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被評為最後的歷史劇之一，我個人認為就目前在已知的歷史劇中，這個劇絕對是最好的歷史劇，沒有之一。
這部劇一開頭便是一次情勢嚴峻的一次御前會議，大明朝最聰明最自負的皇帝嘉靖，常年不住在皇宮，此時他正在自己西苑的道觀裡，聽內閣大臣們對去年大明朝收支情況的彙報，逐筆的彙報和交鋒，嘉靖幾乎不說話，都是嚴世蕃和其他內閣成員在辯論。
一次次交鋒和辯駁，逐漸把這次會議引向高潮，所有人最後都明白一個結論，那就是大明沒錢了，御臣之術再高明的嘉靖也不可能憑空變成錢來，於是嚴嵩一黨提出來一個方案，那就是江浙地區幾個縣改稻為桑，增加桑葉產量從而增加出口絲織品的數量，從而每年可以多掙幾百萬兩銀子。
看上去一個非常好的政策，卻遭到了以徐階為首的“賢臣”集團的強烈反對，嘉靖從來不管你賢與不賢，他要的只是銀子，但這場轟轟烈烈的改稻為桑活動最後還是失敗了，為什麼看上去如此完美的一次改稻為桑政策會失敗，分析裡面的原因有助於我們分析中國的農本思想的來源和中國歷史上多數改革失敗的原因。
（1）內閣都是讀書人
中國自從宋朝開始，宋明清三代都是文人佔絕對統治地位的時期，朝廷了做官的都是讀書人，而且都是讀了一模一樣官方教材“四書五經”的讀書人，這就造成了朝廷官員上上下下在某些方面思想出奇的一致，比如說農本思想。
中國自古以來都非常重視農業，並且從制度上確立和加強了這種重視，大家熟悉的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是整個制度對農業的重視和商業上壓制的具體體現。
嚴嵩是有名的大奸臣，但是當年他科舉考試可是堂堂正正的二甲第三名，也就是全國第五名，這樣的好成績絕對稱得上是學習優秀的讀書人了，他心裡的底層邏輯接受的依然是儒家的那一套對商業漠視的態度。
但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歷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宋神宗這些君主在位的時候，都重用了非常懂經濟能搞來錢的人為相，別無他因就是因為皇帝需要錢，那些只讀聖賢書的書抱著儒家經典是搞不來錢的。
當了家的嚴嵩當然知道大明朝已經千瘡百孔，必須想辦法給他輸血，最好的辦法就是跟洋人做生意，絲綢生意是種地生意的百倍，這樣高的利潤沒有人可以抗拒。
儒家自古就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君子看來你一門心思去搞錢本來就是小人行徑，於是圍繞著君子和小人整個朝廷分為了兩派，大體上可以稱呼為嚴黨和太子黨，以嚴嵩專權弄錢的名聲，自然圍繞著他的都是小人，而以徐階為首的不得勢，圍繞著他的自然就君子。
改稻為桑遭到了最嚴厲的反對，徐階他們不但從心裡上排斥商業，而且他們也都是幾十年風風雨雨官場上摸爬滾打過來的人，並不是書呆子，知道國家需要錢，他們更擔心的是改稻為桑在下面變成了嚴黨牟利的工具， 就算御前會議上嚴嵩說的再好聽，但是下面實施的時候一旦變形，就很容易激發民變，尤其在抗倭戰事吃緊的時候，保證不發生民變才是最大的底線。
最後是嘉靖發話了，他聽來聽去還是覺得能搞來銀子就是好辦法，而且嚴嵩對於如何安置村民也說的很清楚，嘉靖幾乎沒有理由去反對。
（2）土地的另一種作用
中國人對於土地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很多移居外國或者是剛來城市的村裡大媽，總喜歡在花壇裡種蔬菜，他們天然的覺的你種什麼花呀草呀的，你種點能吃的東西該多好，中國人對土地最深的感情，就是從能吃飽肚子開始的。
自古以來土地就承載了人們全面部的希望，春種秋收每年固定的時間忙碌和休息，當所有人內心都有一種安定感，明確的知道地上長出來的東西，只要細心照料，長出來的東西是可以填飽肚子的，吃飽作為一項人的最本質需求，千百年來一直被土地所滿足著，我們一代又一代，對徒弟的那種依戀是刻在骨子裡融進血液裡的。
土地讓人吃飽這一點誰都知道，但是土地對於一個政治早熟的泱泱大國而言，還有另一個作用，甚至比第一個作用還要大，那就是每人都擁有一塊土地，可以讓人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土地上，不能遷徙，土地成了你最大財富的同時，也是你最大的牢籠。
這一點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明白，所謂國本就是要保證社會社絕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土地，每年大部分時間都有事情做，人一定要有事做，要是沒事可幹就必然生事，丟了驛站工作又沒土地的李自成於是決定自己找點事兒幹，還是創業的那種——造反。
土地的這種固定和穩固作用，歷代統治者都是知道的，失地農民最容易產生民變，流民四起也是每個王朝到了後期沒落一個最顯著的標誌，大家都是千年狐狸，就不要在我面前裝了，徐階懂得嚴嵩也懂，於是嚴嵩的方案裡，包含這對失地農民的補償，一切都被嚴嵩考慮的很周全。
但改稻為桑還是失敗了，這裡面還能反應出一個深刻的問題，為什麼歷代改革總是失敗的居多，改革家往往都是非常聰明的，設計方案的時候就不能設計出來一個完美的方案嗎？
（3）皇權的秘密
朱元璋擴大了皇帝的權力，廢除了宰相，自己又非常勤奮，每天批閱奏章到深夜，自己直接領導六部及其他直屬與他的機構，比如錦衣衛。
為了鞏固自己朱家的權力，朱元璋費勁心思設計了各種制度，但卻忽視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朱元璋的集權是建立在自己是勞模的前提下，他的子孫除了朱棣以外，都沒有特別勤奮的，於是被朱元璋抓的死死的皇權，最後還是不得不被後世子孫放棄一部分，而且明朝也出現了甚至比以前宰相權力更大更集中的官職，內閣首輔。
嚴嵩就是在這個官職上霸佔朝綱二十年，弄得是民怨沸騰民不聊，嘉靖皇帝雖然聰明，但自己還是太懶，具體事務都交給大臣做，自己派個太監監督一下就行。
這背後跟嘉靖的人品性格關係都不大，本是上就是皇權的秘密，所謂皇權獨攬只不過是皇帝自己的想法罷了，因為天下那麼多事，你自己根本管不過來，要想維持一個國家的運轉，皇權必須依靠下面的人做事，不管皇權集中到了什麼程度，一個皇帝只要不是神，自己幹不完所有的事情，終究權力還是要靠下面的人來做。
這就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大的秘密，皇權只是一個象徵，都是下面的人在做事，皇帝的勤奮與否只能決定事情的量變，無法決定這件事在本質上的改變。
哪怕是再精明強悍的皇帝也是無可奈何，舉個例子嚴嵩如何任人唯親，現在吏部侍郎有缺，需要皇上來頂多，最終報上來三個名單，一個是嚴嵩的小舅子，一個是嚴嵩的兒子，另一個是科舉出身的秀才，你要是皇上你會怎麼選？
這幾個人你都沒見過，你當然回選那個秀才，稍微正常的皇帝都懂得制衡的道理，還不能把朝廷變成嚴嵩他們家的，於是那個科舉出身的哪個順利就當上了六部的核心部門吏部的一名官員。
事實上這是典型的任人唯親，因為那個秀才是嚴嵩的死黨，而且是滿朝皆知的死黨，皇上可能都隱約知道，但是沒辦法，瘸子裡面挑將軍吧，要是皇帝夠聰明就要求嚴嵩再換一批？
嚴嵩立馬說可以，回頭換上來六個人，挑來挑去一定會挑中嚴嵩希望皇上選中的那個人，除非皇上親自挑選候選人，問題是這些人皇上根本就沒時間去了解和認識，決定權雖然在皇帝，但提名權才是最重要的，這就是古代皇權體制下典型的結構。
嘉靖是個聰明皇帝，所以他才說
一兩銀子，四文歸他們，十二文歸朕，朕認了。六文歸他們，十文歸朕，朕也認了。
這是真正聰明的皇帝，他不會無腦的相信嚴嵩，他要的只是嚴嵩會辦事，至於嚴嵩貪不貪，只要皇帝還有錢賺，嘉靖就不會太在意，畢竟嘉靖不會親自去做事。
現在問題的核心來了，御前會議上改稻為桑嚴嵩說的的確是很好，打動了嘉靖皇帝，但是改稻為桑這件事，不是嘉靖在做，也不是嚴嵩在做，而是嚴嵩的兒子嚴世蕃及嚴世蕃的黨羽們在做，嚴嵩與嚴黨的關係，完全可以參照上面分析皇帝和嚴嵩的關係再來一遍。
於是徐階他們擔心的問題終於發生了，改稻為桑在下面變了形，成了嚴黨純粹撈錢的工具，嚴嵩再壞畢竟是當年科舉第五名，六十歲才入閣，心裡的底線還是有的，儒家經典多少會制約於他，他當然明白什麼是國本和國本的重要性，土地對於農民的重要性。
但是這種權力機構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失控，到最後嚴黨已經失控，是層層失控，嚴嵩管不好自己的兒子嚴世蕃，嚴世蕃管不好下面的人，層層失控下弊端層層放大，到了最後的農民身上，就會變成失地農民無家可歸，最後激起民變動搖國本。
（4）沒有完美的制度
王安石一直偶讀沒有想明白，自己那麼完美的制度改革，怎麼最後就推行不下去，堪稱挽救大宋的濟世良方怎麼就不行了呢。
不用什麼長篇大論的分析，只從改稻為桑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來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御前會議上改稻為桑是有人反對的，但是假如沒人反對，徐階他們也全力支持，胡宗憲也鼎力協助，那麼改稻為桑這件事能成功嗎？
答案是不能。
根結就在於人性，人性決定了當突然有大規模錢財的時候，你指望著通過道德甚至是法律的約束來讓辦事的人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王安石的青苗法考慮的那麼周全，敗就敗在你根本無法阻止有錢人去放貸的做法，這根本就不是殺一兩個貪官就能解決的問題，任何的制度都要充分考慮到人性。
可偏偏制定政策的都是朝廷最高層的人，他們不是不貪，而是他們根本就想不到下面的人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會罔顧國法到什麼程度，為了一點點私利，會把政策變形到什麼程度。
朝廷的高層在制定政策，完全就是按照設想的來，他們甚至連貪都想到了，比如說嘉靖皇帝，對下面人如何辦事其實心裡很清楚，但他怎麼也想不到的是，事兒辦的已經完全超出了底線，最後下面居然做出了毀堤淹田的事，這樣的辦事風格，你上面不管制定什麼好政策也都給你弄壞了。
改稻為桑看上去只不過是嘉靖那一年發生的小事，但是卻能深刻的反應出明朝當時的危機和整個事件背後的各種交鋒，改變一件事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小結：改稻為桑到底是好是壞早已沒人關心了，但我們要想理解古代的權力結構和做事風格，看一看改稻為桑這件事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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