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聯書店出版了《茅海建戊戌變法研究》（共四冊），該套書包含茅海建寫作於不同年代的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專著《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鑑注》《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
《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中茅海建對戊戌變法的相關史實一一釐定，尤其集中在政變的時間、過程、原委，中下級官吏的上書以及日本政府對政變的觀察與反應等重大環節上。《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中，茅海建繼續關注戊戌變法中的種種關鍵環節：“公車上書”的背後推手、戊戌前後的“保舉”及光緒帝的態度、康有為與孫家鼐的學術與政治之爭、下層官員及士紳在戊戌期間的軍事與外交對策、張元濟的記憶與記錄、康有為移民巴西的計劃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等等。《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鑑注》中，茅海建對康有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進行註解。對康有為的說法鑑別真偽，以期真切地看清楚這一重要歷史階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場景。《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則是通過對 “張之洞檔案”的系統閱讀，試圖揭示傳統戊戌變法研究較少觸及的面相，以清政府內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主張革新的張之洞、陳寶箴集團為中心，為最終構建完整的戊戌變法影像，邁出具有貢獻性的關鍵一步。
茅海建，為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教學與研究領域是中國近現代史。著有：《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苦命天子：咸豐帝奕詝》《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等。
7月8日，茅海建以《康有為與進化論》為題進行了演講，闡釋了康有為在各個時期對“進化論”的迎拒。由此證明，康有為在戊戌時期並沒有接受“進化論”（天演論）。此後，雖使用“進化”一詞，只是當作進步說，對“進化論”並無真正的理解。康有為曾在達爾文的石像前宣稱，他與達爾文思想上“暗合”。到了其晚年，將“進化”與“天演”當作對立的概念，接受“進化”，反對“天演”，並在《大同書》中，稱達爾文“其妄謬而有一知半解”。
以下為茅海建的演講內容。
茅海建
康有為所談的“進化”不過是借用一個名詞
戊戌變法被認為是中國近代西方化的轉折，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戊戌變法最主要的發動者康有為卻一點不西方化，他的大多數著作講的都是中國的內容，要麼是經學，要麼是史學。學術界都說康有為受西方的影響，我是反對的。有學者提出兩條證據證明康有為受西方影響，一是他講民主，二是他講進化論。關於民主的問題，康有為講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說”的民主，不是盧梭說的人民主權式的民主。而關於進化論，我接下來要展開說一下。
什麼是進化論？是英國科學家達爾文在其1859年的標誌性著作《物種起源》中提出的，他的兩個追隨者，赫胥黎寫了《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斯賓塞又把進化論融入政治和社會學中寫了《社會學原理》。中國的嚴復後來翻譯了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的部分內容，加上斯賓塞的思想，再加上自我理解，寫了《天演論》，在光緒24年正式出版。《天演論》出版前嚴復把手稿寄給梁啟超，梁啟超冬天去廣州，見到了康有為，給康有為也看了。
梁啟超後來在給嚴復的回信中談道：“南海（康有為）先生讀大著後……惟於擇種留良之論，不全以尊說為然。”即康梁對於“擇種留良”的核心觀點其實是拒絕的。
嚴復認為“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合有種子以為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導致西方國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國沒有這個種子，不可能進入民主政治。梁啟超以“大同三世說”反駁，“大同三世說”的“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遞進的，認為時代是不可倒退的；如果西方古代就有民主思想，怎麼可能再倒退到專制？所以說梁啟超由此認定嚴復在理論中犯了“錯誤”。當時的思想家都是從理論出發，不從事實出發。
康有為著述最早言及“進化”是1898年春在上海出版《日本書目志》。該書在生物學類下的8部書中6部主題為“進化論”；在社會學類下有21部書中7部涉及“進化論”。在生物學類下面一個叫“蠶桑書”的子目之下有一部《蠶桑進化論》，康有為對其做了一大篇評論：
“中國，桑國也。《書》曰：‘桑土既蠶，是降丘澤土’。桑蠶之利為中囯獨擅，其來至古矣。而四千年學不加進，蠶小而多病，莫能察也。而日本、法國皆移植而大行之。稅務司康發達察之於日本，蠶大以倍，且無病，有輒去之，不累其曹。有改良之論，有進化之方，有驗瘟之器，有貯粒之法，有微粒子病肉眼鑑定之法，有微粒子病識驗之報，其術極細以精矣。其桑有栽培實驗之秘。嗚呼！中國於茶、絲二業尚不開局考求，而坐聽顓顓者自為戰，其不盡輸與他人者幾何！”
他提出中國的蠶桑幾千年就有，但從來沒有進步，日本、法國把中國的蠶取走大行研究，他們的蠶比我們的大，還沒有病，因為他們“有改良之論，有進化之方”，這是康有為第一次提到“進化”，而 “進化”說的是物種起源，本是自然的選擇，並非是人為技術的直接結果，康的評論顯然將“進化”誤作為人為技術手段之一。
王寶平教授研究已證明，《日本書目志》是康有為及其弟子抄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而成。且我認為該書絕大多數著作康有為沒有看過。為什麼這麼說呢？日本書中有三本最重要的進化論的書。其一是伊澤修二翻譯《進化原論》，即赫胥黎講演集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r.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其二是東京大學學生石川千代松記錄《動物進化論》，講的是達爾文學說傳入日本的標誌性事件；其三是由東京大學教授外山正一校閱《社會學之原理》，即斯賓塞的The Principles of Socialogy。這三本書都是代表進化論最重要的著作，康有為沒有做出任何評論。可以說他事實上不知道什麼叫“進化論”。
康有為比較明確意義上使用“進化”，是政變後流亡日本時期。1898年冬，康著《我史》中寫到：
“以偽《左傳》乃劉歆採《國語》而成，改分國為紀年……《史記》十二國年表，自稱採《春秋》《國語》，乃史遷親讀《國語》原本為之者……又擇其偽古文《禮》與《周禮》合者去之，以還《國語》原文之舊，令長女同薇編之。薇時年十五歲，天資頗穎，勤學強記，遂能編書也。薇又將廿四史，編《各國風俗制度考》，以驗人群進化之理焉。”
康稱讚長女康同薇聰慧，前半指康同薇重新整理《國語》，後半段指康同薇著書《各國風俗制度考》，用的材料是《二十四史》，其中“各國”是春秋各國及後來各朝代不是指當時的各國，康有為的評價是“驗人群進化之理”。
康所說的“進化”，我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進化思想痕跡，康這裡只是借用了一個名詞，恰恰證明康此時對進化論的內容並沒有真正掌握。
《天演論》
“大同三世說”與“進化論”
人類歷史從野蠻走向文明，這是歷史的進步說，跟“進化論”沒關係。人類對歷史的解說有著各種差別，不在於認定歷史是否進步，而在於解釋歷史進步的原因不同。儒家歷史學家將“三代”的輝煌描繪成聖人的功績，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康有為在1898年出版《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全面闡述其“孔子改制說”，初步揭示“大同三世說”，“大同三世說”是康有為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普世性解說。這一學說由孔子創制，口傳其弟子，藏於儒家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以待“後聖”之發現。
1900年以後，康有為主持了“庚子勤王”也失敗了，他心灰意冷旅居檳榔嶼、大吉嶺，旅居這兩年是康一生中最為從容休閒的。他遍注群經，寫了《〈禮運〉注》《〈孟子〉微》《〈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和《大同書》等。康的“大同三世說”亦通過這些著作從思想觀念而到了具體的文字。
康有為的《〈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中累積使用“進化”二字102次。他在絕大多數語境中將“進化”當作“進步”的概念來使用。
比如《〈論語〉注》。《論語·八佾》中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康有為在註釋中大加以發揮，宣稱：“《公羊》稱孔子為文王，蓋孔子為文明進化之王，非尚質退化者也。”康有為說孔子“文明進化之王”，按照這個說法實際上他認為“進化”本是由孔子發明的。
康有為1904年離開印度，參觀英國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寫了一篇文章《英國監布烈住大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
“……知吾國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後吾種貴；知吾國產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進化、最宜於今世，可大行於歐美全地，莫不尊親，然後吾種貴；知吾國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聖王之教主，我全國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將來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歐人之尊敬耶穌然，然後吾種貴。”
他說中國的人種最貴種，中國有聖明之教，聖之人教的教主是孔子，大家都拜服，就像歐洲人崇拜耶穌一樣。
仔細考察康以上著述102處“進化”的用法，突出感受是康似乎從字面上理解“進化”一詞，並對“競爭”有所保留。他可能對“進化論”有初步認識，但對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學說之精義，則不甚了了。所以康有為從中國史籍與孔子著述中得出的“大同三世說”，與達爾文環球五年，從自然觀察中得出的物種進化規律，本來是兩個道路，也沒有同歸。
康有為
康有為是怎麼和進化論搭上界的？
那麼“進化論”跟康有為怎麼搭上界？很可能是上了梁啟超的當。梁啟超最早稱康有為是進化論者，1901年底，梁在《清議報》發表《南海康先生傳》：
“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為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為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為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為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託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鵠，以為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為世界既經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即有時為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復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說主於循環；《春秋》言據亂、昇平、太平，其說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說焉。”
孔子說堯舜是倒引，實際上孔子講堯舜的時候是希望後人執行堯舜之道。所以講“世界既經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很多學者都願意用理論證明歷史，我們歷史學家不相信理論能證明歷史。
梁啟超通過日本語言學習西方著作，寫了霍布斯、斯賓塞和盧梭的一些思想，在這篇僅用48小時、成文近兩萬言、以“Paint me as I am”為目標的傳記中，梁用剛學到手的西學知識，將康描寫成無師自通的“西學”大家。除“進化派哲學”外，梁還稱“博愛派哲學”“主樂派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以上引文，梁一口氣用了9個“進化”，又用“進步”“退步”“循環”等詞，可以明顯看出，這裡的“進化”都是“進步”的意思，與達爾文、赫胥黎根據生物學所建立的“進化論”，沒有太多關係。
1902年3月起，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載其著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至12月，刊出該著最後一篇，談“最近世”之學術：“……南海則對於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遍讀群書，而無所於閡，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一方面說進化派，一方面說達爾文主義。進化這個詞可以有很多概念，可以跟達爾文不連接的。
所以說梁再次將“大同三世說”認定為“進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達爾文主義傳入中國之前，由康獨立“發明”的，沒有受到嚴復《天演論》影響的本國產品。
康有為1904年到英國，訪問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館看到達爾文、赫胥黎石像，對“進化論”發表了一番感嘆：
“此院生物詭狀異形，不可勝錄，姑舉其至異者，以資考識新理耳。入門即見達爾文、赫胥黎石像，為之欣悅，如見故人。赫君發天演之微言，達生創物化之新理。哲學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說遂墜。他日大教之倒以區區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關，亦至巨哉。二生之說，在歐土為新發明，然鄙人二十餘年未讀一字西書，窮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為之，已與暗合，與門人（指梁啟超）多發之。故於二生但覺合同而化，惟我後起，既非剿襲，亦不相師。惟二生之即物窮理髮揮既透，亦無勞鄙人之多言也。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復之。’赫生天演之義也。莊子曰：‘程生馬，馬生人’；‘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達生物生人之說也。吾華先哲其先發於三千年矣。何異焉！”
康有為明確提出“鄙人二十餘年未讀一字西書，窮推物化”“已與暗合，與門人多發之”。此中“門人”，包括梁啟超，此中“暗合”，與梁說一致，“既非剿襲，亦不相師”。康進一步地指出，子思“天之生物”，即赫胥黎的“天演”之說；莊子“程生馬”，即達爾文的“物生人”（人類起源）之說；中國哲人領先西方三千年。
《大同書》
《大同書》：進化與天演的背離
儘管康有為在檳榔嶼、大吉嶺進行“大同三世說”著述時，採了“進化”一詞，認可進化論，但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大同世界，天下為公，弱勢人群皆有所養，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不可能存在優勝劣汰的競爭。康在《〈孟子〉微》《〈中庸〉注》《〈論語〉注》中都表示過對“競爭”負面作用的擔心。他此期（1902年）著作《泰西以競爭為進化讓義幾廢》，更是突出說明“競爭”“進化”與孔子“尊讓”之義之間的對立。
過了十年，1913年，康發表《中華救國論》，明確區分人民與國家，認為儒家學說重民，法家學說重國；法國重民，德國重國；“夫重民者仁，重國者義；重民者對內，重國者對外”。對外一面，即“重國”，康主張競爭，這是“列強競峙”所致。對內一面，即“重民”，康採取比較委婉的態度，不主張採用西法，要求採用孔子之道，即對國內政治“競爭”，是不認可的。當時是列強競爭。
又過了十年，1923年，康有為離開大吉嶺20年後，論調完全變了。根據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後果，他認為“天演”“競爭”是壞事。他在開封、濟南、西安舉行了一系列的演講：
“孔子圓通無礙，隨時變通，無所不有，無可議者也。今之新學，自歐美歸者，得外國一二學說，輒敢妄議孔子。豈知歐戰之後，歐美人於邊沁功利之說、克斯黎天演優勝劣敗之論，行之已極，徒得大戰之禍，死人千餘萬，財力皆竭，於是自知前人學說之未善。”
克斯黎，應當就是“赫胥黎”。有意思的是，康有為突然在演講時提到了嚴復：“吾嘗見嚴復之書札：靜觀歐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質，然所得不過殺人利己、寡廉鮮恥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覺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非僕一人之私言，乃歐美學者之公論也。嚴又陵亦歐洲學者，翻譯歐洲學說甚多，且舊歸心基督教者，然晚年其論如此。”
此時嚴復已去世，康有為有意不去攻擊故人，將嚴復與“天演”劃分開來。在當時知識人心目中，“天演”是嚴復一生最大貢獻，嚴復與“天演”已經渾然一體。
從1902年到1923年，康有為對“天演”“競爭”從懷疑而漸至反對。查看康有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大同書》，可以看到奇特現象，即“進化”與“天演”這兩個詞是背離的。這兩個本屬一體的概念，康有為在使用時卻賦予了兩種或多種意思。
比如康在《大同書》使用“進化”一詞共39次，基本的意思相同，即是進步之意。我們可以看一段文字：
“一、世界進化，自分而合，乃勢之自然。故自黃帝、堯、舜時為萬國，至湯三千國，武王一千八百國，春秋則二百餘國，戰國為七國，秦則一統矣，凡二千年。印度之先亦諸國並立，三千年而統一於阿育大王。歐洲之先亦諸國並立，二千年而統一於羅馬。蓋分並之勢，乃淘汰之自然，其強大之併吞，弱小之滅亡，亦適以為大同之先驅耳。這是講國家的大同。後面講民權的大同。”
“民權進化，自下而上，亦理之自然。故美國一立，法之大革命累起，而各國隨之。於是立憲遍行，共和大起，均產說出，工黨日興。夫國有君權，自各私而難合，若但為民權，則聯合亦易。蓋民但自求利益，則仁人倡大同之樂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勢既倡，人皆越之，如水流之就下。故民權之起，憲法之興，合群均產之說，皆為大同之先聲也。”
前一段強調的“弱肉強食”，這與達爾文“進化論”還是有差別的；後一段談“民權”“立憲”“共和”“均產”，稱是進化的作用，最終方向是“大同”。此書39次“進化”具體使用情況，與康有為當年旅居檳榔嶼、大吉嶺遍注群經是大體相同的，與康有為此後周遊各國所寫的遊記也是相同的，都是正面的意思。“天演”的情況大為不同。康在《大同書》中使用“天演”一詞共8次，含義也稍有差異，但基本是比較負面的。
《大同書》康有為生前只發表了一部分。《大同書》與“大同三世說”的最大區別，在於不再強調這一學說是孔子創造。康在《大同書》中甚至還宣稱，到了大同世，孔子三世說也將消亡：
“耶教以尊天愛人為誨善，以悔罪末斷為悚惡。太平之世，自能愛人，自能無罪。知天演之自然，則天不尊；知無量眾魂之難立待於空虛，則不信末日之斷。耶蘇之教，至大同則滅矣。回教言國，言君臣、夫婦之綱統，一入大同即滅。雖有魂學，皆稱天而行，粗淺不足徵信，其滅更先。大同太平，則孔子之志也，至於是時，孔子三世之說已盡行，惟《易》言陰陽消息，可傳而不顯矣。蓋病已除矣，無所用藥，岸已登矣，筏亦當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與佛學二者大行。蓋大同者，世間法之極，而仙學者長生不死，尤世間法之極也。佛學者不生不滅，不離乎世而出乎世間，尤出乎大同之外也（還能存在）……”
這段話的主旨是說，到了大同太平之世，“耶教”（廣義基督教）、“回教”（伊斯蘭教）都會滅亡，“魂學”滅亡更早，孔子之教因其目標完全實現，“筏亦當舍”，也不存在，只留下神仙與佛學。
康在此處所用“天演”一詞，意義稍有曖昧，不完全是負面的。此中的“天演”，應指物種起源，即人類的由來，以反對上帝創造說，即“天不尊”。康認為“天演”學說將推動“耶教”走向滅亡。上引這一段話，是《大同書》的最後一段，康接著寫道：
“大同之後，始為仙學，後為佛學；下智為仙學，上智為佛學。仙、佛之後，則為天遊之說，吾別有書。”
在這樣的“終極真理”面前，達爾文的“進化論”顯然不那麼管用，被康批責和放棄，也是很自然的。最後講到了天遊之說，他辦了學校教天遊之說。所以這樣的人放棄“進化論”也是非常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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