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七王之亂"，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漢景帝的削藩。削藩應不應該，這個是毫無懷疑的，為了加強中央的集權，削藩是必然的，但是漢景帝卻失之急躁，而漢武帝則不同，他則是採取了比較溫和的辦法，那就是

武帝時期諸侯王的情況

漢武帝在即位之初，諸侯的權力還是比較大的，能夠影響到朝廷的局勢。西漢初期所封的那些諸侯王，到了武帝即位的時候，除了位於周邊的南越、東越、閩越、朝鮮等國以外，劉姓王國尚有:河間、魯、江都、膠西、趙、中山、長沙、廣川、膠東、常山、清河、濟川、濟東、山陽、梁、齊、城陽、淄川、楚、燕、代、淮南、衡山、濟北等國。

這些諸侯國的實力，雖然遠不能與"吳楚七國之亂"時期的各大諸侯國相比，但它們仍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重要障礙。這其中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1.企圖謀反的諸侯王，比如準南、衡山王。

2.有想脫離中央政權制約的諸侯王。自從七國之亂後，皇帝削奪大部分諸侯國的土地，並"減黜其官"。把諸侯國置於朝廷委派的"相"控制之下，但許多諸侯王為了能夠擺脫朝廷的制約，就想方設法的趕走或者謀害朝廷所派來的相，其中如膠西王劉端、趙王劉彭祖就利用各種辦法殺死許多相。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3.大多數的諸侯王驕奢淫逸，破壞封建法制。這個幾乎是所有諸侯王的普遍情況，其甚者有"殺人取財物以為戲"，"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至於草菅人命等等更是不在話下。

我們上面所說的三種"驕淫"而"犯禁"的諸侯王，在其王國內胡作非為、不僅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激化了階級矛盾，同時也動搖了漢王國的基礎，直接破了壞封建統治秩序，威脅著皇權的穩固。

主父偃曾指出:對這些諸侯王"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是漢王朝統治的隱患，是封建國家統一的禍源。

諸侯王勢力的膨脹，就在所難免的會削弱西漢王朝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破壞逐漸完備中的封建法律和各項制度，影響西漢政府的經濟財政收入。到了漢武帝時期，已經成為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嚴重障礙。如果任其發展，必將對西漢王朝的統一和穩定造成威脅，所以漢武帝為了溫和的消除諸侯王的力量，讓他們沒有能力和朝廷抗衡，主要採取了以下的措施。

措施之一：實行推恩令

漢武帝面對地方諸侯王有割據傾向的威脅，他除加強軍事、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設以外，還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打擊和削弱了諸侯王勢力。於是他接受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目的就是抑制諸侯王勢力。結果，均取得顯著成效。

漢武帝即位之後，就有不少有遠見的朝臣認為"諸侯連城數十，泰強"，並向武帝"數奏其過惡"，要求對他們"稍侵奪＂。

武帝接受了主父優的建議，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春正月頒行"推恩"令，採取法律手段，削奪諸侯王勢力。

元明二年春，梁王、城陽王提出，願分出自己的部分國土給其弟。武帝立即批准，並下詔"諸侯王分與子弟邑者"，朝廷均予批准，規定諸侯王除由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它諸子都可在王國範圍內分到封地，作為侯國。這就是著名的"推恩"令。

"推恩"令實行後，效果怎麼樣？當然是好極了，漢景帝時期掀起腥風血雨，數十萬軍隊參加戰爭，最後才勉強做成的"削藩"大計，就被這一紙詔書給擺平了。

"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則王子無不封候而諸侯益弱矣"。

措施之二：緊盯諸侯王過失，藉機削藩

推恩令只是漢武帝解決諸侯國，防止割據措施中的其中一項，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時，漢武帝還運用法律這一武器對諸侯國王實行削爵、奪地和除國，以消除他們的勢力。我們來舉幾個例子來看看。

1.利用諸侯王犯罪奪爵。這其中有不少諸侯王，是因為"驕淫失道"而被除國的，比如燕王劉定國與文康王姬通姦、奪弟妻為姬及殺人等罪，於元朔二年(前127年)被處死刑而自殺國除。像類似劉定國這樣犯罪或謀反而被除國的，就有九個。

2.利用獻祭時酹金成色不好奪爵。武帝藉口諸侯國所獻助祭的"酹金"成色不好，或者斤兩不足而削地、奪爵。這種辦法非常方便，許多列侯都以"坐酎金"而失國，如元鼎五年(前112年)一年就有百零六個列侯因"耐金"之罪而被奪爵、削地，佔當時列侯的半數。三國時期的劉備祖上，就是因為這個丟失的爵位。

措施之三：降低諸侯國官員待遇

漢武帝時，為了能夠讓人才留在朝廷，而不是流向各個諸侯國，漢武帝制定了"左官之律"。在這個制度中，明文規定了不準人們私自為諸侯充當官吏，以防結黨營私。

除了這個

措施之四：鎮壓諸侯王的叛亂

漢武帝時代，打擊和削弱各個諸侯王勢力，是逐步進行的。在這過程中，擁有實力的諸侯王當然不會甘心就範，其中淮南王和衡山王的謀反活動就是最嚴重的一例。

漢文帝時期，準南王劉長曾因謀反被廢，文帝六年(前174年)死於徙蜀途中。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又封劉長之子劉安為淮南王。

劉安對朝廷始終懷有異心。他在封國內招致四方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並集體編纂了一部雜家著作《淮南子》，顯然，劉安是以此擴大影響，為日後叛亂作準備。

漢武帝元明五年(前124年淮南王劉安已經開始"治戰具、積金錢"，積極進行叛亂的實際活動了。就在淮南王蓄勢待發，準備造反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更加加速了劉安造反的準備。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原來是劉安接到了被削二縣的詔令，這就更加堅定了淮南王謀反的決心。而此時，早有反心的衡山王劉賜，在聽說淮南王的反謀後，也勾結了賓客作謀反準備。

於是沒過多久，衡山王就和淮南王兩人，就順理成章的勾結在了一起，約定共同行動。他們所引發的叛亂，已成一觸即發之勢。淮南、衡山謀反的活動，在緊鑼密鼓的加緊進行，到了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已經刻好的印章，

誰知道在最後關頭，這個叛亂的陰謀卻不料被人給揭發出來了，武帝令人搜查王宮，查出了謀反的武器、璽印等。證據俱在，立即派宗正持符節逮捕準南王。劉安在宗正從長安出發，還沒有到達封囯的時候，十一月，劉安就畏罪自殺了。

事情到這還沒有結束，淮南王死後，朝廷中有公卿大臣，請求逮捕衡山王治罪。衡山王聞訊，也自殺而死。漢武帝趁此機會，徹底翦除淮南、衡山兩王的勢力，被淮南、衡山二獄所牽連的列侯、二幹石及貴族，人數達到了數千人，他們都分別被武帝處刑。

淮南、衡山叛亂的未遂，及其被鎮壓，是西漢皇權和地方勢力矛盾衝突的激化，也是封建國家統一和割據分裂勢力長期鬥爭的必然結果。地方割據勢力的失敗，表明諸侯王這個時候，已然無力與朝廷對抗，這也是證明封建國家統一的鞏固和無法逆轉之勢。

漢武帝通過以上種種措施，使得自漢初以來就存在的王國和侯國，在漢武帝當政的時期大大減少，原來絕大部分諸侯王的領地，也大都歸回了朝廷的統治。即使是那些沒有被取消的一些侯國封邑，也只是有收租稅的權力而已。

"諸侯惟得衣食租稅"。

諸侯王的力量被削弱，他們沒有了權勢可以對抗朝廷。遠不能構成對封建中央政權的威脅了。漢武帝收回了諸侯王的權力，加強了朝廷的集權，這才有了後來的雄視天下，才有了足夠的力量去驅趕匈奴。經營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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