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靜怡 席驍儒

校對排版| 李靜怡

出品| 蓋飯特寫工作室

多年之前，馬未都在一家雜誌社擔任編輯，社裡組織青年作家開筆會，坐船同遊三峽，王朔、劉震雲都在受邀之列。中午，青年作家們圍坐在食堂吃飯，劉震雲眯著本來就不大的眼睛衝王朔一本正經壞笑：「王老師，我想來想去想得好多天都睡不著覺了，您那小說寫得真好。您怎麼寫的，可得給我講講。」

王朔謙虛：「嗨，我寫得好什麼呀。您罵人。」

第二天中午，倆人又坐在一起：「王老師，我真覺得您那小說寫得好。說說吧，您是怎麼想的，說一點兒就行。」

知道劉震雲是在調侃自己，王朔沒吱聲。

第三天，劉震雲依然一副無比誠懇模樣：「王老師，我真心覺得您那小說寫得太好了。您就說說吧，您怎麼能寫出來那麼好的小說。」王朔糾結幾秒，放下飯碗，抹了把嘴：「其實一開始吧，我就是想……」

話音未落，劉震雲指著王朔一陣哈哈哈狂笑，轉身對旁邊的馬未都說：「一般人最多也就扛三天。」

我是我們村最不幽默的人。

——劉震雲

當時的情境就好比：王朔西裝筆挺皮鞋鋥亮，昂首挺胸走在街上，一不小心栽了個灰頭土臉，特別沒面子。回頭一看，是個窨井，而井蓋被劉震雲搬走了。

劉震雲老師哪裡人？劉震雲老師河南人。

王朔後來回憶這件事，也說：「自己當時就有一頭扎進長江裡的心」。

劉震雲是當代小說家裡對我真正能構成威脅的人。

——王朔

要做一個有見識的人

河南省新鄉市延津縣，位於黃河北部，全境為平原，是國家優質小麥生產基地、中國糧棉生產基地。1958年8月，毛澤東頭頂烈日前往新鄉查看小麥和棉花長勢，被曬紅的臉上笑容不斷。戴著草帽站在一望無際的麥田裡，毛澤東說出了一句後來影響中國二十多年的話：「人民公社好」。

在此三個月前的春夏之交，屬於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的延津縣，還沒能等到夏季的充沛雨水，旱災隨時可能發生。劉震雲就出生在這個氣候乾燥的5月。後來，鄉土情結濃厚的劉震雲希望旱災不再發生，祈禱家鄉風調雨順，特意為女兒取名為「雨霖」。

劉震雲出生之前，家裡生活就已經很艱難。他出生後，「有兒子傳宗接代」的喜悅很快被沖淡，多了一張吃飯的嘴不說，以後還得操心給他找媳婦。當時還年輕的劉父喜憂參半，坐在門檻上聽了一夜蛙叫。等他八個月大時，姥姥看不過眼，把劉震雲帶回位邱鄉李恩村養活。姥姥是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農村婦女，在農忙時節一直是東家們爭相搶奪的短工——她彎著腰割完三里長的麥子，回頭看，壯實的男工才將將割到一半。

十幾年後，劉震雲問她為什麼可以如此迅速，姥姥告訴他：「割麥子時不能直腰。你直了一次腰，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你就永遠割不完麥子了。」劉震雲精煉潤色，以此作為家訓之一教給女兒：「一次性把事情做對」。

劉震雲五歲時，村裡開辦了第一所小學，接收5—12歲的學生，學費五元。街坊四鄰議論紛紛：飯都吃不上，哪還有閒錢去上學？劉震雲的父母就混雜在這群人中，隨意說笑兩句又趕著去地裡幹活。在大戶人家開過眼的姥姥沒說話，回家翻出了層層包好的五元救濟款，拉著劉震雲就去小學報名。姥姥說：「要做一個有見識的人」。

劉震雲因此識了字，但在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卻是毫無實際用處。他既不能改變家庭貧困的狀況，也沒法稍微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

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母親盯著見了底的米缸發愁，無奈，只好讓父親去鎮上的餐館賒饅頭。主客共有十來個人，怕賒多了日後還不上，母親咬咬牙，交待只用賒三個饅頭。父親厚著臉皮蹭到餐館，賠笑說明來意。廚子正眼也沒瞧他，就拒絕了賒賬的請求。臨走，又說了一通話來羞辱父親。後來，每次父母吵架，母親總會翻出這段舊賬，而每次提起，本來還氣勢洶洶的父親都會低下頭不再說話。

那時候，一向懵懂的劉震雲突然就有了一個理想，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個理想：到鎮上當一名廚子。理由很簡單：「我父親如果到我的飯館賒饅頭，甭說三個，三十個我都賒給他」。

當廚子的美夢一直做到他15歲那年。父母常常看著他和弟弟發愁——過不了幾年就該張羅著給兒子們娶媳婦了，可按家裡的狀況來看，實在是太難。一家人商議了好幾天，決定謊報劉震雲年齡，送他去當兵。一輩子面朝黃土的父母，也沒想著他能報效祖國，光宗耀祖，只求他在部隊努努力，爭取提幹，過上三五年回家，娶媳婦就容易了。

1973年，劉震雲依照父母的意志參軍，登上火車，前往甘肅戈壁灘駐紮。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火車，像一個接一個的鐵罐子串成一排，還會發出「嗚」的響聲。心中忐忑，但想著部隊裡的白麵饅頭，第一次離家的不安也就沖淡了很多。

基地距離蘭州一千多里，氣候乾燥，風沙極大。從小生長在黃河邊的劉震雲不習慣——連著很多天嘴唇炸裂，還時不時流鼻血。但相比於在家裡捱餓和幹不完的農活，他又覺得這實在不算事兒。

跟劉震雲同去的那一連兵，都是從河南延津拉來的農村人，肚子裡不僅沒油水，大多也沒什麼墨水。只有一位姓馮的新兵，坐在顛簸的火車上，隨手撿起一個煙盒就開始寫詩：「新家安在長城端」。

「他是我到目前為止遇到的為數不多的智商特別高的一個人」，很多年後回憶起來，劉震雲還是忍不住連用兩個形容詞來表達對他的佩服。

小馮像很多天才一樣，意識超前，生不逢時。他有讀書人的傲氣，但脾氣古怪，跟新兵連裡大字不識一個的「大老粗們」處不好關係。

好不容易當了兩年兵，散漫性子還是沒改過來，一時興起扯掉了領章帽徽，弄到一張車票就準備回家。半路被捉回，捱了處分，到底還是被部隊處理回去。劉震雲後來去過他家，一間小土房裡擺滿了書，小馮整日坐在鋪板上「攻讀馬列」。同村農民揹著鋤頭從他門前經過，都要搖頭嘆息說他瘋了，「農村孩子老不下地幹活，在家看書，不就是瘋了嗎？」

後來，小馮的未婚妻要跟別人在一起，小馮掄著錘子衝出家，砸死了對方。在縣公安局接受審訊時，他用特別快的語速背誦《資本論》，被認定為精神病人，逃過牢獄之災。「我與他的友誼，保持到他殺人之前。因為自從聽到、見到他瘋了，我就膽怯了，不再去找他玩。」

戈壁灘的「三九天」，氣溫低到零下二十多度。訓練一天還需要站崗，又困又餓。趕上站崗，劉震雲最嚮往的地方就是鍋爐房，燒鍋爐的老兵叫李上進，把值夜班分得的七八個包子放在鍋爐旁，烤得焦黃噴香。劉震雲連吃兩個，李上進還勸他再多吃一個。他盯著剩下的包子，抹抹嘴：「吃飽了吃飽了。」

後來，劉震雲把小馮和李上進都寫進了《新兵連》裡，又寫了《塔鋪》、《一地雞毛》等作品，由此成為「新寫實主義作家」。

在他當兵的那幾年，正值動亂，人文社科類書籍多被銷燬，理工科類書本卻容易得到。劉震雲記得舅舅的忠告，一心想著「離開家鄉改變命運」，在訓練之餘抱著書看，幾年下來倒是把微積分琢磨得不錯。當時，他不知道學會微積分有什麼用，直到1977年，中國教育部召開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十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劉震雲覺得眼前的日子撕開了一個口子——他得走到那邊去。

1978年5月，復員後的劉震雲回到河南老家，在當地一所民辦中學當上了教師。白天上課，晚上就著一盞小煤油燈複習功課。幾個月後，高考成績公佈，劉震雲因數學89分，傲視其他文科生，成為當年的河南省文科狀元，被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一同參加高考的弟弟，考上西南政法學院（今西南政法大學）。

祖祖輩輩在村裡沒什麼地位的老劉家終於揚眉吐氣：老父親每天拿著錄取通知書蹲在街頭，逢人就嘆氣：「你看這個事情很難辦」，「怎麼了老劉？」，「北京大學都知道是在北京，這個西南政法學院你知道在哪兒嗎？西南有多大？」

我覺得是目光的交匯

20歲的劉震雲操著帶有「方言味兒」的普通話北上進京。新生入學典禮上，系主任特意宣講了一條傳統：「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當時跟著周圍同學一起鼓掌的劉震雲，壓根不會想到日後自己會成為為數不多打破這個傳統的學生之一。

雖然已經成為「全村人的驕傲」，但初到北京，他還是覺得陌生。大一入學，劉震雲就發現，同班女生嘴裡一直在嚼著什麼。他想問，但不好意思問，一直憋到大三，宿舍裡的北京同學告訴他，這叫口香糖。

40年後，劉震雲久居北京，對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故事已經無比熟悉，他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上提起這段往事，調侃道：「我不知道為什麼北大女同學嘴裡還得嚼著什麼，按照我在村裡的經驗，這是在我們村牛棚裡才能出現的情況。」他站在講臺上揮灑自如，一點兒沒有當年隨時根據表情判斷對方心情時的小心翼翼。

大二，母親託人帶話，說隔壁鎮上有個女孩兒考進了北大法律系，讓他「關照關照」。始於同鄉情誼，劉震雲熱情「關照」，終於用樸實打動學妹，並在畢業一年後抱得美人歸，徹底解決了父母最為關心的「終身大事」。

劉震雲一開始也沒想著要成為作家，大學裡學的那一套「論文體」更是沒想著要把他們領上作家的道路。但畢業分配進了《農民日報》，他只能拿起筆桿子，開始以寫作為生。一輩子沒上過學的母親在老家賣醬油，閒時學會了認字，便跑到旁邊書店抓起一本書來讀。沒有看太懂，只是記住了作者是一個叫魯迅的人，還記住了他在書裡寫「後院有兩棵樹，一顆是棗樹，另一顆也是棗樹」。

後來從兒子處得知，這個寫「棗樹」的魯迅，是作家裡的祖師爺，母親便跟兒子說：「嗨，那寫作這東西太容易了，我都能寫出來：我賣醬油，一個是醬油缸，另一個也是醬油缸。很容易。」

這段「仿魯迅體」成為劉震雲寫作路上的標尺，他一直說，對他寫作影響最大的人是母親。有一次，劉震雲路過河邊，正值夕陽染紅河水，他看到割雜草的姑娘，坐在雜草筐旁邊，手拿一個小圓鏡子，自顧自地梳著頭。劉震雲想起了母親的話，把那天的姑娘、夕陽以及紅色水面都寫進了《塔鋪》，引起強烈反響。後來抽身社會，再度步入校園，在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讀了研究生，畢業後追求創作新境界，巧用「數學最好的文科生」特有的邏輯縝密優勢，創作出結構龐雜、語言繁複且人物眾多的作品，朝著文藝圈更進一步。

1993年的馮小剛在業內還站不住腳，緊緊抱著王朔的大腿不敢放。當時，他倆住在頤和園一個廂房裡。一天下午，王朔午睡醒來，拎起一本書就要找馮小剛。匆匆穿過堂屋，推開裡面臥室的門，不發一言，把手裡的書扔給馮小剛。

馮小剛拿起來一看，《溫故1942》，劉震雲寫的。當即放下手裡的工作，翻開書就看了起來。等他合上書的時候，外面天已經黑了，馮小剛在燈下摩挲著《溫故1942》的封面，不住點頭稱讚。

當時他已經看過劉震雲的《一地雞毛》，據說，馮小剛第一次看完這本書，長於背後夸人的他，激動難掩，立刻跑到王朔身邊：「這個劇本一個字兒都不用改，可以直接拍。」

在王朔的引薦下，馮小剛和劉震雲成為了朋友。兩個在普通家庭長大的人，開始慢慢混入「京圈」，很多年後，竟反客為主。

1995年，馮小剛導演的《一地雞毛》播出，批評讚譽接踵而至。「窮作家劉震雲」分得8萬元稿費。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錢，一向喜怒不露於色的劉震雲沒忍住笑，抓起一疊錢帶著家人跑去吃了一頓高檔西餐——肯德基。

一直走「傍作家」路線的馮小剛認準了劉震雲，磨著他同意開拍《溫故1942》，這一磨就是七年。七年間，馮小剛請劉震雲和王朔上自己家吃了無數頓餃子，都是徐帆親手和餡親手包。馮小剛和王朔鬧掰這件事，也絲毫沒有影響到他請劉震雲在家裡吃餃子喝酒的熱情。終於，2000年春節期間，在馮小剛家吃完餃子的劉震雲，鄭而重之握住馮小剛的手：「我今天來是想鄭重的跟兄長說，我把《溫故1942》託付給你了。」

圓了夢的馮小剛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兄弟放心。」

倆人一起上訪談節目，主持人問，為什麼你們倆可以合作，馮小剛雙手交叉疊在胸前吐出倆字：「緣分」，主持人轉向劉震雲：「馮小剛說了虛頭巴腦的緣分，劉震雲你說得透徹點兒」。劉震雲依然穿著好像大了一碼的中式上衣，頭髮隨意偏分，一本正經：「我覺得是目光的交匯。」得，更玄乎。

一句頂一萬句

《一句頂一萬句》獲「茅盾文學獎」那天，劉震雲正在菜場買菜。他對比著西紅柿和茄子的價格，猶豫不決。正準備開口講價，來電鈴聲響起，出版人告訴他獲獎喜訊，並說獎金有50萬。劉震雲喜笑顏開，裝了半袋西紅柿，回家給自己做了一碗西紅柿雞蛋麵。三個月後，「中國作家富豪榜」發佈，他以16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第26位。

雖然早已成為「編劇劉震雲」，但他不承認自己是影視圈的人。

「因為在電影界並不是很多導演改我的小說，實際上就小剛導演和現在的雨霖。那總不能說他們倆改了我的作品我就成電影圈的人了，那我有的時候去了菜市場買菜豈不成菜市場的人了。」

崔永元質疑這個答案。從2003年《手機》上映開始，崔永元就覺得文化人劉震雲墮落了，痛心疾首。事後劉震雲向崔永元三次道歉，順著崔永元的話說出了：「是的，無恥，為了掙一點快錢。」

如果說他第一次的「墮落」只有崔永元看到，那後來的「墮落」就是赤裸裸的面向大眾了。

媒體習慣把2016年稱為「劉震雲年」，那年，他的《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兩部小說均被改變成電影上映。可萬達給《我不是潘金蓮》排片很少，劉震雲髮長微博為電影宣傳造勢，以潘金蓮的口吻寫了一封信：《潘金蓮致王健林先生的一封信》。姿態不高。

書迷認為這是劉震雲在自甘墮落，為了利益捨棄文人應有的傲骨。他從「神壇」跌落，繼續跟馮小剛攜手混跡在影視圈。

導演馮和編劇劉親密無間的合作再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是在2018年。崔永元深夜發微博，曬出與劉震雲的短信截圖。十幾年前舊事重提，劉震雲承諾崔永元，即將開拍的電影名叫《朋友圈》，請他大可放心，不會因舊事對他造成二次傷害。崔永元信了，卻等到馮小剛公開宣佈新電影的名字，「手機2」三個字在概念海報上神采飛揚，刺痛崔永元的眼睛。罵戰開始，逐漸升級，「編劇劉震云為利益丟了文人的傲骨和底線」成為輿論另一焦點。

崔永元罵他「渣子」，他選擇不回應。

他還是每天早上六點半準時起床，跑完步關上手機開始寫作。也會帶著小本和鋼筆溜達在北京街頭，或者是他最喜歡的菜市場，保持距離觀察生活在身邊真實的陌生人。可惜女兒年紀大了，也沒有機會再拉著她的小手一起看這人間煙火。

劉震雲有時候會想起自己還是孩子的時候，站在田埂上看姥姥割麥子，始終彎著腰的那個人準是姥姥，她很快就可以超過所有工人，連最壯實的男工也比不上她。劉震雲歡呼鼓掌，為三里外的姥姥加油。

姥姥也不在了。她的墳頭種了幾棵桂花樹。國慶回鄉看她的時候，劉震雲從樹上摘下幾片葉子，裝在隨身的眼鏡盒裡，輾轉帶回北京，當作珍貴的禮物送給難得回家的女兒。

「他神秘的打開盒子讓我聞一聞，裡面裝著太姥姥墳頭桂花樹的葉子，這種交流給我心裡的撞擊是難以言喻的，這種溝通超越了一句頂一萬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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