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似乎是一件枯燥的事。但翻閱古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關校對的趣事，讀來很有意思，也能給人啟迪。
1. 子夏：校對倆字成聖人。
子夏是衛國人，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孔子家語 · 七十二弟子解》記載，有一次子夏回衛國，看見有人讀史書，那個人突然讀了一句：“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子夏認為“三豕”是“己亥”之誤，即晉國的軍隊伐秦是在己亥（干支紀日）那天渡過黃河的。三豕（三隻豬）渡河，不合情理，更與晉師伐秦無關。讀史書的那個人特意到晉國史官那裡核實，史官確認子夏的訂正是正確的，子夏因此聲名遠揚。
2.王勃：九歲即能校《漢書》。
王勃，唐代文學家，“初唐四傑”之一。楊炯的《王勃集序》中記載：“（王勃）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歐陽修、宋祁等人合撰的《新唐書·王勃傳》中記載：“（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九歲的孩子能寫出好的詩文不奇怪，能讀一些古籍也不奇怪，但能為顏師古作注的《漢書》“指瑕”絕對不簡單，說是千古奇聞也不為過。顏師古可是隋唐時期的大儒，是歷代為《漢書》作注者中的第一高手，更何況王勃這一“指”就是十卷。
3. 宋綬：以“掃塵”比喻“校書”。
宋綬，北宋學者。《宋史·宋綬傳》記載他“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記載，有一次，宋綬校一本書，校了三四次，書中還有脫漏、錯誤，事後宋綬大發感慨：“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這真是個形象的比喻，這句話後來成了校對領域的名言，從中可以看出校書之不易。
4. 陳繼儒：校書著書兩相宜。
陳繼儒，明代文學家。他曾在《巖棲幽事》第六十二篇中說：“餘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覆校，校過付刻，刻後覆校，校過即印，印後覆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陳繼儒為了印一本古書，進行了多次校對，其治學之嚴謹、校對之審慎可見一斑，然而書中的錯誤還是難免。他所說的“魯魚帝虎”是一個成語，就是指文字在刊刻傳寫過程中出現的錯誤。這似乎印證了宋綬“校書如掃塵”之語。陳繼儒詩文造詣極深，著作甚豐，有《小窗幽記》《古文品外錄》《國朝名公詩選》《陳眉公先生全集》等，他在文學領域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校書這項工作。
5. 顧廣圻：以思考“誤書”為樂。
顧廣圻，清代目錄學家、校勘學家。與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黃丕烈在為《百宋一廛賦》作注時寫道：“居士姓顧名廣圻，元和縣學生，喜校書，皆有依據，絕無鑿空……深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以之自號雲。”顧廣圻校書皆有依據，不妄改，不想當然，不濫施刀斧，這種做法值得當代的編校工作者學習。特別有意思的是，顧廣圻認為“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即把每天對書中的錯誤進行思考當成一種樂趣，因此自號“思適居士”。這似乎還不過癮，他還將自己的藏書處命名為“思適齋”，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為《思適齋集》。也正因為日思日進，顧廣圻的校勘本領日益長進，當時的著名學者和出版家都爭相聘他做校對工作。
6. 鮑廷博：錯字難逃其慧眼。
鮑廷博，號淥飲，清代詩人，藏書家。清代文獻學家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中引用了翁廣平《鮑淥飲傳》中的文字：“（鮑廷博）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頁某訛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閱，見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訛若干字。案之歷歷不爽。”鮑廷博果然厲害，眾多書籍中的錯訛之字在他眼裡都無處遁形，且牢記於心，這正是博覽群書，熟識版本，學富五車的結果。
7. 沈括：記載不負責任的校書官。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一記載：“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說，之前的校書官大多不盡職責，工作時會取來舊書，故意把某一個字用墨汁塗抹，然後再將被塗抹的字注在一旁，這就算是一天的工作了。後來設置了編校局，需要修改文字時，只用紅筆將需要改正的字圈起來，不能再塗抹該字了。校書官人浮於事，危害極大，幸好當時的朝廷給予了糾正。
清末著名史料筆記《清稗類鈔》中有這樣的話：“校讎書籍，非博學好古勤於看書而又安閒者，不能動筆……惟勤學好問隱居君子，方能為之。”看來，做校對工作要博學，要好古，要勤於看書，還要有大量的時間。另外，還得勤學好問，甘當隱居君子，耐得住寂寞。如此，方能勝任校對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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