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它是個難題，讓人目眩神迷。”愛情是個人經驗中最為特殊的部分，也是社會領域裡最引人關注的話題。當代社會學家盧曼覺察到愛情現象的社會理論效益，從學術生涯之初就踏入了愛情這一研究主題。在1968年冬季學期代理阿多諾的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教席時，他選擇了“愛情”為授課主題。
盧曼是德國社會學系統科學的代表人物，被譽為當代極少數幾個改變了“範式”的社會學家。在考察了十七世紀以來愛情的歷史語義學演化之後，盧曼配合知識社會學和交流媒介理論兩條理論線索，為人們呈現了愛情作為一種交流媒介從社會中分化而出的過程。
近日，盧曼所著《作為激情的愛情：關於親密性編碼》的中譯本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盧曼最受大眾歡迎的著作，他在書中建立起的“愛情現象學”在他的系統論中具有佔有重要地位。對於盧曼來說，愛情是一種概率極低的關係，一個卓越的悖論系統。人們一方面膜拜理想愛情，一方面又意識到其空洞。愛情的真偽無可交流，只能自我理解。不確定和高風險，既是愛情的悲劇之源，也是愛情的活力之源。愛情通過悖論機制發揮整合作用，讓人學會適應悖論世界。
《作為激情的愛情：關於親密性編碼》
近日，本書譯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範勁與《探索與爭鳴》主編葉祝弟、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湯擁華、廣東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徐廣垠、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餘明鋒、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華東師範大學六點分社編輯施美均一同做客同濟大學雲通樓，參與“作為社會技術的愛情——同濟先鋒哲學工作坊”圓桌討論，圍繞全新譯作《作為激情的愛情》進行交流和分享。
盧曼呈現了愛情在“去中心化”之後的生命力
在湯擁華看來，近期被廣泛關注的北大女生自殺事件不可避免地成為這次圓桌討論的話題背景。他認為，這件事在今天的開放社會中的出現像是一個黑洞，給我們一種強烈的反差感，讓我們意識到因為開放而變得安全社會中仍然可能存在風險。面對這樣的事件，我們今天可能懂得很多愛情的常識，擁有開導他人的經驗，也學過愛情心理學的知識，但是，湯擁華感嘆說，“這些仍然不能使我們很好地過完這一生”。在他看來，我們理解愛情的理論努力，恰恰是盧曼之“系統內在的悖論”的表現；而我們應對這種悖論的方式，正是陷入這種悖論，即一方面明白愛情的不可理解，卻另一方面仍然努力去理解它、想要去改變它。
圓桌討論現場
徐廣垠回憶了自己與範勁在柏林一起參加讀書小組的往事。當時，他領讀康德、黑格爾，範勁則領讀盧曼；這是他對盧曼的最初瞭解。徐廣垠認為，黑格爾和盧曼有極大的相似性。相對而言，黑格爾始終有一種“中心性”：黑格爾提出了一個純粹形式性的、以悖論為開端的邏輯學，進而發展出一套辯證邏輯，但是，徐廣垠指出，這個辯證邏輯本身是主體性和中心化的。黑格爾維持了辯證邏輯的自洽性，但主體哲學最後導致一種封閉性的結果。與之相對照，盧曼的優勢在於從差異出發，直接承認複雜性。徐廣垠解釋說，在某些問題上，盧曼比黑格爾成功之處在於去中心、去主體化，這讓盧曼的理論適用度更大、可操作性更強。
那麼，與黑格爾哲學的對比，對於我們理解盧曼的“愛情現象學”意味著什麼呢？在徐廣垠看來，關鍵在於，一箇中心性的主體化的哲學很難把愛情問題徹底講清楚。這是因為，兩個相互獨立的主體之間產生的愛情哲學，比如黑格爾和康德講到婚姻或者愛情的時候，會很容易陷入一種形式化、指導性的理論，從而忽視愛情的細節。相反，盧曼的系統論則能夠呈現愛情在“去中心化”之後的生命力。
歷史性的框架也不能穿透愛情的神秘
餘明鋒對徐廣垠的看法表示贊同，他說：“讀黑格爾法哲學裡講愛情你能夠理解什麼是愛情，但是沒法學習怎麼談戀愛，但是盧曼的書有非常具體對愛情經驗的描述。”徐廣垠補充說，黑格爾的開放性是研究論題的開放性，但是盧曼本身就是開放的，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可操作的“元理論”。
胡春春認為，相比於盧曼，他更願意用布迪厄文化資本的概念來理解愛情。這意味著，將愛情的社會性理解為資本；如果對愛情進行學術討論，就是討論這種資本在具體的語境中如何估價。當然，愛情的社會性總是具有一種神秘性，這也吸引這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進行藝術創作。對於湯擁華指出的理解愛情的“悖論”，胡春春認為，唯一“盧曼式”的討論方式，是把盧歷史框架性的討論；這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對愛情本身進行討論，但可以把愛情的發展史、愛情故事放在一個歷史性框架裡進行展現，不過胡春春強調，這還是不能幫助我們穿透愛情的神秘性。
“愛智慧”：哲學與愛情
湯擁華補充說，戀愛也許就是比其他的活動包含更多的反思過程。他發問：“一個人可不可以真的在談戀愛，而不是搞清楚愛情是什麼？”餘明鋒贊同：“愛情是自我反思性的過程。”範勁則認為，哲學就是這樣的一種反思形式。餘明鋒對此補充說，“哲學”一詞的古希臘語原意就是“愛智慧”。
餘明鋒講到自己經常和學生說，哲學是“深淵”上的學問：“科學是實證學問，哲學是反思學問，永遠在深淵上盤旋，不會輕易下論斷，所有的結論都會被再反思。”在他看來，愛情也有高度的反思性和深淵性。愛情是自我的整全性的出讓，這意味著，“只有對方在場你才能感到完整，真正戀愛就是找另一半，你自己不再是一個整全。某種意義上，愛情使人變成高度神經質，瘋狂成為常態。”餘明鋒認為，上述女生自殺事件中的男生沒有在愛，而是在強烈地表達佔有慾。問題在於，這種佔有慾正是通過一個愛情的模式給對方帶來幻覺，讓對方受到指控、不斷自我反思。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
餘明鋒談到巴塔耶的《情愛論》，據他介紹，巴塔耶將愛情與宗教、獻祭、暴力等因素聯繫在一起；在巴塔耶的視角下，愛情和死亡有某種相似性。餘明鋒說：“愛情的體驗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交織，這樣的權力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愛情這個系統自身所具有的危險性。”
施美均則聯繫起“輕與重”系列叢書中的另一部著作，巴迪鷗的《愛的多重奏》。在書中，巴迪鷗提出兩個人的戀愛其實是最小規模內的實現的一種“共產主義”。之所以稱之為“共產主義”，是因為這種戀愛堅持把愛情中的偶然性一直堅持下去。施美均認為盧曼是在用非常技術性的方式討論愛情，巴迪鷗跟盧曼比起來顯得很天真。在施美均看來，盧曼向我們揭示了親密關係悖論系統和社會組織方式的內在同構，這意味著，在現代，愛情被驅趕到“私領域”當中，從而和“公領域”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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