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說起北燕國，喜歡東周列國故事的人都略知一二：它是周初重臣召公奭（shì）一系的封國，春秋時比較衰弱，被山戎欺負，多虧齊桓公救燕才渡過難關；到戰國時，燕國雖然躋身“戰國七雄”之列，但幾乎是七雄中最弱、最沒存在感的一個，幾百年間唯一可稱道的事情就是燕昭王啟用樂毅攻破齊國了。
因為燕國僻處北方、遠離中原，再加上經過“秦火”之災，現存史料中有關燕國的內容非常稀少，以至於連燕國的很多基本情況都不太清晰，導致後世出現很多爭議問題：
第一，召公奭到底是什麼出身來歷，是否為周文王之子？
第二，燕國分封是在周武王時還是周成王時，始封君是召公奭本人嗎？
第三，燕國的爵位是什麼？真如《春秋》《左傳》等書所說是伯爵嗎？
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 首先，召公奭到底是什麼身份？
從傳世文獻看，至少從東漢開始，就有很多人說召公奭這位周初重臣是周文王之子。
邵公，周公之兄也。——東漢王充《論衡·氣壽》
召公，文王子也。——東漢班固《白虎通·王者不臣》
到了西晉時，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又進一步，說召公奭是“文王庶子”。此後，召公奭是文王庶子的說法一直流傳到現在，至今仍有少數書籍或文章持此觀點。
但我們知道，距離當時越遠的文獻，史料價值越低。那東漢之前的史料是怎麼說的呢？
我們先從現存最早的周代史料《尚書》看起。在《尚書》的《康誥》《酒誥》等篇中，周公旦和周成王對文王第九子康叔封講話時，有“朕其弟”（我的弟弟）、“乃穆考文王”（你的美好的先父文王）等語，證明康叔封確實是周文王之子、周公旦的弟弟。但在《君奭》篇中，周公旦卻稱呼召公奭為“君奭”，不叫兄弟而稱其為“君”，也沒有“乃考文王”這樣的話出現，顯然看不出召公奭和周公旦有兄弟關係。
再往下，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左傳》中，東周王朝大臣富辰曾提到過著名的“文昭十六國”（文王之子的十六個國家），裡面偏偏沒有燕國：
富辰諫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西漢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也只簡單說“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沒說他是周文王之子。
早期史料中沒有的事兒，晚出的史料中突然有了更多更詳細的說法，這就是疑古派大家顧頡剛所說的“古史層累地”現象，一般都是不靠譜的。而且我們現在比古人更有優勢，能看到西周金文，不妨再做王國維大師所說的“二重證據法”。
近現代以來，中國出土了很多屬於周初燕國和周王畿內召公家族的青銅器。我們可以發現，青銅器銘文中召氏族人的名字，不少是“日名”形式（即以天干字組成的稱呼），如匽（燕）侯旨作父辛鼎、伯憲盉等都提到“召伯父辛”這個人，而叔遂尊則提到“父乙”。筆者唐封葉以前介紹過，日名是商人貴族慣用的，如商王武丁、武乙、帝乙、武庚，而周人是沒這習俗的，很少取日名（但不絕對）。
最關鍵的問題是召公家族的青銅器上，往往帶有族徽，這族徽是商人和受商人影響較深的族群特有的標誌，考古學家一般以有無族徽來劃分西周貴族中的商人族系和周人族系。
因此以上西周金文證明，召公家族與周王室是有較大文化差異的，他們受殷人的影響更深，暗示他們這支姬姓族人在商末時應該住得離商人比較近。那召公奭家族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我們再往前找更早的資料。果不其然，學者在殷墟卜辭中發現一個叫“召方”的部族方國，商朝後期商人經常與之發生戰爭。據卜辭的內容推斷這個召方大約位於安陽殷墟以西的今天山西一帶。很多學者猜測，召公奭很可能就是這個“召方”的國君，因受商人打擊，向西逃難進入關中，最終率領召族歸順了周文王。筆者唐封葉認為，召公家族之所以在周國得到重用，應該就與他們靠近商朝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對商朝的內部情況尤其是作戰手段瞭解更多有關。
正因為召公奭不是文王之子、周公之兄，在《尚書·君奭》中周公旦才會用尊敬但不親近的稱呼“君”來叫召公奭，東周朝廷的大夫富辰才會在歷數“文昭十六國”時不算上燕國。
甲骨文中的“召方”
- 第二，燕國分封是在什麼時候，始封君到底是誰？
按太史公的說法，燕國是周武王分封的，始封君是召公奭。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史記·燕召公世家》
但仔細分析，這種說法顯然不合乎當時的情勢。筆者唐封葉以前寫“武王伐紂”故事時曾介紹過，周武王當時僅僅征服了商王畿一帶，周軍並未遠征到東方和北方。這樣一來，周武王怎麼能把召公奭分封到遠離中原的今天河北北部、北京一帶呢？因此燕國的分封，只能是在周公東征、周人徹底征服東北方以後的事情。恰巧西周金文再次證明了這點。
清朝末年，著名的“梁山七器”在今天山東梁山出土。其中的太保簋銘文向我們揭示了一段被隱匿了3000年的周初重大史事——周公東征時，太保召公奭曾率軍追擊戰敗北逃的商國國君祿父（日名為武庚，又稱錄子聖），並將其斬殺，因而獲得周成王的嘉獎。（注：周初金文中凡有“太保”稱呼均特指召公奭。）
顯然從形勢分析，周初北方燕國的建立，應與“召公北伐”有莫大的關係。只有周人以武力實際控制今天河北北部和北京一帶後，周朝才有可能在當地封建燕國。所以燕國的建立只能在周成王時期或者稍後。
不過太保簋雖然證實領兵北伐、追擊祿父的是太保召公奭，但它並不能證明燕國始封君一定是召公奭。好在上世紀後期的考古活動，又為今天的我們揭開了“燕國始封君為誰”這一千古之謎。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的指引下，在北京琉璃河一帶進行了幾十年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帶“匽”或“郾”字的青銅器，歷史學界認定當地即西周初年北燕國的都城所在。2000多年前掌管國家檔案、典籍的太史公司馬遷都沒搞清楚的北燕國始封地問題，2000年後的我們搞清楚了！
1986年，考古人員在琉璃河編號為M1193的“亞”字型大墓中出土了兩件完整的西周早期青銅器——克罍（léi）克銅盉（hé），上有同樣的43字銘文：
王曰:“太保，惟乃明乃鬯，享於乃闢。餘大對乃享。令克侯於匽，使羌、馬、㪥、雩、馭、微。”克宅匽，入土眔（dà）又(有)司，用作寶尊彝。
銘文的大意為：
周王說：“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來奉事你的君王。我非常滿意你的供享，命令‘克’到匽國（燕國）做侯，管理羌、馬、㪥、雩、馭、微六族人。”克到達匽（燕）地，接收了土地和屬官，為紀念此事做了這件寶器。
通過銘文我們可知：匽國（燕國）的第一代君主，不是召公奭，而是一個叫“克”的人；因為如果“克”是第二代或第N代匽侯的話，按金文慣例，一般前面會加上“更乃祖考”等字樣，表示是繼承祖上的職位。
那這個“克”具體是誰呢？按周代制度，他最有可能是召公奭的嫡長子。召公奭北征追殺祿父時，包括克在內的召公子侄們，應該也隨同出征，並立有戰功。也許周成王最初本想封召公奭為燕國國君，但召公奭是國家重臣，朝廷離不開他，於是就像分封魯國一樣（想封周公旦但實際封的是其長子伯禽），把召公奭的嫡長子封在了燕國。
- 第三，燕國的爵位到底是伯還是侯？
從克罍、克盉的銘文“令克侯於匽”我們已經知道，克是被封為“侯”的。但看過唐封葉文章的讀者應該記得，據西周昭王時期的青銅器作冊令方彝記載，西周的“侯”其實內部又分為“侯、甸、男”三等。在“清華簡”《封許之命》中，周成王封男爵的許國國君呂丁時，用的也是“命汝侯於許”這樣的文辭。所以僅憑“令克侯於匽”這句話我們是不能完全確定燕國的爵位的。另外，在傳世文獻《春秋》《左傳》中，另有北燕國是伯爵的記載：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鬍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北燕伯款出奔齊。——《春秋·昭公三年》
那我們只有再看出土的匽國（“匽”後期又寫作“郾”）青銅器了。在堇（jǐn）鼎、匽侯旨鼎、匽侯舞戟、匽侯盂、匽侯脮戟等大多數匽國（燕國）器物上，其國君都是自稱或被稱為匽（郾）侯的。21世紀初，考古學者在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霸國墓地中又出土了幾件帶“匽侯旨”銘文的青銅器，其中一個青銅卣的蓋子和卣底部都寫著“匽侯旨作姑妹寶尊彝”，這曾是考古界轟動一時的新聞。
但不得不說，出土匽國青銅器也有例外，其中還有極少量不稱“匽侯”的，如匽伯聖匜、匽公匜。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匽國（燕國）國君既有公爵，也有侯爵，還有伯爵？
其實這個問題筆者唐封葉在《“公、侯、伯、子、男”？金文顯示西周並無五等爵制》一文中介紹過，周代、至少在西周時期，是沒有“公、侯、伯、子、男”這五等爵的：“公”不是爵位只是尊稱，天子重臣和先代之後都可稱公，至於諸侯，境內可稱公，諡號可稱公，不論爵位為何；“侯”才是爵位，作冊令方彝顯示周代的“諸侯”的等級只有“侯、甸、男”三類；“伯”不是爵位，它本是宗法稱呼，即排行“伯、仲、叔、季”中的“伯”，表示嫡長子，該稱呼在周代應用很濫，內外服但凡有封地、封國的君長都可稱“伯”，因為一國國君基本都是嫡長子；“子”不是爵位，是商人習俗及一種宗法稱呼，本意就是兒子，強調出身，後多用於對蠻夷之君的貶稱和低級貴族的稱呼。
明白以上我們就可以知道，從周代多數匽國（燕國）器物稱“匽（郾）侯”可知該國的爵位為“侯”。“匽公”的“公”不過是尊稱，是遵循“諸侯境內稱公”的例子；“匽伯”的說法是宗法稱呼，即在強調匽君在國內的大宗地位時使用，就像一個人在單位是總經理，到家庭聚會時則被叫“大伯”一樣。
- 總結：
周代北燕國出自召公奭一系，召公奭不是周文王庶子，僅與周王室一樣姓姬，召族可能出自商代的“召方”，東漢以後的一些文獻稱召公奭為文王庶子是錯誤的；北燕國的始封君是召公奭嫡長子克，受封時間大約在周成王時，太史公司馬遷說北燕國受封於武王時、始封君是召公奭，均是有誤的；北燕國的爵位是侯爵，自周初到戰國中期燕君稱王前，燕國（金文作“匽”或“郾”）國君幾乎一直稱“侯”，《春秋》《左傳》中所說的“伯”是宗法稱呼，並不表示燕國為伯爵（“伯”本非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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