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
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這首郁達夫作的格律詩《釣臺題壁》，以前讀中學時，老師介紹過。當時沒有留下什麼太多的印象。今日重讀，已是20多年以後的事情了，卻感慨良多。尤其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句，讓我彷彿看到了眼前一個清瘦、清高、張狂過後又常感孤獨、自卑、無助的才子。
郁達夫在日本
透過達夫的心境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許多清醒的知識分子常為個人、為民族前途而擔憂、彷徨、頓足、佯狂。達夫是個真性情的人，是個敢愛敢恨的人。就這一點就很值得我們喜愛。我讀達夫的小說《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總覺得文中有股與眾不同的墮落氣撲面而來。這股氣明知是墮落的，卻燻得人實在舒服。後來我又讀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也很喜歡。有人評價村上的小說有股墓葬氣。這是很精闢的。我覺得村上的小說與達夫氣質很有些相似。再回到達夫這首古體詩。好在哪呢？好在這詩能讓我產生共鳴！跨越時空的強烈共鳴！是將個人命運與時代大背景交織在一起的“二泉映月”般的憂鬱的二胡曲子。達夫寫這首詩時一定是半睜醉眼的。
郁達夫好酒在朋友圈裡是出了名的。當年軍統頭子戴笠跟他是浙江同鄉，又是浙江第一中學的校友，一度走得很近。後來郁達夫赴福建省政府任參議，戴笠還多次託人送去上等的貴妃酒。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載:“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當然，戴笠跟郁達夫走得近，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郁達夫第二任夫人王映霞是出了名的美女，人稱“杭州三美”，也是杭州上流社會一顆閃亮的交際明星。戴笠好色是出了名的，那時正好在杭州辦多期軍統特訓班（破獲日軍偷襲珍珠港密電的軍統女特工姜毅英就是這時候上的特訓班），“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厚”（據郁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更有甚者，戴笠還常常趁郁達夫去外地出差時邀請王映霞來他的花園洋房聚會，並留宿不歸。
郁達夫王映霞攝於上世紀30年代
1993年，郁達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詩人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此文發表於1998年，王映霞於2000年去世）一文中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文中說1938年春夏間，王映霞避居武漢時曾為戴笠打過胎，據說此事連郁達夫都不知道。當時郁達夫赴臺兒莊慰問大捷的國軍將士，王映霞跟汪靜之的太太是閨蜜，便求汪靜之假扮王的丈夫陪她去醫院打胎。此是後話，當初在杭州那會兒，有美人相伴，郁達夫經常邀客豪飲。日本歷史學家增井經夫後來回憶:“（王映霞）漂亮得簡直像個電影明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顆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頻頻向我敬酒，說‘增井先生，乾杯！’時，就把喝乾了的酒杯倒轉來給我看，確是慣於社交應酬的樣子。又有她那深綠色翡翠耳環和手鐲，在燈光下搖曳閃爍的情景，至今還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來，那個時候大概是鬱先生最幸福的時期吧，一下子就在飯館裡款待十個客人，實在是豪興不淺。”
軍統王戴笠
達夫不僅好酒，而且後來還在印尼開過一家酒廠，並以此作為掩護從事過秘密抗日活動。話說1938年，郁達夫應著名報人胡文虎之邀赴新加坡辦報，從事抗戰宣傳工作。有一次在家中偶然發現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可能寫得比較露骨，竟然導致夫妻反目。郁達夫拋出《毀家詩紀》，細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不甘示弱，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小報記者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被詩人柳亞子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最終協議離婚。據說王映霞啟程回國時，郁達夫在南天酒樓為她餞別，並寫了《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雲:“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拋白首盟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 1940年5月，王映霞從新加坡到香港後，還不解恨，請朋友分別在香港《星島日報》、重慶《中央日報》和浙江《東南日報》代登《王映霞離婚啟事》:“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
郁達夫
鬱王的故事告一段落，郁達夫臥底抗戰的傳奇開始上演。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後，郁達夫等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爺公務市。郁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在此期間，還娶了一名原籍廣東、年僅20歲的華僑女子何麗有為妻。（直到郁達夫遇難後，何麗有才知道開酒廠的丈夫趙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國文學家郁達夫，其驚訝程度應該不亞於潘蘭珍突然得知枕邊賣字為生的老頭竟是天字第一號欽犯陳獨秀！不知她們當時的心情是喜是悲？）後來日本憲兵常來廠裡買酒喝，偶然得知這個酒廠老闆日語說得很順溜，還帶點關東口音（郁達夫曾與郭沫若等人一道留學日本），便抓壯丁似地把他抓過去當了“翻譯官”。郁達夫也正好得到了一個像於則成一樣在鬼子要害機關潛伏的機會。在當翻譯官期間，郁達夫與鬼子鬥智鬥勇，暗中救助、保護過許多愛國僑領和文化界流亡難友。抗戰勝利後，陳嘉庚曾對夏衍說：“那時郁達夫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華僑。”一位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兩週後。晚上8時許，郁達夫像往常一樣，在家裡與幾位朋友邊喝酒邊聊天，分享勝利的喜悅。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開門一看，是一個經常光顧酒廠的土著青年，把郁達夫叫出去耳語了幾句。郁達夫旋即回到客廳，神色自若地與朋友打個招呼說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你們杯中酒莫停！衣服都沒來得及換，穿著睡衣和木屐跟著土著青年匆匆出門，消失在夜色之中。朋友們在家裡左等右等，再也沒有等到他回來。在郁達夫失蹤後大約12個小時，第三任妻子何麗有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兒，惜乎與親生父親緣慳一面。嗜酒如命的一代文豪就像氤氳的酒氣一樣神奇地蒸發了。關於他的生死至今成謎。
目前，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是1945年9月17日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還有幾名歐洲人，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據作家胡愈之的回憶文章《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披露，這是邵宗漢（當時與郁達夫等人一道在印尼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著名報人）1946年8月8日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情報處獲取的消息。而聯軍的這一消息來源於日本戰犯的口供。可是後來有研究者翻遍了當時棉蘭法庭的審訊記錄，卻找不到有關郁達夫（趙廉）的蛛絲馬跡。遺骸也沒有在口供供述的地方發現。因而這一消息仍然無法證實。
另外，學術界關於郁達夫失蹤還有幾種說法。如日本研究郁達夫的專家鈴木正夫在調查報告《郁達夫被害真相》中認為，郁達夫可能死於幾個開小差的日本憲兵之手。這幾個憲兵幹了很多壞事，郁達夫都知情，他們害怕投降後郁達夫向聯軍當局舉報，便殺人滅口。這幾個憲兵後來開了小差，從此下落不明。但鈴木正夫始終不願公開證據來源者的姓名，其說成為孤證，姑且存疑。另有一種說法，郁達夫可能死於印尼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軍之手。曾任日軍翻譯的郁達夫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好，印尼獨立軍與當地華僑並不知道鬱的真實身份。日軍投降後，印尼獨立軍各種游擊隊和武裝力量亂成一粥，四處展開復仇行動，便將郁達夫當成親日分子誤殺了。那天晚上將鬱叫出去的印尼土著青年很可能便是印尼獨立軍成員。此說純屬猜測，事後沒有得到印尼共產黨方面的證實。還有一種說法，可能由華僑朋友秘密掩護轉移途中出現意外去世。那個叫他出門的土著青年應該與郁達夫相熟，很可能是“自己人”，否則他也不會睡衣都不換匆匆出門。考慮到當時時局的動亂和交通條件的惡劣，又是月黑風高的夜晚，郁達夫在轉移途中出現沉船等事故也完全有可能。不過此說也只是推測。此外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可能死於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郁達夫跟軍統頭子戴笠有私仇（前妻的瓜葛），日本投降後，戴笠正好可以公報私仇，把郁達夫當成漢奸秘密處死。呵呵，此說純屬小說家言了。
至於郁達夫是否為抗日烈士，學術界也存在一些爭議。香港學者梁錫華撰文批評郁達夫“忠奸飄忽”，並舉出郁達夫得到過日軍陸軍大將松井石根的禮遇，而且在印尼當過日本憲兵隊的翻譯，所以指證他身上“有洗刷不淨的漢奸嫌疑”。也有人指出，鬱達於不止跟松井石根相熟，跟日本駐朝鮮總督宇垣一成、陸軍中將坂西利八郎等日本政軍兩界要人也頗有私交。“七七”事變爆發的7個月前，還曾受日本外務省資助1千圓，對日本和臺灣進行過為時一個月的訪問。筆者認為，這些指責大多屬於嚴苛古人，很多也只是猜想，沒有紮實的史料支持。像郁達夫在印尼給日本憲兵隊當翻譯的事，陳嘉庚等人已經為他正名。至於應日本外務省出訪日本、臺灣的事，學者武繼平根據最新史料考證後撰文《1936年郁達夫訪日史實新考》認為：“事實上，此次訪日是日本政府策劃的一次‘有助於日華親善’的活動，包括社會考察和多場學術講演。然而，日本政府對著名中國文人郁達夫訪日所寄予的期待，卻因他在東京對大批留學生進行露骨的‘反日宣傳煽動’而落空。”郁達夫的氣節無可置疑。
1952年，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稱為革命烈士的知名大作家，好像僅郁達夫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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