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鄉
我是在2020年1月22日從上海乘做高鐵途經合肥，再回到安徽六安老家的。那時，已經進入春運，各地的移民城市都處在返鄉潮中。
回鄉後沒幾天，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積爆發，武漢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舉國上下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惶惶不可終日。人間百態，也通過手機互聯網盡收眼底，目不暇接——我們度過了一個漫長而又終生難忘的春節。
其實，和往年回鄉過春節一樣，我原本就計劃要靜心讀書的，所以從深圳帶了一些書回來：黃仁宇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格特·比斯塔的《教育的美麗風險》，李澤厚的《李澤厚對話集·中國哲學登場》，梁漱溟的《印度哲學概觀》和《東方學術概論》，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以及王東嶽的《人類的沒落》。
截止今天，已經讀完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教育的美麗風險》《李澤厚對話集·中國哲學登場》《東方學術概論》。《印度哲學概觀》和《文明的衝突》，讀了一半。《人類的沒落》尚未開啟。原計劃把這幾本書都讀完再回深圳的，但出於種種原因，只能提前返深。
這個漫長的假期，讀書、寫作、觀影、留心疫情，以及和朋友在線上交流心得和反思，成了我閉關在家的主要生活內容。
在書中，黃仁宇在歷史的縫隙裡尋找蛛絲馬跡，試圖論證“數目字管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格特·比斯塔從教育哲學的各個層面，在美麗的教育風險面前，闡述“弱”的教育，為何重要，如何可能。李澤厚與劉緒源的對話中，從“情本體”出發，闡述當西方哲學走到盡頭時，中國哲學為何要登場，以及如何登場。從小受佛學浸染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則簡潔而系統地詮釋儒、釋、道和印度哲學的思想精髓和文化要義，字字珠璣。塞繆爾·亨廷頓則分析和闡述冷戰結束後，在西方文明走向衰落、非西方文明崛起的趨勢下，國際間的衝突由意識形態的對抗（美蘇爭霸），轉向以地域—歷史—宗教—文化—心理結構為基礎的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電影中，《萬箭穿心》中，以李寶莉為首的各色武漢人，在迷失與救贖中，與命運博弈與抗爭。《過春天》裡，港生少女遊離在深圳與香港、金錢與慾望之間，迷失自己、找尋自己、確認自己。《地球四季》中，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動物的生存空間是如何一點點被人類的擴張所滲透和破壞的。《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中，天災人禍面前，悲憤不已的狹義之士，如何與惡勢力鬥智鬥勇，以暴制暴……
在現實生活中，從武漢回鄉的小艾，被隔離在家，愁苦難耐；在湖北鄉鎮醫院工作的蘇顏，情緒起伏，幾度奔潰又重生；周邊的村民，從起初的並不在意，到鄭重其事地戴上口罩，才用了幾天時間；讀書期間，窗外的馬路上，“紅袖章”每天定時敲鑼打鼓，宣傳防疫知識，阻止村民進出；微信群和朋友圈，武漢作家方方每天都在更新疫情日記——幸虧在關鍵時刻，文學沒有缺席！
書和電影裡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中的生存危機激烈地碰撞，加速了我對諸多事務的反思，也重新點燃了我對生活的熱情和信心，讓我有勇氣和衝動，在如影隨行的孤獨和死亡面前，大聲地喊出：“我要活下去，我值得活下去，活更好！”
二、過往
這個漫長的春節，除了讀書、觀影、留心疫情動態和線上交流，我也嘗試重新看待故鄉的社會變遷，重新審視傳統家庭與個體自由的對話空間。
前些年回鄉過春節，我的內心是很複雜的，既不情願回去，又割捨不下那份情感紐帶。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做“回家”的決定，往往需要莫大的勇氣。在城市生活久了，回到鄉村，除了有一種難以名狀的陌生感，亦有一股浸入骨髓的失落與哀愁。
過去那幾年，看到的鄉村，是一步步走向荒廢的鄉村：青壯年離開家鄉、走進燈紅酒綠的慾望都市後，留下漫山遍野雜草叢生；沿河走去，到處是堆積成山的生活垃圾；宗室祠堂年久失修，人們的精神家園行將坍塌……
過去那幾年，單身回鄉的你，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家人的逼婚，那些八竿子打不著的所謂親戚和鄰居，在旁敲側擊你有多少月薪、工作穩不穩定、有沒有買房買車之後，就開始理直氣壯、俠肝義膽地遊說你的父母：“孩子已經不小了，再不結婚，後面會越來越難找。”一頓飯沒吃上幾口，便話不投機半句多，彼此都成了對方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生存與自由，壓迫與反抗，撕裂出一道巨大的鴻溝，讓年輕的我們，奮不顧身地選擇逃離故土與故人。
但是，今年回到故鄉，情況卻有所不同，疫情下，看似不得不執行的自我隔離，也讓自己爭取到了更多靜心讀書與獨處的時間和空間。而鄉村的環境也改善了不少，荒廢的土地轉給了承包商經營，告別耕牛與鐮刀，架起了大棚和拖拉機，土地重新被開墾的同時，先進的生產方式，也替代了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人，不用再佝僂著和土地發生關係。沿河的垃圾，也被清理乾淨，生態慢慢在恢復。行將倒塌的老祠堂也煥然一新。在頭頂橫穿而過的高鐵隧道，提示著村民：外面的世界，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長輩所處的那個農耕時代末期，一切都是相對簡單、純樸的，他們或許說不出愛是什麼，但他們對生活有信心、有熱情。堅強而鈍感的他們，僅憑一雙手，就敢去牽另一雙手，然後攜手去創造新生活。
而年輕的一代，則是在工商業文明和互聯網環境下成長和生活的一代人，故鄉早已成他鄉。金錢和信息的豐富，以及飄忽的城市燈光，造就了這一代人的敏感和脆弱。面對這個複雜多變的當下，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幾乎絕望的未來，普遍的年輕人是害怕的。站在一個又一個十字路口，自己都不知該往哪裡走，哪還有勇氣去牽另一雙手？婚姻和家庭背後所承載的慾望和責任，讓敏感而脆弱的年輕一代感到無力承擔，於是，只好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保護傘下，苟且偷安，忍受孤獨和虛無，並沉浸其中，佛繫到底。
作為父母，他們只知道結婚生子、成家立業是天經地義的人生必修課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體現——他們世世代代都是這麼過來的。他們不理解，為什麼到了他們的孩子這裡，就對這一信念有質疑，不屈服。
往年，不被父母理解的兒女，或許還可早早地逃離故鄉，奔向北上廣深，但今年不一樣了，被迫閉門在家的回鄉男女，不得不和家人長輩們吃住在一起，共度時艱——他們已經逃無可逃，於是只得在時間的催化下，一步步坦誠相待，直面自己心中的愛與怕，重新彌合那道鴻溝。
因為，疫情當下，在生存危機面前，對大多數人而言，無論是父母還是晚輩，鄉村都成了他們最後的避難所和收容所，只有團結在一起，守望相助，才更有可能倖存下來。
三、歷史
事實上，在歷史上，中國作為一個地大物博的農耕文明社會，鄉村，一直是困頓之人最後的避難所和收容所。同時，在漫長的歷史積澱中，鄉村也蘊藏著時代復興的無窮力量。
不願做官的伯夷叔齊兩兄弟，躲進首陽山，采薇而食。騎牛出關的老子，隱沒在世俗視野的盡頭，不知所蹤。每逢有戰亂或饑荒，城邦的居民舉家遷徙，最終也多在鄉野落地生根，世代繁衍。
魏晉南北朝時期，苟且性命於亂世的竹林七賢，也在竹林深處尋得一絲精神寄託。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淵明，選擇在桃花源歸園田居，採菊東籬下。佛系詩人王維，在清泉石上流的山林中參禪悟道。大文豪蘇東坡，流放海南，在蠻荒之地，興辦教育，實踐他的人生大氣魄。思想家王陽明，深入煙瘴之地，龍場悟道，治國平天下。
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上數次改朝換代，也是依靠農民起義，才得以成功。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最終失敗了，卻以烏托邦的形式，以農民為主力軍，向即將醒來的雄獅發出了“社會公平公正”（平均主義）的吶喊。長期的戰爭，加速帝制滅亡的同時，也為後面推翻帝制奠定了思想基礎。
民國北伐末期，汪精衛和蔣介石先後發動政變，大清洗，宣告以城市工人為中心的革命方針失敗。但星星之火，卻在廣袤的鄉村根據地遍地開花，從此開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
抗日戰爭中，城市保衛戰損失慘重、節節敗退，由廣大農民組成的鄉村游擊隊卻異軍突起，形成一股新的抗日力量，牽制了敵方的大部兵力。
解放戰爭中，解放軍在前線吹響衝鋒號角，廣大農民便在後方推車運送糧草彈藥。
大躍進和十年文革，為轉嫁城市壓力，大批營養不良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所謂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鄉村，再一次成了時代悲劇的接盤俠，收留了多少犯有“出身罪”的革命棄兒！
上世紀80年代，百廢待興、萬物復甦之際，文學和詩歌興起，但依舊離不開鄉村和土地。“尋根文學”叩問土地、擁抱母親，在豐乳肥臀的乳汁中尋找民族復興的力量。舶來品搖滾樂，也在本土化，努力與土地和傳統交織融合——“一塊紅布”染紅了天。
現代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進入千禧年，與大城市的商業文化格格不入的鄉村青年，再次在土地中找到了自己——“殺馬特”以獨特的姿態粉墨登場。
進入互聯網和軟科學時代，越“土味”的產品，反而越有親和力，就連維密都開始學翠花——大紅燈籠高高掛。
而此次新冠肺炎的集中爆發期，恰恰就在春節期間——無數“翠花”和“二狗子”們返鄉與家人團聚的當下。
如果疫情不是發生春節期間，恰逢城市人口流向鄉村，很難想象，各大城市將承受何等抗疫壓力：人口密度、糧食調度、生活物資供應、醫療衛生壓力、民眾情緒……所有這些壓力，都將在牢籠般擁擠憋屈的城市中升級，有些甚至引發安全危機。
幸得有廣袤的鄉村，豐年餘糧，緩解了城市的抗疫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民眾的情緒——好吃好喝的餐桌上，即使依舊有恐慌，但也不至於癲狂失控。同時，也為施救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如今，疫情得到有效遏制，很多人都已經開始躍躍欲試，精心準備了許多溢美之詞要歌頌英雄、表彰中醫、感恩政府、不忘初心……似乎我們已經取得了這場戰疫的勝利——好了傷疤忘了疼。
但我仍然不覺得這是一場“勝利”——在病毒和死亡面前，我們哪來的勇氣，狂妄自大地說“勝利”？
如果非要說“勝利”，我更願意把它看成是中國鄉村的“勝利”，是以農民為主的廣大人民的“勝利”。很顯而易見的一個事實：若沒有鄉村和農民，在這場戰疫中，我們將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在這個意義上，倖存下來的人們，無論如何重視鄉村和感恩農民，都不為過！社會欠他們太多……
四、情本體
重視鄉村和感恩農民，並不是一味地忽略鄉村和農民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鄉村物質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和城市有著很大差距。公共道德的建設，在鄉村中依然很薄弱。人和自然的關係，變得短視和功利化，我們仍需在廢墟上重建家園。
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啟蒙和驅動的年輕一代，逃離日漸荒蕪的鄉村，來到燈火輝煌的城市，成了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主力軍和新鮮血液。看似光鮮豔麗的城市，在鎂光燈的“外衣”下，漸漸褪去光環，咖啡透支了人的元氣，酒精麻醉了人的意志。日漸疲軟的市場，需要互聯網和軟科學催生更多的產業泡沫。泡沫破碎的當下，脆弱而敏感的年輕一代，走向迷失、焦慮、頹廢、虛無、撕裂、碎片、虛無、抑鬱、自殺或行屍走肉……
如何走出這困境和危機，出路在哪裡？
五、再出發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現代化進程中，屬於鄉土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回望鄉村，並不是要永遠留在鄉村。我們更多的是站在現代工商業文明和新時代的背景下思考：我們可以從鄉村傳統中，汲取哪些養分和智慧？
我的答案，有以下幾點，僅供參考，也歡迎讀者們補充：
一、人和自然的關係。農業生產和生活，是“靠天吃飯”，因此，很強調人和自然法則的和諧關係。敬畏自然、道法自然，成了一項基本生存原則。同時，農業社會以四季物候指導生產，在二十四節氣下，人也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但現代社會，卻是以時鐘規範人每日的生活。缺乏參照物的時間，使得人的存在日漸孤獨和焦慮。
二、秩序感。大清都已經亡了一百多年了，傳統倫理中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三妻四妾之類的糟粕，自然已經不再適用於現代社會，但這套信念和法則下形成的秩序感，可以讓迷失在都市的新移民重新找到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消解迷茫和虛無，重建意義和價值。
三、腳踏實地。無論是看得見的空間，還是看不見的精神，城市都是被慾望建構起來的，它依賴於源源不斷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城市的原子——市民，在公共環境中，彼此之間卻是一種弱關係，甚至毫無關係。弱關係和想象力，在建構城市的過程中，也催生了泡沫。如此，則需要重申腳踏實地的重要性，厚德載物，重新回到土地，找回失去的生命力，而後自強不息。
四、到人群中去。鄉村，始終是一個熟人社會和人情社會，而城市卻是許多人夢開始的地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搭載著慾望和夢想，驅動著個體在陌生的新環境下努力奮鬥。但是，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自我發展太過，總是易折易損，倒不如多後退幾步，回到人群中。在人群和人情中，重新感受歷史積澱和人間溫暖。在那裡，它能將已經撕裂成碎片的你，重新粘合在一起，做回一個完整的“人”。這便是李澤厚“情本體”的題中之意——鄉村傳統如何拯救現代城市，中國哲學如何登場。
如今，已是萬物復甦、春暖花開，在幽閉和恐懼中“吃飽喝足”的我們，是時候帶著這些養分和智慧，再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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