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歌的熱潮逐漸失散的時刻，董喜陽卻像一枚具有爆發力的新星正在冉冉上升，他的第一本詩集也是現代化科學產物——概念詩集正在籌劃中，我想當這本概念詩集上市的時候，就像他對一首好詩的定義“把中國的‘渾厚、含蓄、洗練、空靈’和西方的‘生命、語言、意象’相互融合的好的”一樣，他的詩一定會給更多的人們帶來一種閱讀上的愉悅的感覺和精神享受，一種回味無窮的寧靜的時間……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新詩風起雲湧的時代，朦朧詩派、他們詩群、知識分子寫作詩群等等流派、潮流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空間，董喜陽就誕生於這個為詩歌熱血沸騰的年代。當時間的輪滑在不受人們的控制中有節奏的滑行，新詩那無以取代的輝煌成了眾多人心中一個回憶，於是到了今天董喜陽生活在這個詩歌已經隱匿於各種紛繁複雜門類中的時代裡，但骨子裡對詩的鐘情以及被詩魅力的吸引讓他堅持著自己心中的那份詩意，用詩書寫著自有的感悟，以及對生命、生存的體悟。
董喜陽
那份隱秘的負擔
“經歷是埋藏在心底最隱秘的負擔”，這是董喜陽對於經歷如此解答，童年時期，其他同齡人正在無憂無慮的玩著跳房子、打泥巴的遊戲，對於喜陽來說，他卻正和姐姐在媽媽的帶領下走在從這個家換到另一個家的無限循環裡，這個循環沒完沒了。等成年後，這份永遠在遷徙、無法穩定的記憶成了他隱秘的負擔，不願輕易提起，卻又無法隨便塵封在歲月裡，同時這份隱秘的負擔在過往的歲月裡積澱成了他血液中的一部分，渴望自由、詩意的行走，與另一種渴求安穩、追求生命的飽滿的身份牽扯著、鬥爭著，就像他詩裡的那“繁茂的森林和光禿的坡地，闖過他們遺憾越來越小”一樣，相互矛盾，卻又相互依存。
董喜陽正式寫詩，是在大學期間，而我們說如果人生能像文學作品一樣打斷語序、來一番插敘、倒敘，看一遍自己的過往，然後再重新插進一絲色彩或許會無比倫比的美好，生命只有一次，寫作的起源點也只有一次，但是這一次可以在必然中帶上偶然，他的寫作生涯來源於偶然以及無意識中的必然，這份無意識積澱於其父親對文學愛好的影響。在讀小學時，恰逢語文老師是他父親的同學，這個老師覺得喜陽遺傳了他父親的文學基因，因此刻意栽培。在語文老師嚴厲的管教下，喜陽對文學、歷史學、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其他同學做著遊戲的時候，董喜陽正在翻閱著古典文學和金庸、古龍、柳殘陽、臥龍生的武俠小說，在這個充滿著深厚的古典文學和俠氣的氛圍裡，他比較著當一陽指碰上小李飛刀時，到底是一陽指點碎了飛刀還是飛刀化了一陽指，並且在這樣的學習氛圍裡他養成了隨時做筆記的習慣，這份習慣為他以後廣涉詩歌、繪畫、書法領域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而董喜陽真正想成為“詩人”的夢來自於當年的一本暢銷書——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那空靈柔美的文字，無拘無束與散漫自由的文風，遊歷各國的閱歷所帶來的生命存在感讓董喜陽第一次開始規劃起自己“想做一個行走天下的吟遊詩人，尋找自己生命座標”的未來。
董喜陽
詩裡透出的那一屢陽光
東北這片黑土地以其神奇的力量養育了一批批具有獨特氣質的文人，他們吸取著黑土地所帶來的營養，轉化著抵禦極寒天氣所給予的力量，然後把這些外在的生命體驗組裝、置換，成為詩歌意象的一部分，“詩歌是生活的關照和呈現，應該把詩歌還原於生活，在快樂的生活中擴展詩歌的精神維度。”生活與現實以詩的呈現方式融進董喜陽的世界裡。
生長於九臺，輾轉於長春、四平、瀋陽、深圳、廣州、武漢，對剛過27歲生日的董喜陽來說，這一份漂移的經歷使他的生活閱歷相比很多人來說是一道無法衡量的精神財富，讓他發現詩意的靈魂，也試圖用他關注現實的心、眼發現人間百態。現實世界的種種變異情景，就像鞋裡面那粒磨損著腳的堅銳沙粒，觸疼了董喜陽的心，因此他用詩去陳述現實，讓“文字替靈魂說話”這構成了他精神詩學的場域，因此在他的創作中自然的把自己體味到的人生隱秘的真情內轉成他詩歌的精神場，然後用現代主義詩風呈現，正如他所說“我的詩歌文本就是對這些生存元素的讚美與批判，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描摹與反思。”
董喜陽喜歡並深受影響的詩人當屬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的“詩歌作品和精神內涵，詩意之路和反叛精神，還有他在詩歌裡呈現出來的真實的人性。”詩歌理念在董喜陽的詩歌生涯中影響至深，但又有著自己的詩歌主張。
如在董喜陽《站在雲端仰望，低垂的天空》系列作品的《懷疑論》中，“其實，我可以站在酒杯裡為你歌唱/不管聲音是否割破了黎明，抑或是傍晚/我可以玩遊戲，在一滴菜汁裡思想，假裝憤怒/規則是毒蛇，是水蛭，是陽光下崩裂的深淵/吞噬我的死，在死裡面埋葬積木，那裡像天/在菸捲裡行走，行走的想法太沖動了/方向已經辨別不出真善美，甚至自己讀過《三字經》/菸圈在腐蝕，在糜爛，然後是舌頭，木魚和念珠/在一塊死肉裡跌倒後狂笑，吐血後進入冬眠/這樣的氣味包圍了我，懷疑演變成懷疑，和悖逆/這些年，真的想到了死，但不止一次/讓我覺察到了故鄉莊稼和窪地的分量”，詩人用滿腔熱切之心控訴世界的一切，懷疑一切，批判一切。詩的前兩句用充滿力量的語言宣告著，我可以為你做這一切，即使我處在醉眼迷離之際，即使我的聲音或許會震顫了人們的安靜，我也可以陪你玩一場遊戲，即使這個遊戲的規則是要人命的毒蛇、是吸人血的水蛭，是照不進陽光的黑暗，在這個顛倒的世界裡拋棄我們曾經宣講道德的《三字經》、忘記維護世界美好的真善美，詩裡用具有鮮明的“惡”的意象來架構整個詩意，使全詩充滿著想咆哮世界的張力，大有《惡之花》裡的象徵意義。結尾的突然一轉，卻表現在詩人的骨子裡，想找到一個突破口，想去改變這個局面，代表著純淨、美好的“故鄉莊稼和窪地”拯救了詩人的靈魂。
董喜陽
魂牽夢繞的精神故鄉
尋根是詩人的永恆話題，臥軌自殺的海子希圖找一間“只願”面朝大海的房子，而代表著富饒、生之源的“麥地”成為他詩歌裡回到“精神故鄉”的母題，魯迅用他的筆描寫社會現實時，顯得尖銳而刻毒，直揭社會的黑暗和陰暗面，但是當描寫到童年的故鄉時，他的筆像在描繪著五彩的童話一樣，唯美而柔和。尋根之旅是詩人的一個常態，地域的認知是在記憶深處的血脈傳記。
正如董喜陽說“我的詩歌之根和吉林本土地域詩歌緊密相連，東北大地文化的豪爽、曠達、自由與寬廣鑄就了地域文化的粗粒、大氣與骨子裡的真實氣勢。怎麼樣以一個文化人特有的精神姿態進入吉林省的文化精神譜系，在坦然的基礎上自然而言的滲透與參與，是我努力與堅持的方向”，深受東北地域文化影響的董喜陽樂觀、熱情，他的詩用意象、精神組成了這樣一個世界，即使生存與夾縫中，也能看到一縷陽光，生命的過程是艱難而曲折的，通往的那條道路卻因為東北漢子的豪邁而顯出一份希望。他了解“相對青天白雲/生活中，總被物質捆綁的設想/是如何逃脫肉體的轄制”這種生活的無奈，試圖爭脫，“我不想進入/完美的工業文明，不想讓參與的勇氣陳列/以虛構的口吻說話”，詩是人生世相的反照，當你行走在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就不能完全地獨善其身，因此董喜陽瞭解這個世界把精神的困綁和束縛，也無法拒絕進入工業文明，但是在詩裡，他卻用自己的信仰照亮光明，他說“當有天，一個女人的黑髮穿越我的目光/並沒有香水的味道，以及廣告效應的時候/我開始相信，堅信，冥信：不會有烏雲從隧道里爬出來了！/不能再欺騙孩子，和那些冷漠的/植物和夕陽”。
董喜陽
詩的時代永遠繼續
赫胥黎則在《美麗新世界》中說，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波茨曼繼赫胥黎之後在《童年的消逝》中說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如工業文明帶來的物質和快捷的生活……社會信息化飛速發展，科技產品快速更新，連帶著我們的思想也在多種選擇的快餐時代，顯得疲憊不堪，上世紀80年代人人寫詩愛詩的熱潮也在不經意間除了留下一份難捨的記憶之外再不見其他。那麼現代新詩是不是走進了無法言說的“邊緣化”境地呢？詩意的棲息所承載的內容日漸稀薄，“詩歌進入邊緣化”、“人們不再讀詩”已經成了人們心目中的一個常態詞語，而在有過網絡寫作經驗的董喜陽看來，雖然覺得自己相比其他80後詩人來說，真正進入詩歌圈“遲了許多”，但“所謂詩歌邊緣化，可能是因為大眾的審美旨趣和審美形式多樣化了，各種文藝體裁樣式的出現和興盛似乎遮蔽了傳統詩意的光芒，但我覺得本質上詩歌並沒有邊緣化。” “文以載道”的思想是眾多文人的一種集體情結，而“詩言志”所體現的內心驅動因素更是詩人們意識下面的那一座深埋海底的冰山，在現代文壇上依然有一龐大的群體用自己的方式行走在詩的王國裡，依然有一個群體在內心“詩意”的驅使下進行著創作，詩繼續承擔起“詩言志”的功能。讓詩人堅守自我，持守對真實生活換裝後的還原。詩歌邊緣化只是被更多事物所遮蔽，而詩人的內心情結才是更大的驅動力，正如董喜陽所說，“詩歌太興盛的時代並不一定是國運昌盛的時代，反之亦然”。
詩歌在80後詩人董喜陽的眼中，依然以其獨有的魅力綻放在現實中，只是因為目前有眾多的選擇，而讓人們看在詩歌的位置似乎在縮小，詩和其他藝術一樣，是人生世相的反照，它更是人生精神世界的投射，因此詩不管在社會上處於什麼地位，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都不可否認它具有基本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而這份自然屬性就決定了詩本身具有的那一份美麗。
撰文/向美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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