於一定要去現場聽古典音樂持保留態度。“手機上就能聽，唱片也行，如果要花錢去聽音樂會還是要考慮性價比的。最初接觸古典樂首先要熟悉曲目，對古典樂有一個認識，這個時候不要急著去聽現場，看看自己到底喜歡什麼樣的風格、作曲家和演奏家，再去挑選適合的音樂會。”
不論如何，懷揣著對古典音樂的熱愛和嚮往，花錢買票去聽場音樂會仍舊是值得讚賞的，即便不幸遇到“水團”，也或多或少能受到音樂的薰陶，就像田藝苗所言，“
第一步是普及，接下來才是鑑賞”，本文首發於《新週刊》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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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爽 排版/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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