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 永志懷念
——回憶我的伯父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編者按：本文作者周秉德是周恩來同志的長侄女。在周恩來同志（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誕辰121週年之際，本刊登載了周秉德回憶伯父周恩來最後歲月中的兩件難忘的事——
我與伯伯最後一次通電話
1972年5月12日，醫生在伯伯的尿液中發現了4個紅血球。5月18日被專家確診為“膀胱移引上皮細胞癌”。1973年1月13日，醫生髮現他“血尿”，經過化療、電療後，同年10月再次出現血尿。但因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同尋常，患重病的他非但未得到進一步治療，反而受到批判。“四人幫”抓住這一次機會開會，狠狠地整了伯伯十多天。伯伯一邊受批判，一邊還要為人民不停地操勞，哪裡有時間治療呢？
晚年的周恩來與毛澤東
如果1972年5月發現了膀胱癌就立即住院治療；如果1973年1月發現血尿就及時停止工作，認真治療；如果1973年10月再次發現血尿後，工作雖然勞累，但心情能舒暢些；如果……伯伯的病會這麼迅速地惡化嗎？他的生命歷程會是僅僅78年嗎？他原來的身體是多麼棒啊！
我於1965年隨軍調離北京，1974年初又隨軍調回北京，這期間也曾出差來過幾次北京，每來一次就看到伯伯的老年斑又多出幾塊，面龐又消瘦一圈，白髮又多了一些，但卻永遠不給人“老態龍鍾”的感覺。而我當時，卻不知道他已得了不治之症。
1974年1月我回到北京後，伯伯見到我很高興，問我在外地的工作情況、單位情況、孩子的教育等。由於伯伯的病情是絕密的，七媽（鄧穎超）並沒有告訴我伯伯得了絕症，只是說，伯伯現在身體不大好，有時小便排不出來，非常痛苦。我沒有醫療常識，根本想不出這事情的嚴重性，只是希望伯伯能有機會好好休息一下，積極治療，總會好起來的。
而實際上，到1974年5月上旬，病理報告單上寫著“發現脫落的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說明腫瘤長大較快，癌組織壞死脫落，或許是惡性腫瘤發生轉移的信號。醫生向當時的中央領導緊急彙報病情，請求中央下決心批准伯伯及早住院治療，但他仍然要接見完幾批外賓，處理好一件件難題，才能考慮住院的事。
周秉德
伯伯住院後，我常常去西花廳看望七媽，並提出要去醫院看望伯伯。七媽
卻說：“不行呀，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證他的治療，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其實這時大部分成員已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會把你的關心和問候帶給他的。”我奇怪，我去看望一下，會影響對他的治療嗎？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了原來曾擔任伯伯保健護士的王力的電話，說有急事找我。我一下就趕到她在北京醫院宿舍的家。她說：“昨天總理到北京醫院來看病人，事先通知我們幾個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醫生、護士在他路過的走廊裡見面。我們幾個都很高興，因為離開他多年了，他還想著我們，我們當然特別想見到他，都提前早早地等著他。他來了，我們大家都高興地與他交談，請他保重，養好身體。他走著走著突然轉身問護士鄭淑芸：‘小鄭，你說我還能不能
活一年？’他轉身的動作非常快、有力，不像是身患重病，但他的性格是不會輕易說出這種話來的。當時幾個女護士都哭了。我們一夜未睡，想來想去只能找你了，你得去見他，他有病，要積極治療，但是這種情緒會影響治療效果，對身體非常不利。”
我一聽也急得直哭，這對我來說太突然了。當即就去了西花廳找到七媽，請她聯繫一定讓我去見伯伯，要去“批評他說的錯話”。七媽見我這麼著急，又要遵守原有的規定，只得叫通了電話，讓我在電話裡與伯伯好好談。
伯伯在電話裡的聲音還比較有力，知道是我就親切地問：“孩子們好嗎？跟你們住嗎？”他希望我們自己帶孩子，不要太依賴爺爺奶奶，所以上來就問這個。
伯伯接著問道：“你媽媽好嗎？她忙不忙？”
我心裡憋著話，回答了他的幾個問題後，就立即主動說：“我今天打電話是為了糾正伯伯的一句錯話和錯誤想法的。”
伯伯一直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人，對他的話，我從來都認為是絕對正確和極富智慧的，從沒有過任何懷疑。今天我忽然要來“糾正他的錯話”，他也著實沒有想到，忙問：“怎麼了？”我理直氣壯又非常心疼地說：“伯伯去北京醫院見到幾位醫生、護士說了一句什麼話？”
伯伯當然立即就想到了昨天的情境，卻故作輕鬆道：“開個玩笑嘛，有什麼？”
我急不可耐地告訴他：“哎呀！伯伯你不知道這句‘玩笑'的後果！”
他卻問我：“你從哪兒聽到這句話的？誰講的？”他這話本身就說明確有其事了。
我顧不得正面回答他，而只是告訴他：“我知道了這話，而且知道小王、小鄭、小焦幾個人都哭了，一夜未睡，今天告訴了我。我一聽也急得哭了！”
“這有什麼好哭的，我是開個玩笑。就是真的這個樣子也是應該想象得到的。共產黨員應該是辯證唯物論者，人總有那麼一天，活了77歲了，還不夠嗎？天有不測風雲嘛！”伯伯在開導我，也在給我打預防針，讓我有這種思想準備。
“不夠，不夠！這是黨和國家的需要，伯伯還應為革命多做貢獻！”
“我是在努力了，但不能對我要求過急。我自從去年6月1日住進醫院，已快一年了，一直不見風雨。現在我成了溫室裡的花了，生命力就不強，只有在大草原，在廣闊天地裡的花朵，才長得壯，活得好。”
“那伯伯就不要住在醫院裡了，回家裡來住吧！”
“這你可要問七媽，這事由不得我呀！再說家裡的溫度也不一定適合我。”
“那伯伯就走得遠一些，到南方去療養一段時間不好嗎？現在整天接觸的都是醫生、護士，總是想著病的事，心情怎麼能好呢？”我實在是太天真了，其實他那時怎麼能離得開醫院、醫生和護士呢？
伯伯又耐心地告訴我：“療養不一定對我合適，醫生、護士也沒有總用病的事來纏我。但你說的周圍都是醫生、護士，這倒說對了，現在就是醫生、護士太多了，我反而要做他們的工作了，要想著如何去對付他們！”
“我希望伯伯從兩方面做出努力，好嗎？一個是希望伯伯能在晚上睡覺，白天活動活動，見見陽光。”伯伯的習慣是夜晚辦公，白天睡幾個小時覺。
“我這裡的房子你也不瞭解，有個走廊，房裡冬天還能見到太陽，現在慢慢地也見不到太陽了。我還不能一下子就到露天去見太陽，一年沒到室外了，還得慢慢適應才行。這房子就是不透氣，密閉，因此換空氣的事麻煩一點兒。”
“我的第二點，是希望伯伯能適當地做點體操鍛鍊，七媽堅持做體操，身體就很有好轉。”
“體操適合她的身體、她的病。”
周恩來總理與侄女周秉德（左二）等合影
“那您也可以根據病情，做些相應的運動呀！”我還是這麼不開竅地瞎出主意。
伯伯也只能無可奈何地應付我說：“這可以努力。”然後他又開導我，“你看，我的一句玩笑話，我想他們幾個都向我問過好，我去北京醫院看病人，有機會就見見他們，見了以後隨便脫口而出。我想著以後不知什麼時候見面。就隨便問了小鄭一句，其實小鄭又不瞭解我的病，我問她幹什麼？就是開個玩笑，這有什麼？隨便一句話，就引起了一陣小風波！”
我急忙辯解說：“是大風波，不是小風波！”
“不就是你們幾個人嘛？”
“人數是不多，但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是大風波！”
伯伯嚴肅地說：“不能這麼說，只有對偉大領袖才能有這樣的心情。別人誰沒有了，都可以有人代替，要相信我們的幹部。”
“可我是出於家人的心情呀！”
“對家人、對親人也不要這樣，要想開點嘛！人都總要有那麼一天，怕什麼？”
我仍然認為伯伯有這樣的思想負擔，就會影響他的身體和治療，再次懇求道：“伯伯，您一定要自己注意身體，做好治療，那句話也千萬別隨便說了，這種玩笑，別人經受不住，這心情對您健康也不利，好嗎？現在您累了。休息吧，人驊（周秉德的丈夫）問您好！”
“好，你問他好！他工作忙嗎？”
“他還好，就是工作忙。”
伯伯又問道：“兩個孩子好嗎？不要把他們養嬌了，你要注意這個問題。你現在在哪兒工作了？”從我隨軍調回京，到伯伯住進醫院時，我的工作還未落實，所以雖然此時我已工作近一年了，他還不清楚我在哪個單位。
“我被分配到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工作，屬北京外貿局。”
“那你要研究哪些東西出口，成本又低，換取外匯又高？要利用農村的東西多出口，又增加農民收人，又給國家創造外匯。你要在工作中好好學習呀！”
我實在擔心伯伯太累了，就忙說：“伯伯休息吧，我談的時間太久，您累了。”
“我馬上要見外賓，不公開的。”
“七媽馬上要去看您的。”
“我等她，讓她快來。好，再見。”
這次電話談了大約半個小時，我說了我想說的話，心情輕鬆些，但同時也增加了思想負擔。看來伯伯的病情肯定不一般，不然他住院不會這麼久！特別是他的那句話，他不會輕易這樣說的。
因為一時琉忽，我沒能與伯伯見最後一面
在與伯伯通電話後，我仍對七媽要求去看他。功夫不負有心人。過了一個星期，1975年5月20日，我在辦公室午休，忽然聽到電話響。一聽是七媽打來的，她說告訴我一件高興的事：“伯伯今天有事離開醫院一段時間，下午可回西花廳家裡坐一坐，你不是想看他嘛！你也來吧！”
我立即請了假，騎車趕到西花廳。看見伯伯回來了：他的臉龐更加消瘦，頭髮更加灰白，走路慢了，眼神的光芒也稍顯暗淡了，但衣服依然平整，身板兒依然筆挺，神態也顯得輕鬆，給人以信心！我想他很快會好起來的，急忙奔過去緊握住他的手：“伯伯您好！您什麼時候可以真的回家呀？”
“這可由不得我，要聽醫生的呀！”
我一看，醫生、護士都跟著回來了，隨身衛士們也回來了，並在他就座的沙發前擺了一個有斜坡度的小木墩，好讓伯伯放腳。以前從未見如此，看來又是為了他的病。但伯伯還是顯得很輕鬆地與我們聊天，平時不大見到他的那幾位秘書們，也都早就過來等他、看他、與他談話。大家都關心伯伯的身體，問他的飲食怎麼樣？睡覺好不好？是否可以改變原來的作息時間，晚上睡覺，白天適當安排一些活動……
“你沒把孩子帶來嗎？”伯伯問我。
“我們擔心影響您的身體。”
“我好久沒見到他們了。”伯伯的口氣中不無惋惜，他扳著指頭算道，“沈清是1965年出生的，今年該上三年級了；沈桐是1968年出生的，今年也該上學了吧？”
我眼睛一下子溼潤了，心裡直埋怨自己太拘謹，也直後悔沒把兩個兒子帶來，讓伯伯享享當爺爺的樂趣！過了最多一個小時，伯伯說該回醫院了，我俯在他耳邊小聲請求道：“伯伯，我跟您照張相，行嗎？”
伯伯握著我的手，輕聲回答：“你瞧，家裡有那麼多老同志和醫生護士，咱們下次再照吧！
我聽話地點點頭。回想起來，我只在1964年結婚以前與伯伯合過影。60年代，包括我和人驊結婚後，我們帶孩子去中南海看他，“文革”期間我也多次進中南海，與伯伯多次交談過，但都沒再拍一張照片。按當時的規矩，像伯伯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由新華社記者為他們拍照，底片統一歸新華社存檔。我從來是守規矩的人，因此我從未將伯伯送給爸爸的“卓爾基”相機拿到西花廳去與他拍照，而新華社攝影記者又並非隨時都在。所以，這麼多年中，雖與伯伯照過相，但卻是與家人一起的，我很想再拍一張單獨與伯伯在一起的，特別是站在他身後的照片。
不出一個月，6月15日（星期天）上午，七媽給我家打電話，說今天上午伯伯又可回家來了，讓我去，並通知在京的妹妹秉宜和弟弟秉華都可去看他。而我當時正在離城很遠的家中接待丈夫一位多年未見面的老同學，給他們做飯，心想不到一個月，伯伯又可以回家，說明身體已有好轉，下一次可能就出院了，出了院，我看伯伯就容易多了，那麼我這次就不去了。結果，這天只有秉華去了。
七媽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可也十分看重親情。伯伯住院時，她堅持按照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去探視，也從來沒有向我透露一點伯伯病情的嚴重程度（如果我知道伯伯的體重只剩61斤了，還要經受手術之苦，那天我無論如何都會去西花廳的）。可一有伯伯回西花廳的機會，她立刻通知伯伯在北京從小看大的侄女，想讓伯伯得到一點親情的安慰，也能滿足我們想見伯伯的迫切心情。她那個身份，那個經歷，能做到這樣，實在是無可挑剔的！
可是，我卻與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輕易失之交臂。我在想，看著我們兩個在西花廳長大的孩子都沒去看自己，伯伯的心裡一定會隱痛的。如果我們去，伯伯可能會與我們拍一張最後的照片，因為上一次見他時，我提出要與伯伯合影，伯伯貼在我耳邊輕輕說：今天人太多，下一次吧！這次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也許是最後一次回西花廳了，也許會安排我們合個影。當然，這種近似永別的團聚，伯伯更可能要給我們說點什麼，可能說到對爸爸問題的看法，也可能對遠在邊疆的秉和、秉建提出一點什麼希望……即使什麼也不說，我們的到來，對伯伯也是一種親情的慰藉，一種天倫之樂的團圓。
但我絕沒有想到，這次沒有見到伯伯，造成了我終生的遺憾！從此再也見不到我敬愛的伯伯，再也沒有機會拍一張站在他身後的照片了！一直到他去世後，我才得以站在他身旁，泣不成聲地與他拍了最後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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