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歷史上的仁德執政，則必回和赦令聯繫在一起。當封建中央集權王朝的新皇帝登基或是皇室大婚及國政改弦更張之際，朝廷往往會以赦書的方式昭告天下，以表現自己在具體政策上的轉變，如著名的如漢武帝的《罪己詔》，在頒佈之後漢帝國一改四處征伐的武力統治國策，鳴金收兵注重發展農業，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因此不難看出赦書對於國家執政路線的重要作用。作為中華民族最引以為傲的朝代唐朝，也有這樣一份赦書影響重大。也正是因為它的出臺，結束了讓皇帝離京避亂的戰火，奠定了安史之亂後中晚唐穩定的國家發展格局。
興元元年元旦，唐德宗在奉天發佈了由陸贄執筆的改元大赦。在此次大赦前後，德宗還發布了一系列的赦令，這些赦令不僅與改元大赦的基調保持一致，並對相關政策有更為具體的闡述。這些赦令與改元大赦的關係可謂是相輔相成，由於它們大都發佈於興元元年前後，後世將之統稱為“興元大赦”。
在大赦頒佈之際，唐德宗朝廷面臨的局勢極為不利，如陸贄所言：“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奸，其流實繁，不可悉數。”
儘管如此危急，但由於興元大赦的條件已經得到河北藩鎮統治者的接受，使得朝廷的形勢迅速好轉”。
興元元年初，河北藩鎮田悅、王武俊、李納相繼去掉王號，“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攻陷唐都的朱泚叛軍也在數月之內被消滅，唐德宗得以重返長安。由此可見，興元大赦中所宣示的政策轉變對平定戰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麼，興元大赦中到底傳達了什麼信息？它何以能夠如此有效地促成戰亂的平定？
赦文的開篇是唐德宗的罪己之言，但真正的關鍵是德宗對於新政策的全面宣示，德宗的主要政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安撫反側，也就是曾經對抗過朝廷的各個藩鎮，其次是嘉獎在戰亂中效忠於朝廷的將士等，再次是免除有罪在身的官員，最後則是平息民怨，舒緩民力。
最重要的則是對藩鎮的安撫和對功臣的嘉獎，前者奠定了此後百年的政治格局，後者則孕育了新的統治集團，二者都對中晚唐政治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可謂是建中之亂帶來的兩大政治遺產。
一、承認藩鎮的自治與世襲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安撫反側是興元大赦中最重要的內容，因為建中之亂就是由藩鎮與朝廷的對抗所引發。
唐德宗在經歷奉天之難後，對自身實力的侷限性已經有了很清楚的認識，他知道河北藩鎮的割據問題不像他曾經想象的那麼容易解決，更重要的是，當前對朝廷的最大威脅來自佔據長安、自立為帝的朱泚。為了集中力量對付朱泚，就必須先對藩鎮進行安撫。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唐德宗做出了重大讓步，對藩鎮們“各復爵位，待之如初”，這就滿足了實際上也就等於是承認了藩鎮割據一方的合法性。
這一承認既成事實的原則在唐德宗於正月初二日發佈的另一條詔令中不僅有更清楚的解釋，且有更進一步的發揮：
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等字句，唐德宗在這裡明確無誤地對藩鎮世襲制度予以承認，並通過賜鐵券的方式使之合法化。在奉天改元大赦的詔書發佈後，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先後接受了朝廷的招安，相繼去掉王號，歸順朝廷。
從本質上說，建中之亂是一場藩鎮要求獲得朝廷合法承認的戰爭，它並沒有產生新的政治格局和行為模式，而是對已經形成的格局和模式予以正式承認。就此而言，建中之亂可謂是安史之亂遺留的續篇。但如果說安史之亂促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和行為模式的產生，建中之亂則是將這種變化固定下來，成為此後百年間朝廷和河朔藩鎮關係的準則。
雖然後人以此批評德宗對藩鎮姑息，但德宗的妥協是在現實狀態下的無奈選擇。一個原本志在掃平天下的皇帝現在竟然要向藩鎮低頭認錯，這對於心高氣傲的德宗來講絕非易事。但為了維持李唐王朝的統治，德宗不得不宣佈。
對於雙方來說他們都知道要懸崖勒馬，避免把自己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在經歷了建中之亂後，德宗終於認識到他應該首先考慮的是安全最大化而並非權力最大化，因為安全才是他的最高目標，而權力只是確保安全的手段。
所以，最滿意的和平解決，即使是對於佔據優勢的一方來說，也是通過和平談判得來的，而不是採取軍事行動的結果，就此而言，興元大赦使雙方達到了雙贏。
二、對功臣的褒獎
赦文在安撫河朔藩鎮之外，更對效忠朝廷特別是奉天護駕有功的將士予以了高度褒獎。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奉天之圍解除之後不久，德宗就下詔賜予有功者以“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的稱號。
從獲得功臣名號的群體來看，所謂的“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其實就是由立功將士和扈從宦官共同組成的功勳集團，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在唐後期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比如郭子儀之子郭曖，郭曖娶代宗之女昇平公主為妻，是德宗的妹夫，但在“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幸虧在朱泚之亂中，郭曖拒絕接受偽官，與兄弟及昇平公主一齊投奔奉天，終於使“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到穆宗繼位之後，對郭曖進行追封，仍然極力強調“建中末年，屬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即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可見，本已受到德宗猜忌的郭曖一家也是因為在朱泚之亂中的忠君之舉，而重獲德宗的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功臣群體之外，還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雖然沒有享受到功臣之名，但仍然與功臣一樣受到德宗的信賴，這就是隨從德宗逃難的文官群體。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隨德宗避難奉天和梁州的文官，自然會在德宗心目中取得高於他人的位置。尤其是一些在德宗流亡期間有特殊貢獻者，在德宗返回長安之後很快就飛黃騰達，直至成為宰相。
最著名的當屬陸贄，他在建中時期擔任翰林學士，起草了德宗流亡奉天、梁州時期的大量詔令，深得德宗的寵信。此後陸贄官運亨通，貞元八年，年僅39歲的他成為宰相。再如齊映，本為鳳翔節度使張鎰的判官，在張鎰因兵變被殺後，齊映投奔奉天皇帝行在，此後又隨德宗流亡梁州，在此期間，他積極表現，贏得了德宗的極大好感。
由於德宗的信任，齊映在貞元二年便出任宰相，同樣年僅39歲。與齊映同時出任宰相的還有劉滋和崔造，劉滋也因為“從幸奉天”而獲得德宗的信任，從此平步青雲。
隨從奉天、梁州的文臣群體，和包括立功的宦官、將士在內的功臣群體一樣，從貞元時期開始在政壇崛起，可謂是統治集團中的新興力量，對中晚唐的政治具有重大影響，這是建中之亂留下的又一遺產。也正是這一批新興仕途人才，對後來的唐憲宗中興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以《奉天改元大赦制》為核心的興元大赦，有力地促成了建中之亂的結束，其關鍵是德宗公開承認了河北藩鎮自治與世襲的合法性，滿足了河北藩鎮維持現狀的要求。建中之亂可謂是安史之亂的續篇，它將安史之亂所產生的新的政治格局和行為模式固定下來，成為此後百年朝廷和河朔藩鎮關係的基本準則。
也正是《奉天改元大赦制》構成了德宗朝政治的分水嶺，也是中唐政治格局定型的標誌。中唐政治的基本特點是由安史之亂後新興的功臣集團勢力掌握了政治主導權，與藩鎮勢力達成妥協，放棄了盛唐時代的統一，卻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唐前期的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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