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臺灣演員高以翔參與浙江衛視綜藝節目《追我吧》晚間錄製時突然暈厥，送醫搶救無效，不幸猝死離世，
終年35歲。這一新聞立即引發廣泛關注，讓人們看到藝人工作過程所存在的安全隱患以及身心健康問題。
在高以翔的新浪微博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熱愛運動、積極生活、待人溫柔禮貌的人，他還有很多的夢想還沒實現，他還有很多的朋友沒有見面，他還對未來世界擁有著許多的美好期待。
但是，他的生命戛然而止，這些所有的希望都瞬間暗淡下去，殘酷地化為泡影。
這樣一條鮮活的生命突然以這樣的潦草的方式消失，不禁令人痛惜。
這或許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意外。我們固然要反思浙江衛視《追我吧》節目組在錄製過程中的種種不足和缺陷，例如在節目情節設置的不合理性、節目沒有及時配備醫療團隊、為了趕工而忽略藝人發出的求救信號等。
但是，我們更要從制度層面去進深入反思這背後的娛樂工業機制，思考造就這一場悲劇的社會原因。
文化工業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西奧多·阿多諾和馬克斯·霍克海姆在1947年出版的《啟蒙辯證法》中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一種與工業流水線生產相似的文化產業模式，所謂“工業化”意味著大批量、流水線、同質化的可替代式產品生產模式。
這本身揭示了文化工業在現代發達社會中是類似於工業生產流程的產業模式。
因此，文化工業產品的首要目的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一種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取向壓制了價值理性取向，進而帶來了某種異化。
2014年，浙江衛視推出競技類真人秀節目《奔跑吧兄弟》，取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此後，國內相繼炮製了大量的同質化競技化節目，如東方衛視推出《極限挑戰》、湖南衛視推出《全員加速中》等。
為了在激烈的綜藝節目競爭中脫穎而出，為了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吸引觀眾的稀缺注意力，節目不斷上演驚險刺激的場面，一次次挑戰參與者的身體極限，甚至故意“虐待”明星，人為製造電視銀幕上的種種危險“奇觀”。
人們從電視、屏幕上只看到明星們“賣力”演出，卻很少關注到這些“奇觀”背後時常建立在超負荷的工作和壓力之上。
在對視覺效果和收視率的病態追求中，明星藝人們為了完成節目任務，配合製造節目效果，只能無限制地進行自我消耗和自我透支。
安全得不到保障、休息時間不固定，藝人們成了娛樂工業生產流水線上的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只能兢兢業業地配合著這一場
資本主導的野蠻遊戲。在此過程中，休息成了阻礙資本大生產的重要要素，娛樂工業最大程度上榨取從業者“八小時工作”之外的剩餘價值，而從業者只能在與娛樂工業不對等的話語權下不停配合演出“驚奇秀”。
他們宛如馬戲團裡在馴獸師皮鞭下不停鑽火圈的老虎，不停為觀眾帶來歡笑，卻沒人注意到老虎那被火燒焦的皮毛和身上的一道道鞭痕。
高以翔意外離世的悲劇，為我們揭開綜藝節目行業亂象的一角，我們在痛惜一條鮮活生命離去的同時，更要對娛樂工業過分追求效率至上、過分追求奇觀的單一價值觀進行批判和反思，從而進一步改變現狀。
1985年，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爾·波茲曼出版了《娛樂至死》一書，對電視主導下娛樂逐漸成為社會的話語表達方式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34年過去了，“娛樂至死”的整體大環境仍舊沒有改觀。
在一切為了娛樂的畸形價值導向下，危險被當成刺激，痛苦被當成製造廉價笑聲的原料，而作為娛樂工業的代理人，節目組間接地承認了這種行為的合法性。
受眾的刺激閾值在一次次的觀看行為中被不斷提高，最終麻木。
於是，在新一輪的娛樂工業內部競爭中，為了爭奪受眾，節目的刺激性、競技性、危險性又大大提高，由此陷入過度追求刺激性的惡性循環，從業者遭受著高速運轉的娛樂工業大機器的盤剝，最終造成了“娛樂致死”的悲劇。
明星藝人首先是一名普通勞動者，其次才是萬眾矚目的偶像。
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我們需要多方努力去共同推動行業的健康發展。
例如，節目組能否打破以獵奇換流量的單一思路，在追求商業價值的同時更注重社會價值？廣電總局在進行節目備案和審查時，能否及時對危險節目進行叫停？相關影視組織能否發揮好行業組織和動員的力量保障影視界從業人員的基本權利？相關部門能否加強對娛樂產業和資本的監管？
我們相信，只有做到這些方面，才能營造出一個健康有序的影視從業環境，才能避免娛樂工業機器吞噬掉下一條寶貴生命。
畢竟，生命只有一次，這種帶血的畸形流量，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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