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個關於李白和杜甫的段子很流行，大致是說杜甫寫了那麼多詩給李白，而李白卻寫了一首《贈汪倫》。於是，大家紛紛為杜甫委屈，有人心疼杜甫“自己很重視的友情對方卻不看重”，有人質問李白“你的良心會不會痛？”
李杜詩歌往還的確不平衡，八百多年前的南宋學者洪邁就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了。在其《容齋隨筆》中有一條“李杜往來詩”，說到從杜集來看，稱述懷贈李白的詩有十四五篇，而李白寫給杜甫的則不見一句。當然，這是他把那首著名的《戲贈杜甫》排除在外的結果（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後來，清代學者王琦編纂《李太白全集》，專門作了一個附錄，蒐集諸家贈詩，其中杜甫15首，僅標題中列出李白名字的就有10首，什麼贈李白、夢李白、憶李白、懷李白、呈李白、寄李白……春天裡寫《春日憶李白》，冬天裡寫《冬日有懷李白》，攜手同遊時就《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隱居》，各在天涯時就《天末懷李白》……看來杜甫對李白，的確夠深情。
那李白呢？簡諸《李太白全集》，除了存疑的《戲贈杜甫》之外，有兩首詩可以確定是寫給杜甫的，一首是《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一首是《沙丘城下寄杜甫》。從贈詩數量來看，3比15，不平衡，但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解釋這種不平衡。首先是兩人訂交時年齡地位不相埒，當時李白44歲，剛剛結束在玄宗皇帝身邊“供奉翰林”的工作，已是名滿天下的謫仙人；杜甫33歲，科舉未中，詩名未立，詩聖的名號還需要再過四百年才被後人慢慢確立。更重要的一點，是兩人的性格稟賦不一樣，詩仙是出世的，對於人世間的感情比較超脫；詩聖是入世的，對於人世間的感情非常執著。梁啟超說杜甫是“情聖”，杜詩很好的支撐著這個論斷，親情友情愛情，在杜集中所在多有，即以友情而論，不止對李白，杜甫對其他的朋友，比如高適、岑參、鄭虔等都寫有很多贈詩。反觀李白，就很少寫這樣的“情”詩，甚至偶一措筆寫到子女時，也是懸想孩子如何想念依戀自己這位父親而不是像杜甫那樣總是思念妻兒，這種以我為主的性格，當然不會喋喋不休的唸叨友情。說白了吧，杜甫的贈詩多，不專對李白，李白的贈詩少，也不專對杜甫，多或少都是性格使然的自然而然，友誼的小船也不會說翻就翻。
所以，感情超脫、贈詩較少，並不意味著李白不重視杜甫這位朋友。清人楊倫《杜詩鏡銓》裡引用過清初學者李因篤對於杜甫贈李白詩的一些評論，比如論《贈李白》（二年客東都）是“雅調亦近太白，”論《與李十二同尋範十隱居》是“同李白便類太白詩，”這似乎是說，有意識的模仿對方風格寫作贈詩，是杜甫向李白致敬的一種方式。到了民國，顧隨先生，也就是近來聲名如日中天的葉嘉瑩的老師，在《論李杜詩兼論李杜的交誼》中繼承並發展了李因篤的觀點。他說，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最後兩句“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氣象闊大，情緒沉鬱，意境雄厚，是典型的杜甫風格；而杜甫《春日憶李白》則流暢飄逸，像極了李白的詩風。只有惺惺相惜，才有可能特意以對方風格互致敬意。我讀到顧先生這一段論述時，聯想到了金庸《雪山飛狐》中胡一刀與苗人鳳大戰三天惺惺相惜進而互易刀劍再行比試的故事，文武殊途同歸，文人未必盡相輕，也是可以相惜的。
但有一點需要指出的，從贈詩質量來看，杜甫是遠高於李白的。“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這都是杜甫寫給李白的。當然，僅在描寫友情這一點上衡量李杜的詩是不公平的，因為這種題材，對詩聖是本色當行，對詩仙來說卻是勉為其難了。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此句憐李白，亦自憐。這篇小文章的野心，在於為杜甫“身後名垂千秋萬歲”的預言提供些微但有力的證明，也聊以告慰詩仙詩聖生前的落寞。
閱讀更多 孔夫子舊書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