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人生》，細數著高加林的愛情悲劇，倒讓我想起了《紅與黑》中的於連。不同時期下，兩個不同的人物卻有著相似的命運。
高加林和於連，都是在新舊交替時代下成長起來的理想青年，不論是拿破崙統治時代的於連，還是社會變革前夕的高加林，他們身上具備著“個人奮鬥者”的特質。
《紅與黑》是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司湯達的代表作品，自1830年問世以來，受到了世界各國讀者的喜愛，他筆下的“於連”處於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期，此時崇高、理性、自由的拿破崙時代已經過去，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於連，夢想著通過自己的奮鬥躋身於上流社會。
《人生》是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本土作家路遙的代表作品，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經濟體制變革，城市化進程推動著人們的思想變革，處於過渡時期的“高加林”嚮往城市生活，卻無法擺脫農民身份的禁錮，三番兩次的事業抉擇使他最終迴歸到那片黃土地上。
於連、高加林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作家筆下的“個人奮鬥者”，他們二者的命運卻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他們個人的奮鬥精神卻讓讀者不自然地將這兩個人聯繫到一起，這也吸引著我們對二者的奮鬥悲劇進行比較研究。
文學理論中有個觀點是“文學即人學”，即是說：一個人的命運發展過程，往往是作家創作的聚焦點，比如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桑迪亞哥”，他的創造就是源於一個真實的漁夫生活。
文學藝術的創作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各種各樣的人物命運，或許會在不同的國度以不同的方式上演，但卻又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和意義。《紅與黑》和《人生》就是如此，主人公於連和高加林雖然在命運中有諸多相似，卻也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他們各自所生存的歷史環境和社會制度。
一、相似的階級出身
《紅與黑》中的於連出身於法國外省維立葉爾市郊區一個木匠的家庭，他的父親和哥哥都沒有接受過教育，他自小被稱為“鄉下老”。
《人生》中的高加林出身於陝北高家村，他們的祖祖輩輩都是依靠黃土地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是莊稼地裡的兒女，他是農民的兒子。
從兩者的出身來看，他們都是源於底層的奮鬥者，低微貧賤的身世也註定他們身上有著不同於祖輩們的思想觀念，也必然讓處於新舊思想交替下的他們為理想而奮起反抗。
仔細分析於連和高加林，會發現他們的性格特徵是多元複雜的，他們都有著不甘於平庸的理想，有著一顆頑強拼搏的心，卻又被現實的社會環境打壓的患得患失、敏感自卑。
從小，於連由於身體瘦弱而被父親嫌棄，全家人基本沒有受過教育而行為粗鄙，但於連卻喜歡讀書，行為舉止文雅，因此他便遭到全家人的唾棄，從兒童時代起，他便幻想著能夠像拿破崙一樣，馳騁在戰場之上，並由此躋身於上流社會，受到名媛貴婦們的喜愛。
再者，於連生活的法國復辟王朝時期，決定人的社會地位和命運走向的是出身和門第，政治上的反動時期，恰恰給當時的法國理想青年一定的逆反空間，並自然衍生出對上流社會自由的渴望。正是在這樣的時代環境影響下，出身貧寒卻不甘平庸的於連產生了對偉大事業的渴望，他不滿於現狀，一心想要出人頭地。
再看《人生》中的高加林，他從小生活在落後、閉塞的農村，但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之後，城市文明衝擊著農村落後的思想，知識青年無法抗拒改革的春風，城市思維逐漸走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處於交叉地帶的高加林，渴望融入城市文明之中，但卻又被城市冰冷的現實拒之門外。高加林，他是知識青年，有著滿腔的熱血，亦有著不甘心當農民的理想，這也就註定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反抗與奮鬥。
不論是《紅與黑》中的於連，還是《人生》中的高加林，他們皆是生活在底層的奮鬥者，身世的貧賤與寒微，給他們自身的奮鬥增添了許多壓力，而且處於新舊交替的時代下，也註定了他們的奮鬥悲劇！
二、相似的奮鬥理想
於連與高加林相似的出身，決定了他們在性格方面的共通，反抗與妥協，他們對自己人格尊嚴的捍衛往往對不合理現實的對抗，但是當可以利用權勢實現自己的目標時，又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精神鬥爭。
《紅與黑》中的於連，他有著俊朗的外表，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有著奮鬥的理想目標，他不失一切可以躋身上流社會的機會，儘可能地證明自己。
對他而言，生活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他必須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當他看到一個四十歲出頭的神甫在一場無聊的糾紛中擊敗了德高望重的老法官，獲得了比拿破崙時期名將高三倍的薪資，他便不再立志做拿破崙一樣馳騁戰場的英雄，而是發憤圖強一心攻讀神學。
但在現實與理想的打壓之下，他一直處於矛盾的自我懷疑之中，他打心底裡不相信神的存在，卻又不得不裝出一副熱忱、虔誠的樣子。
在不可逾越的階級面前，上流社會的貴族們，只是把於連看作是低賤的僕人罷了，貴族圈子裡的社交禮儀、談吐舉止、思想境界似乎都與於連格格不入，這些看似無形的刺激，實際上進一步加深了於連內心的慾望和野心。
當於連德·瑞納市長要聘請於連去他家做家庭教師時，於連所關心的不只是錢，更是他將要與什麼樣的人相處。強烈的自尊心背後，是他內心自卑的顯現。面對德·瑞納市長這樣的強者，他的內心又無端地衍生出一種極度的高傲與輕蔑。
因為他的出身卑微，因為他穿著的土裡土氣，拉莫爾莊園中的人都看不起他，儘管他都已經很努力地學習高貴的儀態和口音，他也寧願花更多的功夫去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是加倍努力去模仿貴族們的言行舉止，但在那些高傲的貴族們眼裡，他的努力更像是小丑的自娛自樂。
他為了報復德·瑞納市長對自己的不敬，當著僕人的面對德·瑞納市長大發雷霆，但事情平靜過後，又屈辱地接受了對方所給予的每月加薪50法郎。這種精神上的短暫勝利，體現他想要衝出弱者的陣營，衝向強者的陣營，但夾雜於強弱之間的中間道路，卻是極其漫長的。
同樣，《人生》中的高加林處於城鄉交叉的地帶，他在面臨可能改變農民身份的機會面前，會毫不猶豫地邁進城市的空間。
高加林憑著自己的知識，回鄉當起了村裡的民辦教師，當其他人還在靠苦力辛苦勞作的時候，他在村裡是受人尊敬的教師，彷彿在高加林的心裡，當農民就是低賤的，只要自己能擺脫農民的身份，內心就能得到自尊心的滿足，甚至會有一絲異於農民的優越感，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足。
但當他的民辦教師被高明樓的兒子頂替時，他又一次迴歸為農民的身份時，他的心底是不甘心的，也是不情願的。他試圖憑藉自己的知識，試圖打破解放初期農村封建、愚昧、閉塞的生活方式，嫌村裡井水髒，和巧珍去城裡買了漂白粉，卻引起了村裡人的冷嘲熱諷。
迴歸土地，成為農民的他試圖證明自己和其他農民一樣，具有吃苦耐勞的品性，賣力地勞作，直到雙手擰起黑血泡，但這種外在的表現，並不能使他真正認可自己的農民身份，他的努力可以說是為了與不理想的現實對抗。
因此，當他可以通過走後門的關係，重新回到夢寐以求的城市時，他毅然決然地屈從了內心並不認可的“權力”。當他成為縣上的通訊幹事後，他竭盡全力抓住機會，拼了命一樣的努力工作，不斷在這座燈火輝煌的城市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當他的事業逐漸有了起色，他一次又一次被領導們認可之後，他內心的自卑情緒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他的自尊心也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當他得到了他所擁有的一切關於城市的記憶時，他有了更大的野心，企圖走向更大的城市，但這也就成為了他“城市夢”破碎的導火索。
當他走後門找工作的事被揭發後，他被迫終止了絢爛多彩的城市生活，不得不再次返回農村。物質條件匱乏、經濟落後的客觀條件，限制了高加林的發展，可他偏偏又是知識青年，精神世界是豐富富裕的，物質的貧困導致他自卑，精神的自信卻又使他自尊，自尊與自卑的強烈反差導致他在幾次進城的過程中變得尤為矛盾。
然而不管是於連還是高加林，他們都反映了青年一代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一種反抗。於連也好，高加林也罷，他們始終牢記著自己與上層社會、城市經濟的差異，階級不同、觀念不同、地位不同，因此，他們對待世俗社會總是抱著懷疑、反叛的態度。
於連，他不甘忍受時代和上層社會的撥弄，不甘心封建王朝的復辟，想著用革命的手段，用拿破崙的英雄主義武裝自己，為維護自己的個性而奮起反抗。高加林，他不甘屈服命運和社會現實的安排，不甘父輩的艱辛和平庸，嚮往自由文明的城市，渴望走出鄉村，用積極進取的奮鬥精神武裝自己，是一個敢於向命運挑戰，與社會鬥爭的奮鬥者！
三、相似的愛情抉擇
對於於連和高加林來說，他們的奮鬥歷程幾乎是相似的，愛情的經歷也是如出一轍。他們都有兩次戀愛經歷，一種是“心靈的愛情”，一種是“頭腦的愛情”。兩者相似的戀愛經歷，在表現相似性的同時，又反映出兩個不同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
司湯達在《論愛情》一書中談到：“如果有了完全的自然，兩個人的幸福才能融為一體。”“心靈的愛情”，是指一種超越階級、發自內心的自然之愛，這種愛情不摻雜物質的、現實的因素，是一種本真的愛。這種“心靈的愛情”在於連和高加林的愛情中都有類似的表現。
《紅與黑》中的德·瑞納夫人，是受人尊敬的市長夫人，可她卻並未品嚐過愛情的滋味。於連的出現，打破了她平靜而安逸的生活，美麗、嬌豔和自然的美同樣打動了於連的心。他們之間的親密相處，讓於連的野心、報復心理通通拋諸腦後，那短暫的本真狀態讓他深切地體會到“做個真誠的人是那麼甜蜜愉快”。
因此，當入獄後的於連，拋棄了一切野心迴歸到本真狀態時，他在最後的時刻依然想起的是德·瑞納夫人，儘管他們兩者的階級處於對立陣營，但德·瑞納夫人法發自內心的愛依然觸動了於連的心，這就是司湯達筆下所定義的“心靈的愛情”，這是一種情感自然融合的愛，不被地位、階級、榮譽所限制的自然之愛。
《人生》中的巧珍對高加林的愛，同樣是類似的“心靈的愛情”。巧珍，是不識字的鄉下姑娘，但她身上集合了善良、勤勞、勇敢、天真等一切的美好，因此，她對高加林的愛是無比真誠，甚至是跨越階級的，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最親密的呼喚。
但是，在面對“心靈的愛情”時，高加林卻不像於連一樣能迴歸自然的本真狀態。他深知巧珍與自己巨大的文化差異，他的內心渴望更廣闊的天地，他不能單純而簡單地享受巧珍給自己帶來的短暫甜蜜。因此，他懷著隱秘的愧疚之情，毅然離開了巧珍。小說的結尾，寫到失去城市的工作，失去城市的愛情，再度返鄉的高加林理解了巧珍那金子般的心，巧珍的真摯與熱戀觸動了他內心最痛苦的心絃。
“頭腦的愛情”是司湯達對另一種愛情的解釋，他曾在《紅與黑》中感慨“有頭腦的愛情無疑比真正的愛情更具有情趣，它只有短暫的熱情”，這便意味著“有頭腦的愛情”所掀起的是一時的激情，這種愛情美好而易逝，容易遭到現實的打擊，而消散地一敗塗地。
《紅與黑》中的於連與瑪蒂爾德，《人生》中的高加林與黃亞萍，他們之間的愛情就是“頭腦的愛情”，看上去是理智而又精密的思考，實則卻是利益的交換與慰藉，當現實的天平失衡的時候，也是愛情瓦解的時刻。
瑪蒂爾德小姐具備巴黎上流社會一切迷人的魅力，她吸引著於連，卻也理智分析著這段豔遇，他們約會的時候，於連的快樂源於平民的自己戰勝了貴族子弟，瑪蒂爾德小姐的快樂源於對自我魅力的滿足。他們之間的約會時失敗的，缺少純真的自然情感，雙方都是帶著極強的目的約會，這也導致他們的愛情中摻雜了許多不自然的因素。
黃亞萍是高加林的第二任戀人，她是城市文明下催生出的知識女性，優雅、智慧、有獨立的思想，她和高加林在情致、趣味、思想等方面高度契合，但他們的愛情是有條件的，他們彼此傾慕的是城市身份之下的對方。因此，當通訊幹事的角色轉換為農民時，有條件的愛情也隨即終止。
於連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腦海中是反覆閃現的不是與瑪蒂爾德小姐的秘密約會，而是他從前在維爾吉的樹林裡和德·瑞納夫人甜蜜的時光。高加林最後返鄉的時刻，他深知心愛的巧珍已嫁作他人婦，他內心深處無限的悔恨油然而生，此時此刻，他才真正明白阻礙他享受幸福是源於內心的束縛和思想的枷鎖。
小結
《紅與黑》中的於連，《人生》中的高加林，他們都是青年一代個人奮鬥的典型形象，他們雖然有著諸多的相似，卻又有著本質的不同。
這些不同的根基在於不同時代的文化差異及不同作家思想意識形態的差異，於連個人奮鬥失敗的在於資本主義和封建復辟雙重壓迫，歷史為於連的生存創造了條件，可無奈於連又被階級和金錢所驅使。高加林個人奮鬥的失敗源於所處的時代是城市與鄉村的夾縫時期，新舊觀念的衝擊給了他進城的勇氣，可反覆選擇的矛盾和精神的痛苦又給他帶來沉重的打擊！
在法國有千千萬萬個“於連”，在中國有千千萬萬個“高加林”，他們作為青年人奮鬥和反抗的歷程，絕不是個例，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存在，才激起了無數個為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而努力奮鬥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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