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6世紀，流感就奪去了當時世界上一半人口的性命。
在14世紀，另一波流感摧毀了半個歐洲。在20世紀，流感幾乎奪走世界上5%人口。
疾病生態學家Dr. Peter Daszak指出，全球每年有五種新疾病，而且速度正在迅速增長。
另外，在野生動物身上就有160萬種未知病毒，每一種均有可能傳播到人類身上。
在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中，我們再次領略大自然的威力。
作為名副其實的終極「殺手」，大自然帶來禽流感、豬流感、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波拉等疫症，包括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
一旦有嚴重死亡個案的疫症發生，一定牽連甚廣，人類需付出的代價絕對令人難以置信。
流感疫症由細菌及病毒結合而成，病毒的強大適應力容許它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再由動物傳至人類。
當這些病毒傳播至人類身上，新病毒就被稱為人畜共通病毒。
因為病毒快速突變，並會迅速避過人類的免疫系統。一旦進入人體，能變成新病毒，便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儘管人類對病毒有多認識，不過在野生動物身上還有160萬種未知致命傳播性病毒。
跟西方社會不同，中國人在吃這方面甚為講究，更積極追求鮮肉的味道。
在中國有不少市場都是即殺即賣，同時在售賣各種野味的街市中，不同動物物種堆疊在一起，在賣出去之前已經交叉感染了。
動物的病毒也持續混合和變異，增加某種病毒感染人類的機率。這就是專家擔心的病毒變異和超級感染者的出現！
說到底，如果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被實錘證實來自於動物，那真是人類咎由自取！怪不得大自然！
自人類為瘟疫有記載以來，防疫就是預防傳染病最為有效的集體強制措施。
人類史上很早已有對瘟疫的記載，如古希臘和古埃及都有對天花、麻風、白喉等傳染病的記錄。
聖經也有記載過鼠疫；中國在商朝則有以甲骨文刻成的關於占卜瘟疫的記載。
11 世紀初，波斯哲學家阿維森納在著作《醫典》中講述，隔離可有效阻止傳染病擴大，以及受到特定物質汙染的體液或具有傳染性。
這說明，我們今天應對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和17年前應對SARS的措施，和1000多年前的古人沒有什麼兩樣。
1 6 世紀， 意大利醫生弗拉卡斯托羅認為，傳染病是通過接觸傳染。
一個世紀後，人類終於第一次觀察到病原體，荷蘭科學家範．雷文霍克以改良顯微鏡來觀察細菌。直至1 8 2 8 年，德國科學家埃倫伯格才命名細菌一詞。
其後，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及柯霍為細菌研究奠定基礎。他憑著發現炭疽桿菌、結核桿菌和霍亂弧菌而聞名於世，並發展出一套用以判斷病原體的依據—柯霍氏法則。
1905年，他更憑結核病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
說到治療細菌所引致的傳染病，則要數弗萊明爵士在1928年發現抗生素盤尼西林，開創了抗生素領域。1935年，德國細菌學家多馬克開發出了廣譜抗菌性藥物磺胺類藥物。
兩種藥物為傳染病的治療開闢了新天地。
20 世紀以前，疫情來襲時，幾乎無人可倖免。除了有限的醫學知識和藥物，主要就是透過宗教來慰藉病患者和臨死之人。
對疫情，宗教觀點在這段時期更佔據主導位置。雖然如此，人類還是建立了一些防疫知識。以中國為例，秦朝已有法律規定所有麻風病人要送往「癘遷所」隔離。
晉朝甚至規定，官員若家中有三人以上患傳染病，即便官員本人沒有受到感染，也要「百日之內不得入宮」。
民間的防疫風俗也五花百門，如在門前燒煙火。東晉葛洪編著的方劑學《肘後方》中也記有以雄黃酒塗兒童面頰耳鼻的防疫方法，作以驅避毒蟲；《本草綱目》則有記載為處理病患衣物的殺菌消毒預防方法。
可惜，由於當時社會風氣、科學知識的貧乏和對防疫認知不足，百姓對隔離措施大多感到麻木，故鮮有主動採取相應措施。
古人也認為疫症是因不順應天道，而造成對人世間的懲罰，傾向透過不同的宗教和祭祀儀式如祭天、醮會坊等，試圖紓緩疫情。
至於在西方，公元二世紀，安東尼大瘟疫在羅馬帝國導致皇帝維魯斯在內的500萬人口死亡。
中世紀，黑死病橫掃整個歐洲，造成歐洲差不多三分之一人死亡。
黑死病對於歐洲所造成嚴重影響，還包括改變社會結構，動搖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羅馬天主教教會，以及導致部分少數族群遭受迫害。
瘟疫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破壞性是極其重大的，絕不可以掉以輕心！
可以說，疫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深深影響著古代社會政治、商貿和文化的發展。當今世界，依然不例外！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開始有一些針對傳染病如瘧疾的治療方法，當時主要是以奎寧作為主要的治療藥物。
與此同時，統計學的發展亦有助社會了解疫情的發展。
18世紀，英國醫生詹納專研和推廣牛痘疫苗，預防天花。
他的努力也為後世的研究打開了通道，促使巴斯德、科赫等人針對其他疾病尋求治療和免疫的方法。
19 世紀，因應全球多國發生霍亂、鼠疫等重大疫情，促進了國際間的合作。國際防疫會議先後於巴黎、君士坦丁堡、維也納和羅馬分別舉行，奠定近代國際防疫程序、檢疫原則及通報機制的雛形。
過去一個世紀，科學全面發展，人類不但對疫情有更深入的瞭解，控制和治療疫情的手段亦趨多元和日益成熟。
二戰後，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相繼成立，進一步加強各國交流機制。
人類早早就意識到公共衛生對防疫的重要性，隨著城市興起，意識到汙水、糞便會對健康構成影響；古羅馬時期已有一些相關處理的記述。
宋朝則是中國較重視防疫和公共衛生的時期，當時的人對衛生特別重視，諸如如廁衛生、城內糞便處理；當時連監牢的衛生也有規定：每五天要打掃一次。
此外，當時還設立多個醫療機關，如養濟院、福田坊和安濟坊等。除了相關的部門外，又組織編制、大量修訂和印行醫書。
公共衛生意識起源於19 世紀，斯諾發現肆虐倫敦的霍亂，是源於公共井水的水汙染病菌。
當時的巴黎也是個臭氣熏天的骯髒城市，造就了1892 年霍亂的爆發。
這使巴黎政府決心於1894 年頒佈條例，規定房東或管理者要支付將建築物連接到下水道的費用，並建設以廢水下水道放流方式為基礎的下水道系統。
1980 年，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天花滅絕，當時有人樂觀地以為，由於醫學進步和公共衛生意識的建立，傳染病在不久的將來會消失。
然而，過去數十年，埃博拉、SARS、寨卡病毒等困擾著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在在提醒了世人，千萬別對病毒掉以輕心。
隨著全球城市化、頻繁的人員交流和全球化活動，令人類更易於接觸新的病原體。
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再次為人類敲響警鐘！
此外，濫用抗生素、對傳染病警惕性減弱，都為疫情爆發提供條件。不要忘了，科學在進步，病毒也在跟著進化！
瘟疫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仍是當今社會的一大威脅，但相信隨著未來人類歷史的不斷摸索、科學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改善，將對疫情有更佳的掌控。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防治也不例外！願，天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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