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與歸隱是唐代文人心之中的一個永恆的情結。這在孔子的時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教導顏回要讀書，這樣國家需要的時候，才能有所作為，但同時也說，國家如果不需要你，就應該像顏回那樣，簡單地生活也能“不改其樂”。隱逸是文人無法實現政治理想的時候，為自己尋找的可以保持精神獨立與自由的生活狀態。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士大夫階層與集權制度相互制衡的一種方式。而在唐代，文人不僅讀書的時候可以隱逸，官場失意的時候可以退避，甚至謀官求職，也可以通過隱逸來走“終南捷徑”。
唐代皇帝推崇隱者，很多文人在長安城附近的終南山中隱居，等皇帝來招攬，隱逸成為直通官場的一條捷徑。李白就是通過這條路見到了唐玄宗，獲得了官位。所以總體來說，和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隱逸之間的選擇是比較自由的。因此，隱逸這種生活方式，對唐代詩歌也就產生了更深的影響。魯迅給唐詩分類的時候，就按照做官和隱逸，把唐詩分為廟堂文學和山林文學兩大類。這足以說明文人在做官和隱逸之間的切換，對文學藝術有多麼重要的影響。
最能體現隱逸生活對詩的影響的，就是山水田園詩派的王維和孟浩然。我們這裡就先講講從來沒有進入官場，一生放蕩不羈愛自由的孟浩然。他雖然生性淡泊，但沒能入仕途，主要是因為時運不濟。他說自己“苦學三十載”，但由於不善人際，所以也沒有能舉薦他的人。四十歲的時候，他曾經去過長安，結果沒有考中。據野史記載，他落榜後曾在王維的家中見過唐玄宗，因為他的詩很有名，所以玄宗很高興，請他說說最近寫的詩，他就唸了一首發牢騷的詩，其中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一句，就是說因為自己沒本事才會沒能被皇帝重用，因為身體多病所有老朋友也都疏遠了，不僅自艾自憐，似乎還含有譏諷皇帝沒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結果惹得龍顏不悅，皇帝說：不是我不重用你，而是你自己不求上進。雖是野史，也側面說明了孟浩然不諳世事，很難在官場中生存的個性。或許是因為他很瞭解自己這種性格，孟浩然從此回到他在襄陽城外的祖宅中隱居，一生再也沒有求取過功名。
歷史上還真有一個因為考試不中而發牢騷，所以斷絕了仕途的文人，是宋代的柳永。因為考試不中，柳永寫了一首詞，說自己考不中又有什麼關係呢，那都是浮雲而已，所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不如去寫詞好了。”因為這首詞寫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傳唱，連皇帝都聽過了，以至於後來他考中了，皇帝聽說這個人是柳永，就把他的名字劃了，還說：他要這浮雲做什麼呢，就填詞去吧。後來柳永一生失意，常常自嘲是“奉旨填詞”。
詩人沒能考中做官，或許是詩人的不幸，但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大幸。孟浩然以布衣詩人、隱逸詩人的身份度過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愛好旅遊，也喜歡品嚐各地美食。他的日常是“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就是在溪邊釣魚，在林中唱歌。他一直生活在政治清明的天寶末年以前，良好的政治氛圍，幽靜的自然環境，使他清高的人格理想沒有受到壓抑，因此也成就了他清新曠遠的詩風。李白曾經寫過一首詩《贈孟浩然》，前兩句說：“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後兩句說，“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稱孟浩然為夫子，用高山仰止來贊他，可見李白有多麼敬佩孟浩然的品格。
孟浩然是唐代山林詩人的典型，與東晉末年“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一樣，做人和做詩都有強烈的隱逸傾向。另一位有著同樣傾向的詩人，是王維。有人評價說孟浩然是“仕隱兩失”，因為他早年能安於隱逸，但中年考試失敗後，原來那份自然地心情被破壞了。而王維是“仕隱兩得”，因為他始終在一種半官半隱的狀態中，一方面從來沒有徹底歸隱過，即使是在官場失意時，也還保持著官位，而且還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他雖然做著官，卻又一直有退隱的想法。他曾經兩次在山中隱居，一次在終南山，一次在輞川。所以，他既有做官的俸祿，又有隱居的閒適，當然是仕隱兩得了。
由於人都有習慣的行為、 動作和思維方式 ，所以詩人都有喜好的字詞，在王維這裡，就是“迴歸”的“歸”字。他的詩文中，共有 138 次用到“歸”。除了“歸”，他還喜歡用“進入”的“入”，比如“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說自己因病回家修養，既有歸，也有入，體現出他對隱逸的理解和感受。從中我們能感覺到他有一種強烈的自閉傾向，好像要把自己鎖起來。
他母親信佛，所以自幼受佛教的影響，半退休之後，把僧徒的生活和隱士的生活方式結合起來，開創了居士的生活方式。他寫詩還經常使用關門這個意象，似乎想把一切紛擾都拒之於門外。政治上失意之後，他更是遁入空門，吃齋唸佛，進入到“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的終極自閉狀態。
山林寺院中良好的讀書環境，唐代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皇帝對隱者的推崇，都讓隱逸成為了在做官之外一種理想的人生選擇。文人可以在做官與隱逸之間更自由地切換。這讓他們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心性可以得到更好地滋養。這種品性流露到詩人的創作中，成為了唐代詩歌重要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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