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野心、失措失勢的鄭貴妃和李選侍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1565～1630年），大興人。萬曆十年，冊為淑嬪；萬曆十一年，先晉為德妃，生皇次女後，封貴妃；萬曆十四年，生皇三子朱常洵，進封皇貴妃。神宗崩，遺命封其為皇后，以外廷大臣反對乃止。

明神宗畫像

從始至終，鄭氏都是神宗最寵愛的妃子，這對於被大臣稱為酒色財氣皇帝的神宗而言實為異數。不知是出於寵愛的原因或者更立太子的考慮，萬曆皇帝對鄭氏的晉封（貴妃、皇貴妃），都是先於生下皇長子的恭妃王氏，使得鄭氏的地位僅次於王皇后，而高於恭妃及其他嬪妃。這樣的安排，不免引發影響深遠的國本之爭。萬曆皇帝是一個性格很“獨”、個性特異之人。說他尊重封建禮制，他確實事母至孝，十分關愛弟妹子女；說他不尊重封建禮制，他確實又因為不喜皇長子，遲遲未立太子，長期不郊不廟不朝。冊立太子後，他也從未真正謀劃實施廢后廢太子之事。是任性而為，還是帝王心術，至今成迷。

這樣的局面下，鄭貴妃心存夢想自然是免不了的，而外廷疑鄭氏有立己子謀也是順理成章的。這使得鄭貴妃及其鄭氏一族成為國本之爭中明晃晃的靶子，無數的明槍暗箭射向鄭氏集團。從冊立東宮之爭到“三王並封”之議，從妖書案到詛咒案，從梃擊案到紅丸案，無不牽連到鄭氏集團。鄭貴妃幾度岌岌可危，只是因為內閣首輔的謀劃和萬曆皇帝的庇護才得以倖免。

影視劇中的鄭貴妃形象

要知道神宗並非昏庸之主，鄭貴妃對皇帝的諸多手段和宮鬥底線是心知肚明的，絕不敢真的行謀逆之事。

梃擊案基本上是萬曆元年王大臣案的翻版，明顯不可能謀殺成功，只會使鄭貴妃陷入被動危險局面。如果真要謀害太子，宮中勢力強大的鄭貴妃絕對有無數種方法悄無聲息地達成。正如天啟時給事中霍維華所分析的“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顛之張差，有是理乎？”（據文秉《先撥志始》）還有一種分析，認為“梃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幸功？”（據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明史）因此，更大可能是在鄭貴妃未知的情況下鄭氏集團被梃擊案策劃者所誘導、誤導或者設謀而被動牽連進去。

紅丸案和移宮案其實屬於內宮管理和相關制度的問題。紅丸案多少與鄭貴妃有一些牽連，而針對李選侍的移宮案與鄭貴妃基本無關。紅丸案主要是光宗自己醫藥不慎，責任在己，而不能推諉給其他人。光宗自己也是理智的、清醒的，並未追責於崔文升或者看病的御醫，而致命的紅丸，還是在方從哲等大臣的提醒勸阻下，主動堅持李可灼進獻的，且連稱李可灼為“忠臣”。光宗登極後，鄭貴妃一心結好於光宗，再下手謀害光宗完全是不合邏輯的，也是與其謀求依靠光宗落實神宗遺詔進封皇太后、保全福王的目標相違背的。這一點可以從後續的歷史發展中等到驗證：當初在梃擊案中生出事端的刑部主事王之寀，天啟初復官後，於二年二月上《復仇疏》（主要針對梃擊案、紅丸案，要求為光宗復仇），疏入，帝不問，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以之寀為罪首；鄭貴妃在宮中安然活到了崇禎三年。

影視劇中的鄭貴妃形象

一般認為，所謂崔文升的進藥才是光宗在原本就體弱多病基礎上衰亡的前提和根源，而“紅丸”只不過是一種催化劑罷了。沒有所謂的“涼藥”，即使“紅丸”可能也不會致命；沒有第一顆“紅丸”收效而心急之下又進第二顆“紅丸”，可能也不會直接導致光宗的英年早逝。但是，所謂崔文升“投以利劑”真的是崔文升的故意乃其鄭貴妃的指使嗎？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因為皇帝的醫治是很嚴謹的，有一整套的制度。深知晚明宮中內情的劉若愚，在《酌中志》中是這樣介紹御藥房制度和皇帝的診療和進藥的：

御藥房，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兩班。餘曰近侍，二、三十員。未進宮、未穿紅者，習醫官人，三、四十員。職掌上用藥餌，與太醫院相表裡。凡選官人進內，必撥年少者三、五十人，選醫教習，讀《藥性賦》、《醫要集覽》及《素問》、《脈訣》等書。祖宗以來，無敢有閒人入藥房者，防至密也。逆賢（指魏忠賢）用事，則大不然，可嘆也。凡聖體違和，傳放御醫。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宮，不論冬夏，必於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蒼朮雜香，人人從盆上入。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仍互更再診。畢，各將聖恙大略，面奏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本，御藥房用金罐煎進之。罐口以"御藥謹封"緘之。

這樣的制度可以說已經相當完善了，要想通過醫藥謀害皇帝，是十分困難的。御藥房與太醫院相表裡，習醫的太監與太醫院的御醫相互監督。看病時，就有御醫四人或六人在場，至少兩名御醫交叉診斷，還要將病情和用藥當面奏報皇帝，然後才是開方進藥。而當時，崔文升剛剛才升任御藥房提督太監。很明顯，崔文升僅僅是御藥房的管理者，為光宗看病的和進藥的，都是由專人負責的。《明光宗實錄》的記載，也證明了這一個點，如“乙卯，上不豫召御醫陳璽視脈”“丙寅，召太醫院官診視進方，賜院官銀六十兩。”由此可以推斷，光宗只不過是通過崔文升這個御藥房的管理者，正常召御醫進行醫治，並沒有直接找崔文升看病進藥的可能性，說到底，即使診斷進藥有誤，那也不是崔文升的直接責任。

鄭貴妃畫像

雖然“晚明三大疑案”與鄭貴妃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但鄭貴妃更多的是被動牽扯進去的，她受寵卻無法得意，爭鬥卻未達目標，只留下了悠悠罵名。這大約就是帝王妃嬪的無奈命運：爭是錯，不爭亦是錯；爭是機會、危機，不爭亦是危機、機會。鄭貴妃就是在這樣一個機會與危機交錯交織中渡過了宮中的不尋常生涯。

步步錯的李選侍

光宗妃嬪之中有二個李選侍，因所居宮室不同，分為東李、西李。東李仁慈寡言笑（其壙志說“德性溫良，儀容敬慎”），位居西李前，而寵不及，天啟元年二月（據《明史》列傳第二）或天啟三年十二月（據莊妃壙志）封為莊妃；西李最有寵，嘗撫視熹宗及莊烈帝，熹宗立，停西李封號（光宗曾三次要求封其為皇貴妃，且禮部已進儀注），天啟四年封為康妃。

這裡說的就是深受光宗寵愛、涉及移宮案的西李。西李生皇四子懷惠王由模，生五歲殤。又生皇八女，封樂安公主，尚鞏永固（甲申之變時，鞏永固曾經向崇禎皇帝提議遷都南京，北京陷落，舉劍自刎，闔室自焚死）。

影視劇中的李選侍形象

李選侍的五大罪狀

從史書記載的西李言行來看，除了受寵，似乎因為善於宮鬥、熱心權力，幾乎到了步步錯的地步。根據時間順序錯誤如下列：

一是“凌毆聖母因致崩逝”，此殺母之仇也。移宮案之後，李選侍被指“毆崩聖母”（熹宗）、“抗凌聖母，飲恨而沒”（給事中惠世揚）。這裡說的“聖母”是指熹宗生母孝和王太后，原為光宗選侍，因生皇長孫，被神宗封為才人。然而從文秉《先撥志始》的記載來看，李選侍與王才人不過是因為後宮爭寵互有仇隙罷了，王才人因為爭龐失利“鬱郁成疾”，而熹宗所謂“凌毆聖母因致崩逝”的指責顯然把性質和事實誇大了。

孝和素與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於光廟，孝和由是鬱郁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時熹廟年幼，不甚省。

——（明）文秉《先撥志始》

二是“選侍侮慢凌虐，朕晝夜涕泣”，此虐待之罪也。根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王才人是“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巳時薨逝”的，其喪禮儀注按照皇太子妃郭氏例隆重舉行，“皇長孫主饋奠之事”。熹宗此時已經十三週歲多，按照神宗和光宗的安排，熹宗由李選侍“撫視”，就是李選侍成為熹宗的“養母”，由李選侍照料和監管熹宗的日常生活。實際上，作為皇長孫、皇長子的熹宗，頗得神宗和光宗看重，在接近於成年的年紀，要說受到李選侍的虐待，可信度不高。這樣，文秉“時熹廟年幼，不甚省”的說法和熹宗針對李選侍的諸多自述，似有可疑或者矛盾之處。

朕蒙皇考令選侍撫視，飲膳衣服皆皇祖、皇考賜也。選侍侮慢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誤，時加勸慰。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朕且不知若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忖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

——《明史•后妃傳》

明熹宗畫像

三是“謀挾皇長子自重”，此“立後”“垂簾”之謀也。從李選侍的角度，“謀挾皇長子自重”是必然的選擇，而“立後”的圖謀失之於急，至於所謂“垂簾聽政”的說法則更大可能是宮中和大臣出於政治目的放出的風聲。基於熹宗已近成年的事實和明朝的體制、土壤，不論形勢如何發展，都不會允許出現後宮干政和垂簾聽政的局面。李選侍乃至鄭貴妃何德何能可以實現這樣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她們要不理智到什麼程度才會生出這樣的妄想？

初，西宮李選侍怙寵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內忿不平。及光宗崩，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於漣。漣偕一燝等入臨，安紿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即位，選侍移別宮去。

——《明史•王安傳》

明光宗畫像

光宗即位，不豫，召大臣入，帝御暖閣，憑几，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趣熹宗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禮部侍郎孫如遊奏曰：“今兩太后及元妃、才人諡號俱未上，俟四大禮舉行後未晚。”既而帝崩，選侍尚居乾清宮，外廷恟懼，疑選侍欲聽政。

察選侍行事，明欲要挾朕躬，垂簾聽政。

神宗崩，遺命封妃皇后。禮部侍郎孫如遊爭之，乃止。及光宗崩，有言妃與李選侍同居乾清宮謀垂簾聽政者，久之始息。

——《明史•后妃傳》

四是阻攔皇長子出見大臣和移居東宮，此阻撓之罪也。這確實是李選侍因為司禮監王安和外廷大臣逼迫之下的不理智行為，但是李選侍此時有先帝授予的“撫視”之權和皇長子暫不移宮的旨意，李選侍的阻撓並非無因，所謀可能也並非僅僅是單純的阻攔（更大可能是基於政治地位的談判）。

禮臣白封選侍事，帝曰：“是事朕有年，頗小心耳。”方從哲請皇長子移宮期，帝曰：“朕不忍離，臣亦有言。”嘉謨曰：“皇長子時侍側為是，宮可無移。”

——(明)張潑《庚申紀事》

九月一日，皇考賓天，大臣入宮哭臨畢，因請朝見。選侍阻朕暖閣，司禮監官固請，乃得出。既許復悔，又使李進忠等再三趣回。及朕至乾清丹陛，進忠等猶牽朕衣不釋。甫至前宮門，又數數遣人令朕還，毋御文華殿也。此諸臣所目睹……

——《明史•后妃傳》

乾清宮

五是“必欲皇長子同居”乾清宮，此據宮之罪也。鄭貴妃移宮後，光宗即攜李選侍和皇長子正式入主乾清宮，只是僅僅十天，光宗就病逝了。鄭貴妃、李選侍為什麼要賴在乾清宮，無非欲以移宮為籌碼，想要實現封太后或爭取政治地位的目的而已。移宮本質上是內宮事務，正常情況下外廷是不宜介入的。皇帝正式登基後，輕易間就可以命太監處理清楚。如果李選侍堅持不移宮，再由外廷介入方為正解。因此，“從哲欲徐之”，無疑是正確的。

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漣及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衝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爌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即位。

——《明史•方從哲傳》

明日，嘉謨、光鬥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諭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

——《明史•楊漣傳》

重新認識移宮案和李選侍

以前看移宮案這一段歷史，實在是對強勢而失智的李選侍沒有任何好感，今天細細玩味，卻對其有了更多理解。

乾清宮內景

熹宗對李選侍的諸多指責，是否可信？當時尚是幼衝之齡的熹宗，肯定是免不了標準和視角的偏差，小孩看大人的言行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特別是在別有用心之人的引導之下。舉一個飲食的例子，熹宗說“朕蒙皇考令選侍撫視，飲膳衣服皆皇祖、皇考賜也”，言下之意，是李選侍沒有照顧好他的飲食。事實上，熹宗是吃得太好了，在負責王才人和熹宗母子膳食的魏忠賢曲意討好下，熹宗自小就養成了享用重口味菜餚的習慣，李選侍可能出於經驗和健康的要求，干預和調整了熹宗的日常膳食，熹宗的口腹之慾得不到滿足，自然會認為李選侍“侮慢”他。據《酌中志》記載，“先帝（指熹宗）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雞腿及筍雞脯，又海參、鰒魚、鯊魚筋、肥雞、豬蹄筋共燴一處，恆喜用焉。”以今天的營養科學看來，這樣的飲食嗜好，無疑是熹宗英年早逝的最大病因。

大臣對李選侍的諸多逼迫，是否過分？所有反對逼近李選侍的大臣，幾乎都是基於東林黨人提出的無依據、不成立的“垂簾聽政”“武氏之禍”猜想，試圖“弭變於幾先”，從而採取了激進激烈的手段，甚至是不惜與宦官勾結。正是他們危言聳聽、言詞激烈的奏疏和行動，使得外廷的大臣與內宮的李選侍形成了嚴重對立局面，為後續的形勢發展（選侍去而客氏入，卒至與魏閹亂政）和天啟朝黨爭白熱化埋下了禍根。

故宮雪景

移宮案的持續發酵，一定程度上說，也是熹宗自己年青不成熟，以至憤恨不平，不斷暴露宮中密聞和李選侍惡行。首輔方從哲等曾勸說熹宗：“選侍李氏平時怙寵張威，得罪聖母，不惟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

熹廟曾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為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

李選侍的最大失誤是引火上身的錯誤結盟

李選侍在移宮案中徹底敗北，失去了幾乎已經到手的皇貴妃之位，最終成為退養閒宮、無權無勢的太妃（康妃），其根本原因，不在於宮鬥中的“怙寵張威，得罪聖母”，也不在於“撫視”時的“侮慢凌虐”，更不是表面上的阻撓移宮，而是錯誤地與鄭貴妃結成了政治同盟。這個在當初看來互利互惠、合情合理的策略選擇，是李選侍的最大失誤。事實上，這個結盟無疑有利於鄭貴妃而有害於李選侍，純屬引火上身。

北京著名旅遊景點故宮

李選侍是光宗的寵妃，原本就屬於東宮之人，是起勢的東林黨以及幾乎所有大臣擁護支持的天然對象。而鄭貴妃因為國本之爭的原因，幾乎是外廷大臣嚴防死守、極為忌憚的防備對象。眼光短淺的李選侍卻選擇了與鄭貴妃結盟，“貴妃為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為皇太后”。卻不知，皇帝和大臣極其敏感和抵制在國本之爭中造成萬千困擾的鄭貴妃及其子福王。這種出人意料的結盟是皇帝和大臣所不能容忍的。這才有了針對李選侍的種種措施，如“垂簾聽政”“武氏之禍”之說的泛起，進封皇貴妃的阻撓，皇長子的爭搶，移宮的逼迫。

李選侍的另一個關鍵失誤，是關注點的選擇。熱衷於結盟鄭貴妃，必然疏忽了固寵於光宗和示好於熹宗。毫無疑問，李選侍封后的關鍵不在於鄭貴妃，而是光宗和熹宗。只要光宗在位，李選侍封后目標總會達成。因為李選侍與鄭貴妃的錯誤結盟，才使得鄭貴妃獻媚獻女於光宗成為可能，也為後來的醫藥不慎理下伏筆。即使光宗不幸病逝，李選侍主動擁立並結好於熹宗仍然是最佳的選擇，至少皇貴妃的地位是有保障的。可能到了移宮案敗北，李選侍才終於明白光宗的健康長壽才是她的最大依杖。

一時的風光換來終生的悔恨，可悲可憐可恨可嘆的李選侍！

有關影視劇劇照

關於李選侍，熹宗與內閣的文書往來很有意思，《明熹宗實錄》中有詳細記載，附錄如下：

朕昔幼衝時，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之痛。前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挾朕躬使傳封皇后，複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諠謠，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系盜庫首犯，贓明證確，自幹憲典，豈謂株連?務得本犯與劉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而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波及無辜卿等，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是時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即具揭封進。

仍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著遵旨即行發抄，鹹使聞知。

從哲等又具揭曰：選侍李氏平時怙寵張威，得罪聖母，不惟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知外廷誰不讚揚聖孝，似不宜暴其惡以掩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發抄。茲復蒙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遵旨遍示諸臣併發抄外，惟望皇上益宏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弟並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

又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勖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瞻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誼，特諭卿等知之。

（待續）

參考書目：

《明史》

《明神宗實錄》《明光宗實錄》《明熹宗實錄》

（明）李清《三垣筆記》

（明）文秉《先撥志始》

（明）張潑《庚申紀事》

（明）劉若愚《酌中志》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

樊樹志《萬曆傳》

小野和子（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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