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時期，他沒有本事把秦國變得強大，所以他求賢若渴，希望有大能人來助他一臂之力，魏國的強大就是因為李俚變法才做到的，之後各國也都在效仿魏國，開始施行改革，像申不害在韓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屈原在楚國等等都在尋求突破！秦孝公跟商鞅全是千里馬碰上伯樂而已。商鞅變法和封建時期的其他變法不同，他是帶著中原的法家思想去敲破老秦的舊國家機器，如果沒有嬴渠梁的支持，他啥都不是，當時老秦被稱狄戎，沒有完全融入中原文化，沒有衛鞅，還會有其他中原賢者過去，法家就像強心劑，可以一下子強國，但是底子是弱民，導致沒多少年就斷朝了。其他兩位是當時傑出的幕僚，也需要有開明國君的支持。嬴渠梁，贏蕩，贏稷三代人在強心劑的藥效期打下了一統六國的堅實基礎。
商鞅帶來的是他的平生抱負，是他的生平所學，也是他獨樹一幟的思想，剛剛好符合了秦國的基本國情，他跟秦孝公一拍即合，所以才能讓秦國變得強大！變法要根據當時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國家當然不一樣了。戰國時候有名有姓的都不是普通百姓是名人之後，即使現在是平民但先人也不是普通百姓。本人看了以後專門讀了整本戰國策，像蘇秦張儀等人一重用就是相位，更有公侯前些時候還是流亡，過段時間就被接回去繼承爵位了，白起看似是從底層幹起來但其實還是因為是名門之後所以提拔就快，真正的平民是提升不起來的。類似的還有孫臏，剛出來被人陷害斷了雙腿，後來搭上田忌，通過獻幾次計策提拔上了將領。看似起步都是平民，但人家是有身份的平民，有能力就飛昇啊。
其實漢朝時的儒家學說已經不完全是戰國時期的儒家，是經過修改適合當時的環境的，儒家不能說不好，只能說很多東西都太理想化，不求實，反而假大空，治國方略應可行且有見效。民貴君輕的說法放到今天來，仍然是最優秀的說法，諸子百家，各有所長，法家在戰國時期最為受用，可惜只講求依法治國，沒有考慮到以德治國的層次，最終被後世人認為是暴政。因為國家統一就不需要法家，需要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來給屁民洗腦，而且儒家在秦國後期混得不好，好不容易在漢朝混好了儒家肯定要黑秦。不過可能秦律改了，畢竟後面對付農民起義軍很多人是無甲的，所以漢律也和商鞅時代不一樣了，商鞅還是缺人時代的奴隸制，只殺貴族甲首，把平民抓回來當奴隸，到了秦末人口過剩，又遇到農民起義，對手很多都是無甲。
秦國相較於其他六雄而言，地理位置優越，但單面作戰還是有失偏頗的。義渠作為匈奴的一個分支，佔有當今的大西北等地。義渠憑藉其騎兵特有的機動性對秦國邊境進行劫掠，曾侵入到秦國的洛河流域。而秦惠文王在抽調主力攻打蜀國時，齊楚聯軍一起攻秦。如果沒有張儀耍流氓，秦國一下就吃了大虧。義渠這種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巴蜀也弱到一年就擊敗二十年就穩固，河西走廊還沒有遊牧民族出現。秦國兩面受敵而且函谷關和武關非常近，楚國三面受敵，齊國三面受敵，別的都是四面受敵。其他國家壓根不知道怎麼去進行對外戰略，同時部署成本高到可怕。無論是歷史記載還是墓葬形式，秦國滅亡最大的原因在於對原趙國魏國東部領土低效的控制力，更不談齊國燕國和淮河楚地了。
秦朝科技水平不夠，沒有文官遴選機制，所以文官還是世襲宗法的。文官遴選機制在科舉之後才確定，唐宋才開始以文官治國。中間兩漢魏晉南北朝地方大族崛起，就是因為，大一統國家，不能用軍爵制，沒敵人可以殺，武官遴選不能用，而文官遴選科技水平又不夠沒有辦法，中央政府可供遴選的官員只夠中央政府用，各地的只能讓各地既往官僚推薦，就是察舉和九品中正制，結果各個地方又成了宗法了，只在中央政府留一個官僚殼子。秦朝當時的科技水平，記錄個人頭還是可以的，而且戰國時期，戰爭很多，可以殺的人頭很多，所以就有了軍爵制。這樣，新的官僚國家機器就代替了低能的宗法國家機器機器。但是這種軍爵遴選機制，只適合在戰時。秦始皇統一六國，發現沒敵人了，沒人頭可以拿了，中央政府沒有官員可以遴選，官僚隊伍流動就停擺了，這就動搖國本了。所以秦國非得打那些偏遠難打的要死的地方，沒敵人也要製造敵人。也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國家機器的運轉。
小編認為：秦國之強不在一世，四大雄主缺一不可。當然，輔佐這四大雄主的秦相同樣功不可沒，商鞅、張儀、範睢（魏冉）、李斯之間是承上啟下，他們的功勞不應該拿來做比較，因為沒有前輩的努力就沒用後來者的用武之地，而沒有後來者將大秦發揚光大，前輩的功績也會暗淡一些。商鞅的軍功制，使得老百姓的階級得到了進階。從奴隸變成平民，從平民升級到士甚至封侯拜相，這個刺激了秦國的生產力（攻擊力）。有這基礎，張儀入秦，與秦惠文王伺機東出，一人怒而天下懼，一人安而天下息。國力有保障，外交猛如虎。範濉雖說後來也入了秦，有點拾人牙慧的嫌棄，不過他是古代第一個提出“遠交近攻”戰略的人。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裂變，功不可沒。張儀橫強使六國聞風散膽，力挽狂瀾。範濉遠交近攻使六國孱弱，統一咫尺。每個歷史時期都有每個歷史時期的任務，他們一脈相承，我感覺很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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