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8 任鴻雋：現代科學傳播的倡導者和組織者

任鴻雋是中國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於1914年夏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發起成立了中國最早的學術性團體——“中國科學社”，並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

任鴻雋作為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傳播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他所領導的科學救國運動與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被譽為是五四前後兩個最重大的科學與文化革新運動，任鴻雋以科學救國為宗旨，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介紹和傳播西方科學種類、科學起源、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讓封閉的中國瞭解開放的世界。

1923年冬至1925年夏，任鴻雋曾任國立東南大學副校長，1931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任鴻雋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但任鴻雋以患病為由堅辭不就，長期滯留北平拒絕赴任，致使校長職位處於空懸狀態達半年之久，成為民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觀。

1935年，任鴻雋出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1937年6月，因其夫人陳衡哲之故，又憤而辭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一職，從此遠離了大學校園。

縱觀任鴻雋擔任大學正副校長的經歷，還不足五年時間，但任鴻雋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的貢獻，尤其是在引領和傳播科學方面的貢獻，卻是不容忽視和埋沒的。

任鴻雋（1886—1961）字叔永，浙江湖州人，1886年12月20日出生於四川墊江縣，當年其祖父為躲避太平軍之亂，從浙江逃難到四川。

任鴻雋童年入讀私塾，深得教書先生賞識，12歲考入“墊江書院”，任鴻雋天資聰穎勤奮，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04年，任鴻雋參加了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因墊江人排外之故，他冒充巴縣人應考，獲得第三名，成為一名末代秀才。

任鴻雋（右三）全家福

任鴻雋隨後進入“重慶府中學堂”速成師範班讀書，畢業之後在重慶開智小學和私立重慶中學當了一年教員，受報紙招生廣告的影響，他與周秉魯、羅錦章兩位同學結伴順長江南下到上海求學，考入“中國公學”高等預科讀書。

“中國公學”分為大學班、中學班、師範速成班和理化專修班，這所學校錄取新生較寬，考生沒有高中文憑也可以投考，校中有不少革命黨人擔任教員，任鴻雋深受他們思想的影響，任鴻雋還經常與張奚若、楊杏佛、胡適等同學談論時政，並與胡適結下了一生的友誼。

1908年，任鴻雋赴日本留學，先在語言學校補習日語，1909年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攻讀應用化學專業。

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學子赴日留學成為一種潮流，但選讀應用學科的留學生卻是鳳毛麟角，任鴻雋之所以選擇應用化學專業，完全是為了反清革命的需要，他看到許多革命者為了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往往採取暗殺的方式，而暗殺需要炸彈，但由於不懂化學原理，常常出現意外，這導致任鴻雋選擇了與製造炸藥相關的化學專業。

1909年，任鴻雋在東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擔任四川分會會長，任鴻雋十分活躍，參與採購和輸送軍火，並經常撰寫言辭犀利的文章發表在上海《民立報》上，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

任鴻雋

任鴻雋在“中國同盟會”東京總部工作，還負責輸送和資助革命黨人回國投身革命，這其中就包括蔣介石、張群等人，武昌起義之後，任鴻雋放棄學業回國。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任鴻雋與孫中山同乘一輛車抵達南京，擔任總統府秘書處秘書，為孫中山起草文稿並協助處理政務，《告前方將士文》、《諮參議院文》、《祭明陵文》等文稿均出自任鴻雋之手。

袁世凱稱帝之後，任鴻雋被調任唐紹儀內閣秘書，但不久就赴天津出任《民意報》總編輯，撰寫了《共和建設別記》，揭露袁世凱在南北議和中謀取臨時大總統的內幕，袁世凱對任鴻雋極為不滿，通過法租界迫使《民意報》停刊，並選派任鴻雋赴美留學。

1913年，任鴻雋進入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主修化學和物理專業，任鴻雋被美國富裕程度所震驚，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觀察和研究，認識到東西方最大的差別就是“西方有科學，東方無科學而已。”

1914年夏，為了將西方科學和技術傳播到中國，任鴻雋與楊杏佛、趙元任、胡明覆、周仁、秉志、過探先、章善元、金邦正等9人在康奈爾大學發起成立了“科學社”，以“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並醞釀創辦了《科學》月刊雜誌，向中國介紹和傳播科學知識、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

前排左起：趙元任、周仁；後排左起：秉志、任鴻雋、胡明覆

1915年1月，《科學》雜誌在美國正式問世，這是中國人辦的第一個綜合性科學雜誌，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科學》雜誌為了排版方便，採用橫排方式並使用西式標點，這在中國出版史上也是一個創舉。

任鴻雋對《科學》雜誌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僅主持編務，積極向學有專長的留學生約稿，還親自撰寫了許多科普文章，為了讓讀者瞭解科學的意義，並對科學產生興趣，他在撰寫文章時力求深入淺出且通俗易懂，後來這些文章被集成《科學概論》，於192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任鴻雋在其撰寫的文章中，是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和認識的：“西方科學家研究科學，不是為名利所驅使，而是因為好奇心所引誘。為了這種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來的精神需求，許多人甚至不顧自己的生命。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並不是科學家最初的動機，而是科學研究的必然結果。如果只想從物質文明方面來追趕西方，只想把科學當作一種富國強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卻不曉得科學的真諦，那就是一種得魚忘筌、捨本逐末的作法，不僅不會成功，差距還可能越來越大。”任鴻雋分析東、西方思想觀念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吾人學以明道，而西方學以求真。”

創辦《科學》雜誌是需要辦刊經費的，初創時期採用集資方式，後來則實行股份制，任鴻雋等人擬定了《科學社招股章程》，以發行股票的方式，作為辦刊的資本。

1915年10月，“科學社”正式改組並定名為“中國科學社”，任鴻雋被推舉為董事會董事長和“中國科學社”社長，每年10月25日為“中國科學社”成立紀念日。

以任鴻雋為首的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知識分子領導之下，“中國科學社”和《科學》月刊不斷髮展壯大，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為促進中國現代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16年，任鴻雋獲得康奈爾大學理學學士學位之後。先後進入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最終在胡適的影響之下，任鴻雋在哥倫比亞大學安頓下來，並於1918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碩士學位。

1918年10月，任鴻雋回國，準備應胡適之邀前往北京大學任教，但他卻心繫“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誌之事，首先著手“中國科學社”基本建設，以擴大在國內的影響，他很快就組織發起了“五萬元基金募集活動”，先後奔赴一些城市宣傳科學並募集資金，獲得了孫中山、徐世昌、伍廷芳、馬相伯、梁啟超、張謇、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支持。

1919年，任鴻雋回到四川，當時正值四川督軍熊克武籌辦鍊鋼廠和鍊鐵廠，委託任鴻雋操辦此事，儘管任鴻雋認為倡導科學比創辦工業更重要，但面對這一造福四川的實業，任鴻雋不好推脫，而是領銜受命，擬定建設計劃，帶領相關技術人員再度赴美，經過一番實地考察，任鴻雋決定採用電爐鍊鋼法，並開始訂購發電機、電爐等設備，但遺憾的是，等到任鴻雋回國之後，熊克武已經離任，導致建設鍊鋼、鐵廠計劃擱淺，所幸的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這批鍊鋼設備終於被派上大用場。

對於這次籌建鍊鋼、鐵廠的經歷，任鴻雋曾在《科學與實業之關係》一文中有感而發：“在我國，妨礙實業發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為辦實業如開金礦一樣，一鋤頭就要挖一個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出資本，明天就想見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敗，便心灰意懶，不復前進。”

1920年，任鴻雋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之邀，出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司長。

也正是在這一年，陳衡哲從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經胡適推薦，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專門講授西洋史。任鴻雋和陳衡哲這對民國最為著名的伉儷，於1920年9月27日在北京舉行了婚禮，由胡適擔任贊禮（主持人）。

任鴻雋、陳衡哲夫婦

陳衡哲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作家、詩人，有“一代才女”之稱，在其身上蘊含諸多中國第一，第一位公派留學生，第一個白話文小說家，第一位女碩士，第一位新文學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大學女教授，以筆名“莎菲”馳名文壇。

任鴻雋在北京大學任職時間並不長，就因北大新舊兩派之爭而去職，專任教育部司長，以圖推進中國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但任鴻雋任職尚不足一年，教育總長範源濂因教育經費風潮而辭職，任鴻雋也隨即辭職。

“一個人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並不算真有學問，只有經過十年二十年的學術研究，才能躋身於學者行列”，“人不能單靠麵包而生活，大學教師的職責不是販賣知識，而是要培養學生對學術研究的興趣，讓他們明白科學研究的目的不在於物質享受，而在於精神滿足。這是一種高尚的刺激和智識的愉快，大學生只有懂得這個道理，養成研究習慣，才能對人類有所貢獻。”

“大學教師必須在獨立研究中，才能對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具有深切的瞭解和體會，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對學生產生好的影響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強迫他學習不感興趣的專業，從事不感興趣的工作。”任鴻雋非常認同長期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德裔美國科學家葛利普教授的觀點，“一個人選擇某個專業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因為他喜歡這種工作。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必須熱愛他所從事的專業，中國的學術死亡率高達99%以上，是因為許多人在大學畢業後放棄了研究工作，這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1922年8月，“中國科學社”在江蘇南通舉行第七次年會，主要議程是修訂《中國科學社章程》和增設理事會，以負責“中國科學社”日常工作，這是“中國科學社”成立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次會議，選舉張謇、蔡元培、梁啟超等9人為董事，選舉竺可楨、胡明覆、任鴻雋、丁文江、趙元任等11人為第一屆理事，任鴻雋為理事長，繼續負責“中國科學社”的日常工作。

1922年冬天，任鴻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一年以後應郭秉文之邀，到南京出任國立東南大學副校長兼化學系教授，但任鴻雋在東南大學的任職時間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就於1925年春辭職。

1925年8月，任鴻雋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幹事長範源濂之邀，先後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秘書、秘書長、副幹事長、幹事長。

這是任鴻雋與範源廉第二次合作共事了，範源廉年長任鴻雋11歲，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老資格政府教育行政官員，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過重大影響。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是一個以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子賠款”餘額建立的科學基金組織，任務是管理和支配基金，以發展中國的科學、教育和文化事業。

任鴻雋非常適合這樣的工作，這也正是他非常感興趣的工作，在他的運作之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運用所管轄的基金，設立編譯委員會、社會調查所，興建北平圖書館，資助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青島觀象臺、廣東植物研究所和許多高等院校等，對學有所成的科學家設置研究教席，對科學研究有重大成果者進行獎勵，還派遣了大批有志於科學事業的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深造。

任鴻雋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理念和主張，對“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工作方針和事業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中國現代科學和教育事業做出了極大地貢獻。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之後，蔡元培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大學院院長，並受命組建國立中央研究院，任鴻雋作為大學院科學教育委員會委員，也積極參與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的籌建工作。

192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開始在“國立京師圖書館”的基礎上籌建“國立北平圖書館”，由於經費有所保障，聘用了大批學有專長的館員，採用了當時較為先進的管理方式，這一時期的館藏非常豐富，任鴻雋不但參與了籌建工作，還曾代理圖書館委員會書記。

自從郭秉文被免去國立東南大學校長之日起，由國立東南大學變更為國立中央大學期間，校長一職就一直處於頻繁更迭之中，任鴻雋熟悉其內幕原因，以任鴻雋的能力和聲望，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確實是不錯的人選之一。

但國立中央大學作為民國第一高等學府，除了需要能夠服眾的學術背景和人格魅力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政治背景，年僅35歲的羅家倫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並且能夠穩定局面並且有所作為，就說明了這一點。

1935年9月，任鴻雋出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攜夫人陳衡哲遷居四川成都，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華北政治局勢就一直處於緊張之中，而整個國家也正處於危難之時，在這樣背景之下，任鴻雋欣然受命國立四川大學校長，況且造福家鄉桑梓，也一直是他的願望。

坐者：任鴻雋、陳衡哲；站著：余上沅、陳衡翠

任鴻雋到任之後，在進行一番熟悉情況之後，與川大同仁一起擬定了改建四川大學的宏偉計劃，包括興建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辦公室、教室、實驗室、大禮堂、宿舍、體育館等，採取了理清學科課程，面向海內外延聘教授，整肅學校校風等措施，得到了全校師生的支持和政府經費的支持。

為了專心致力於國立四川大學的校務和建設，任鴻雋於1936年辭去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幹事長一職，期望經過三五年的經營和建設，使國立四川大學躋身於全國著名高等學府之林。

正當任鴻雋在高等教育事業上有所建樹之時，在四川大學任教的陳衡哲連續著文抨擊四川的政治和社會的弊端，從而遭到四川上層社會的不滿和忌恨，引起了對陳衡哲的激烈攻擊，陳衡哲被迫離開成都回到北平，而這場風波也不可避免地遷怒到任鴻雋，使他在國立四川大學很難立足，1937年6月，任鴻雋辭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職務。

任鴻雋剛回到北平不久，“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任鴻雋應蔣介石之邀，參加了著名的廬山談話會，共商抗日救國之策。

1938年7月，任鴻雋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在內的全國最高諮詢機關，對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鞏固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1938年底，任鴻雋應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邀，到雲南昆明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化學研究所所長和評議員等職，協助已是古稀之齡的蔡元培，負責中央研究院的日常工作。

在極其艱苦的戰時環境之下，任鴻雋翻譯出版了《科學與科學思想發展史》，這是一部科學史譯著，也是一部頗受學術界重視和歡迎的大學叢書。

1941年冬，中央研究院從昆明遷至重慶北碚之後不久，任鴻雋辭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務，重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擔任幹事長。

1944年1月，“中國科學社”董事會改為監委會，任鴻雋繼任社長、監委會書記以及理事會會長等職。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鴻雋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國科學社”返回上海，從此定居上海，專心致力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國科學社”的工作。

任鴻雋、陳衡哲夫婦

上海解放前夕，任鴻雋和陳衡哲夫婦最終為何選擇留在了大陸，始終是一個歷史謎團，直到2010年12月《竺可楨日記》出版，才還原了當年的歷史真相。

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已經選擇留在大陸，為了躲避催促其去臺灣，竺可楨在上海避險並觀察時局，與任鴻雋和陳衡哲夫婦有過頻繁的接觸，他們都是“中國科學社”的骨幹成員且私交甚篤。

任鴻雋和陳衡哲原打算去美國定居，之所以選擇去美國而不是去臺灣，一是因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款項來自於美國的庚子賠款；二是任鴻雋和陳衡哲的三個子女都在美國，一家人可在美國團聚，他們夫婦的行程計劃是“乘輪抵港再轉美國”，否則寧肯不動，沒有去臺灣的打算。

儘管翁文灝和蔣夢麟多次催促他們去香港，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上海是一票難求，即便是任鴻雋、陳衡哲夫婦這樣的身份，也照樣買不到赴香港的船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秘書葉良材搞到了兩張飛香港的機票，任鴻雋只得隨葉良材先飛香港，陳衡哲在想辦法與之團聚。

但隨著時局的發展，陳衡哲不但沒能前來香港，還與竺可楨一起動員丈夫返回上海，這其中共產黨的統戰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已經離開上海達四個月之久的任鴻雋，又在猶豫和顧慮的心態中回到上海與夫人陳衡哲團聚，並尊重夫人的意見，選擇留在上海而沒有去北京定居。

在解放後的若干年裡，任鴻雋把他所開創和經營的事業，陸續移交給國家，將“中國科學社”所有機構和財產移交給中國科學院等單位和部門，直到1960年5月4日，全部事宜才移交完畢，“中國科學社”歷時45載的歷史劃上了句號。

任鴻雋並沒有得到政府的重用，但也沒有受到過度的政治迫害，雖然經歷了建國初期的歷次政治運動，但他都以低調和沉默應對。

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一大批深受胡適思想影響的同事和學生，對胡適反戈一擊，但任鴻雋夫婦一生與胡適交往甚密，如果能積極參與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定是一顆重磅炸彈，但這也有違任鴻雋的做人原則，為此，任鴻雋只能選擇沉默，而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裡，沉默就是對抗，依然擺脫不了政治的困擾。

左起：任鴻雋、陳衡哲、胡適

任鴻雋所任虛職也有一些，但大都是上海市一級的，具有一定實職的職務是上海圖書館館長。

1961年11月9日，任鴻雋因病在上海逝世，終年75歲。如果任鴻雋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的結局將會怎樣？

在任鴻雋逝世15年之後，他的夫人陳衡哲先生也追隨丈夫而去，於1976年1月7日病逝於上海，享年86歲。

中國知識分子中最佳伉儷任鴻雋和陳衡哲夫婦，正在浮出歷史的水面，讓我們期待他們更多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