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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康有为与进化论
主讲：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时间：7月8日（周日）14:30-16:30
地点：首都图书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首都图书馆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中读
戊戌变法是效法西方的改革。然其主要指导者康有为对西方的思想与制度没有相应的知识，以往的论者多以“进化论”作为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主要标志。
本次演讲以此展开，说明康有为在各个时期对“进化论”的迎拒。由此证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并没有接受“进化论”（天演论）。此后，虽使用“进化”一词，只是当作进步说，对“进化论”并无真正的理解。 康有为曾在达尔文的石像前宣称，他与达尔文思想上“暗合”。到了其晚年，将“进化”与“天演”当作对立的概念，接受“进化”，反对“天演”，并在《大同书》中，称达尔文“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
本次演讲的内容是学术性的，但演讲者将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理。
【主讲人简介】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等。
康有为芝加哥留影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节选）
文︱茅海建
*本文系茅海建教授5月28日北大讲座发言，节选发布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题目，是近几年最为关注者。我写了几篇非常学术性的论文，字数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字，十分繁琐。我在这里尽可能讲得不那么学术，尽可能简要明白一些。
大约在五年前（2013），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语所研究员黄彰健院士已经证明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既然中国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经发现《杰士上书汇录》和许多康有为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拟的），称戊戌变法是“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运动”，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据；那么，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结论来。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计划，申请了一个项目，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一篇五到十万字长篇论文。我得到了一笔小的资金支持。
可是，研究进行没多久，就卡壳了。我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儒家的《六经》皆存世，即“今文经”，秦始皇并未焚尽；所谓“古文经”，皆是伪经，是西汉时领校“中秘书”（皇家藏书）的官员刘歆所伪造，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此即“新学伪经说”。中国的早期历史“茫昧无稽”，尧、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创造，其目的是以民间“素王”身份来“改制立教”。不仅《春秋》为孔子所创，《诗》《书》《礼》（《仪礼》）《乐》《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此即“孔子改制说”。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也非常极端——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服务于“新朝”，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以能“改制”，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为最终的结论。用今天的说法，属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仅仅用“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去解释当时的康有为，那么，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如《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不会到广西去讲学，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更没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给光绪帝上书。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
二、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奏折来看，向光绪帝提出的政策设计大体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历史来说事；但从康有为的著述来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如《长兴学记》《桂学问答》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实法公理全书》，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1891年，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康在信中说：
……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
“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不仅早于孙家鼐（见其奏折，1897），更早于张之洞（《劝学篇》，1898）。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也没有去过外国，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其中以声光化电、机器制造为主，关于西方思想、制度、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他可能也看过一些日本译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若真读书，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上面说的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纯属偶然，不是由他来决定的。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
光绪、康有为、梁启超合成图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进入了瓶颈。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个月，试图开一点思路，结果毫无效果。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没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
恰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便转过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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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又称：“尧、舜皆孔子创议。”（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此处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即孔子创造出尧、舜，圣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创造出文王，是为“拨乱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释，不易察觉。我仔细查看《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康的这一说法，是对《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扩展，加上《礼运篇》中“小康”“大同”的内容。我仔细查看《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五条。《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讲的是“孔子改制”的内容，“大同三世说”不是两书的主题。若不是特别的挑选，这十一条内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过去了，且仅看此十一条内容亦难窥全豹。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按照康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传》《礼记》（尤其是《礼运篇》《中庸篇》和《大学篇》）《易》《孟子》《论语》等文献，以留待“后圣”之发现。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亦有所施行。
从1900年夏天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1903年春夏之交时才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著述。
《大同书》，长兴书局，1919年版
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可谓：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对此，康在《〈礼运〉注》中称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无徵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精心著述时，阅历与见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1898年9月他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国军舰接往香港，然后去了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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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立教
对康有为来说，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其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大同三世说”。从“大同三世说”再到《大同书》，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康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过“微言”而发现的“大义”；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说明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那种历史命定论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皆是学理，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康有为虽然有参与高层政治的企图，但他唯一的办法是上书。通过上书而获得皇帝青睐的机率是很低的；而“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这类学理在高层政治是不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说”，其目标是改皇帝为民主，最终要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对此认同呢？
钱定安校本《大同书》 1935年出版
康有为创造这些学理，目的是“创制立教”。在万木草堂，他对其门徒直白地说：
孔子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书者，六经也；言者，口说也；意者，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然则，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
康多次说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记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义，其义理由孔子口说而由弟子相传，《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许多义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于《易》，全是义理。此即“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康此处所称“今日学者”，即是康本人。这种不见于经、传，甚至不见于董说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体会，也可以说是康的自我发挥。康可以将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对其门徒说：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张伯桢：《康南海先生讲学记》）
此处的“春秋时”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时”又可见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创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公羊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颇有自许之意（见《〈中庸〉注》《〈孟子〉微》）。康还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称：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
他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
《大同书题辞》
当时的文士章太炎，对康有为创教的设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他在《自订年谱》称：1897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冯自由后来记录章太炎对梁鼎芬的谈话称：“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谈到的《康有为事实》中又称：
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教、佛教、耶苏、希腊教四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著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说法也是相当肯定。即便从康有为这方面的材料来看，也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书起首便称：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其中“黑帝乃降精”，见《春秋演孔图》，属纬书，称孔子的母亲在梦中与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纬书言“黑帝降精”，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诞说”。康办《强学报》，用的是孔子纪年；又命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也用孔子纪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办到。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要求建立孔教会。
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创制经典，二是传教于门徒。《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说”，“小康”“大同”之制，经典的创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万木草堂，已有相当的规模，其门徒张伯桢称：“同学凡百余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康又到广西去讲学，梁启超等人去湖南主办时务学堂，亦可视之为“传教”。
保救大清皇帝会加拿大成员，康有为在其中
根据《孔子改制考》，从春秋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即孔子创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并规范了“百世之后”的政教礼仪。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创制立教”，也不会太注重于当下。大约在1897年春，梁启超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
……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甚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觉迷要录》，录四）
梁此中谈到的“教”，是超越国家的，即“国之存亡，于教无与”，说的就是“大同三世说”。梁让康“专以讲学、授徒”，当万木草堂学生学成后，出而传“大同三世说”之教。梁对其掌握的“教”义仍不满足，想通过“入山数年”以补足。梁又通过数学、历史和佛教经典的学习，自觉“归依佛法”，甚至对“吾教太平大同之学”一度产生怀疑，觉得“所学失所凭依”。梁的这一封信，是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内容大体相近的梁信，还有一封。
康有为“创制立教”，是想当教主；当然，如果有可能，也想当帝师。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历史的结局，他没有当成教主，也没有当成帝师，而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期当了光绪帝的重要谋士。由此再来看看他自己的说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写《我史》，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称，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其弟康广仁劝其“不如归去”，回乡授学，用康广仁的话来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
根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批语：“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仅仅是“救中国”，而在于“地球”。康又称，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来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死生，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
我以前每读至此，总觉得康在造作；然读到梁启超等人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诸多著述，才隐约地感到，康也未必矫情，或真以为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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