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中，文人政治氣息最為濃厚的就是兩宋時期了。由於宋太祖趙匡胤奪得權力的過程依賴的是手下禁軍士兵的譁變，因此在北宋建國之後，趙匡胤擔心手下武將重走自己的老路，對於武將的權力進行了大量的限制。武將不能有直屬的軍隊，而且在帶兵出戰的時候一定要有文官隨軍監軍，且權力必定大於武官。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北宋年間的文官的地位一路扶搖直上，北宋文人政府的特性也被確定了下來。鑑於北宋的政治制度中對於文官數量的要求十分巨大，因此如何選拔文官也成為了新問題。建國初期的北宋政府採用了自隋唐以來便一直沿用的科舉制度，宋太祖時期的科舉沿襲了五代時期的舊制，設置了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科目，後來進士科之外的科目便統稱為諸科。科舉制度為北宋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到了崇寧三年的時候，北宋突然停止了所有的科舉制度，而改用學校升貢來代替，對於北宋的政治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宋朝文官畫像
引言
北宋的科舉制度經歷了幾次比較大的改革，但是其整體的發展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前進的。比如運用了大量防止作弊的手段，有考官考生避嫌的“別頭試”，還對考場進行了精心的設置，以杜絕抄襲，作弊行為的出現。現在考試中最常見的遮擋姓名的“糊名”法也是在北宋時期逐漸形成定製的。對於當時的作弊情況，在《宋會要輯稿》中有如下描述：
“奸偽之跡，朋結相連，或丐於他人，或傳以相授，紛然雜亂，無以辨明，考核既難，妄冒滋甚。”
宋代科舉考場
北宋的科舉改革除了在考試方法上進行改良之外，其考試的內容也在與時俱進。在五代時期，雖然也有科舉制度，但是當時最為重要的進士科只是考察學生的文學功底，而不是治國思想。導致選拔出的人才並不能有效地幫助國家建設。而北宋政府在歐陽修等人的堅持下，將之前科舉的定式駢文改為了古文，意在尋找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雖然在剛剛推行的時候歐陽修等主考官受到了學子們的圍攻，但是改革還是被推行下去，科舉制度的效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就在科舉制度如此蓬勃發展的時候，北宋崇寧年間，卻突然停止了科舉，這與後來北宋的學校制度的發展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有著莫大的聯繫。
北宋學校制度的發展
在北宋剛剛建國的時候，國家並沒有集中教育學生的地方。即使在後週年間在都城建立了國子監，但是當時的國子監中既沒有學生，也不會開展教育活動。而且當時在北宋的地方政府，也沒有開設州學、府學以及縣學。學子們在那時如果想要獲得學習的機會，可以選擇到有名的大儒開設的私學中聽課，也可以到書院中學習。
在北宋初年，儒家經典的傳承出現了問題，五代時期的連年征戰導致國家學風不振。這時幾位潛心苦修的大儒挽救了這一局面，像在泰山講學的孫復以及與其同時期的胡瑗都是有名的大儒。他們的私學也吸納了大量好學的青年，為北宋儒家文化的復興以及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北宋思想家孫復
除了跟隨這些老師學習之外，學生們還可以進入書院學習。書院是由地方長官開設的學習場所，因為其形制是按照私學來建設的，所以不同於之後北宋政府興辦的縣學、州學等學校。書院是北宋初年最為重要的學習場所，其中以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為代表的大型書院為北宋提供了大量優秀人才，像北宋名相范仲淹就是應天府書院的學生。對於應天府書院建設的過程，在《長編》中有如下記載：
“應天府民曹誠以資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千餘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
現在的應天府書院
隨著北宋政府的逐漸發展，國家政府組織的學校在各地逐漸興建起來，其中地方政府先於中央政府。北宋官方開設的第一家學校為位於兗州的州學，後來這一做法在全國得到了推廣。對於此事，在《宋會要輯稿》中國有如下記載：
“本朝國初未建州學，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餘鎮未置學也。”
像之前提到的應天府書院後來在晏殊的領導下更名為應天府府學，將私人性質的學院變為了國家開設的學校。不過此時學校還是隻分佈在人口密集的比較大的州縣中，而較小的州縣並沒有開設自己的學校。
隨著范仲淹擔任參政知事，他開始著手改造中央教育系統，在他的領導下，北宋都城的國子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范仲淹剛剛上任的時候，國子監的學生數量只有一二十人，於是范仲淹提倡國子監仿照胡瑗的教學的方式（分齋教學思想）開設課程，並請其擔任國子監直講。太學生的人數也有所上升，到了宋神宗熙寧元年的時候，國子監的學生規模已經達到了九百人。
而且在國子監發展的同時，北宋地方學校的建設也在有條不紊地開展，慶曆年間，規定學生人數較多的州學、府學可以在其下開設縣學，自此北宋的學校建設趨於完善，學生的數量也達到了新高。
北宋皇帝進行殿試
王安石新政與三舍法的採用以及科舉的廢除
在熙寧年間，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施行變法，對人才的需求進一步加大。於是北宋政府擴大了太學的規模，學院的人數也進一步增加。為了對這些學生進行更加有效的管理，王安石將太學的學生分為三等，稱為“三舍法”，剛入學的為外舍生，共七百人，經過學習之後外舍人就可以轉為內舍人，內舍人有著百人的人數限制。而內舍人從兼學轉變為專攻一經，其中優秀的人才就會被提拔為上舍生。而上舍生中表現優異的學子，會被太學的老師直接舉薦成為官員。這種新的人才選拔模式就是北宋廢除科舉制的源頭。對於此制度，在《宋書》中有詳細記載：
“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學為外舍，初不限員，後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中書，奏除官。”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後來的北宋政府將太學的人數擴大至外舍生三千人，內捨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而如此多的人數不再是來自於京師的學子可以滿足的了，於是三舍生開始由周邊的州學學生升入，利用考試來確定在太學中的等級。這樣的制度導致學生們在科舉之前就要進行一次太學的入學考試，在進入太學之後再進行科舉考試就有多此一舉之嫌，因此在崇寧五年，北宋政府下詔停止了科舉的省試，官員的選拔完全來自於針對上舍生的殿試。
但是這樣的制度存在著極大的弊端，一來新進的官員都是太學生出身，難免有著同門情誼，這在同科的進士之間尤其明顯，著就會形成朋黨滋生的土壤。二來太學生由內捨生晉級到上舍生的評定是由官員控制的，這就導致這些官員的後人以及門生更加容易晉升。三舍法取士逐漸演變成為了既得利益者控制政治資源的手段，寒門學子進入仕途的難度大大增加，對於北宋的政治環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冗官的北宋政府與科舉制的衝突
北宋作為文官政治的巔峰，其文官的數量也是歷朝歷代的最高峰。這就導致到了北宋晚期的時候冗官的現象已經十分嚴重了。而科舉制的發展卻在北宋晚期來到了高峰，在宋太祖時期每科錄取的學子最少只有十餘人，最多也不過百餘人，然而到了北宋晚期的時候每科參與考試的學子數量能夠達到接近一萬五千人，北宋政府錄取的人數也來到了三百人左右。在《宋會要輯稿》中有如下記載：
“鹹平五年，各地進舉子一萬四千五百人，取二百八十人。”
鑑於北宋晚期冗官對於政府造成的財政壓力，繼續舉辦科舉無疑會進一步造成官員的冗餘，而且迫於考生數量的壓力，北宋政府的錄取名額也不能設置地太低，因此採用上舍生提拔的方式也就成了不得已之舉，因為這樣可以有效控制新進官員的錄取人數，緩解政府的壓力。雖然這樣會造成政治風氣的黑暗，但是也有著其時代意義，我們不能對於這個政策進行全盤否定。
科舉放榜
結語
北宋政府作為歷史上最重視文官的政府，在其前期缺少文官的形勢下，大力開展國家教育以及興辦科舉自然是其為了維護統治的必要措施。而起後期對於科舉的廢止也並非出自隊文官政治的糾正，而是為了解決當時矛盾最為激烈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北宋的官吏制度關係密切。
北宋積貧積弱的原因在於冗官冗吏，而冗官現象的造成與科舉制度也有著一定的聯繫，雖然在北宋後期對於科舉取士的人數有了嚴格的限制，但是在北宋初年尤其是宋太宗在位期間，對於科舉的控制出現了問題，甚至有連開三科，且每科錄取七百人的“盛舉”。這樣的行為無疑讓本就龐大的北宋官制更加臃腫，為之後科舉的廢止埋下了伏筆。而且當時北宋政府中朋黨的興起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腐化也成為了科舉被廢止的幫兇。但是歸根結底北宋文官過高的地位以及缺乏的應有的監管，才是讓科舉乃至北宋政府在王朝末期走向絕路的最大原因。
參考文獻 ：
1《宋史》
2《長編》
3《宋會要輯稿》
4《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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