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和一群人》 出版社： 生活·三聯·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 2019年12月
1953年，夏衍與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在安亭路寓所的門前
1954年，夏衍在安亭路寓所與家人的合影
◎沈芸
身為大作家夏衍先生孫女，沈芸與爺爺夏衍在京城一起生活了20年，親情深厚。她也得到了祖父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吸收了很多來自祖輩及其親友圈豐盈的精神營養。爺爺去世後，沈芸從回憶爺爺逐漸走向研究爺爺。
我第一次走進安亭路41弄19號，即烏魯木齊南路178號2號樓，是在1990年的夏天。當時是李子云帶我們去的，我爺爺在這個地方居住的時間是上海解放以後到他離滬赴京去文化部任職之前，李子云那時候是爺爺的秘書，這裡也可以說是她來“上班”的一個地方。
烏魯木齊南路178號2號樓是現在的門牌，以前，李子云一直都說這所房子是“你爺爺安亭路的家”，我們那天剛好也是從安亭路的弄堂進去的，大門正對著41弄19號洋房的車庫和北側的進門，圓拱形的，呈現著英式的別緻。
就在這個門口，1953年爺爺留下了一張和吳祖光、新鳳霞夫婦的合影，日後收在《夏衍》畫冊中。
李子云回憶說，這座三層的英式建築，當年我們家是住在一、二層，一樓是客廳和警衛住的房間，二樓是家居，三樓當時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一位遺孀住著，他們走小樓梯。在這所房子裡住得時間最長的是我奶奶和爸爸，爺爺經常會出差，我姑姑當時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留學，只有假期才回上海。姑姑跟李子云很要好，專門把她愛吃的巧克力都挑在了一個糖果盒子裡，帶回來送給李子云。這個鐵盒子，李子云到晚年都保留著，她對我說：“你姑姑年輕時很好玩的，她送給我的這盒糖，可是比送一塊蘇聯花布可愛多了。”
爺爺1951年去東德訪問，皮克總統通過大使館送給他一條德國純種大狼狗，就是養在這所房子裡，取名“來福”。同時，家裡還有一隻老資格貓，那隻貓很兇，欺負外來客，霸佔著二樓，大狗要是想上去，它就一巴掌給打下來。這隻“來福”，後來爺爺離開上海時，託楊帆給找了一個好地方，送到錦江飯店去看廚房了。
我那次去安亭路舊居的時候，爺爺還在世，回來給他看拍的照片，他便講起了“來福”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畝地上綠樹成蔭的花園，院子中的大雪松太漂亮了，我爸爸說，雪松是他們住在裡面的時候就有了，一晃過去幾十年，已長成了大樹。
可惜，德國狗、兇悍貓，還有小時候的雪松，都沒能留下照片。而洋房窗前的一棵不知名的小樹卻成了這所房子的“鐵證”。
1954年9月，我爺爺的上海家人，他的大姐、二姐等親戚來到安亭路，她們和爺爺、奶奶一起站在庭院的房前合影留念。我爺爺身旁的那棵樹，是緊貼著房子種的，當時還是一棵小樹，現在已經長到三樓那麼高了。這棵樹的右邊，是一口井。
吳祖光家還保存了一張我爺爺與他們夫婦坐在安亭路寓所大草坪上的合影。時間跟在門口那張是一起拍的。吳歡告訴我：“照片上我媽媽新鳳霞多胖啊，那是剛剛生了我，100天后送到上海，交給張瑞芳阿姨，她就去抗美援朝了。到上海，我爸媽扔下我，就去看你爺爺了，這就是那次照的……”
我爸爸是1937年出生的，住在安亭路的時候，他還在上中學。1952年，他們父子在院子的籬笆牆前有一張合影。安亭路的籬笆牆是現在烏魯木齊南路178號院內已經逝去的風景。
我爺爺雖然在“安亭路的家”住的時間不長，卻分別在1952年、1953年、1954年，留下了四張照片，這在他的上海寓所中是難得的。
我爺爺在此居住期間，是他一生擔任職務最多的時期。在這所英式洋房裡，他經歷了兩個大事件———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5年5月，受潘漢年案件牽連，在北京接受審查。
1955年8月，爺爺離開了上海，調往文化部擔任副部長。
在搬進安亭路之前，我們家是住在南京西路靜安寺的重華新邨59A。爺爺在“我的家史”裡寫道：“一九四六年，淑、寧、旦，先後由渝回滬，與胡繩合住重華新邨。”
這所他們戰後遷回上海的房子，據說是虞洽卿的地產，很有意義。隔壁的梅龍鎮酒家，是當年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李伯龍是爺爺的老朋友，吳湄是潘漢年系統的人，梅龔彬夫婦是地下黨。所以李伯龍的後人跟我說：“你爺爺當時把家安在梅龍鎮旁邊，算是託付給老朋友了。”
《懶尋舊夢錄》裡記述了上海解放入城那一天“回家”的趣事。“大約於下午4時左右，回到了一別三年的‘重華新邨’……吉普車經過重華新邨街口的‘梅龍鎮’，就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前天晚上在大雨中解放軍露宿在街頭，為什麼會有一個身穿軍服，掛著手槍的‘軍人’單獨地‘進人民家’呢？人們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我。當然，我的妻子看到我這身穿著，也不免大吃一驚，沈旦華當時十二歲，在梅龍鎮附近的弘毅小學唸書，所以連這所學校的師生，也知道他的父親是一個解放軍的軍官了。”
這所房子跟上海解放的關聯還不止於此。前不久，範長江的兒子範蘇蘇在編輯出版《範長江與“青記”》一書。他問我，1949年5月至11月期間，範長江來上海創辦《解放日報》時日夜辛苦，晚上有時住在報社和衣而眠，有時就到夏衍家住下。這個傢俱體的位置在哪裡？還在不在了？我告訴他，這一時期我爺爺在上海的家是重華新邨59A，我去看過，現在保存完好。
但是，我爸爸回憶說，範長江應該沒有在重華新邨住過，因為，爺爺他們在上海剛剛解放沒多久，就由於安全的原因被要求搬離此處，他也因此從弘毅小學轉學了。楊帆給我爺爺配備了警衛，並且不同意他回家單獨住，所以，很快就搬到了安亭路。
關於給他配備警衛的這一段，爺爺在《懶尋舊夢錄》裡是這樣寫的：“當慣地下黨的人，覺得回家看一看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可是文管會負責保衛工作的人卻認為這是一次‘冒險’行動，他們立刻向公安局的楊帆作了報告，第二天一早，楊帆急急忙忙來找我，指著一個年輕的軍人對我說，今後，他當你的警衛員，出門一定得帶著他，由他保護你的安全，有什麼事都可以要他做，還給你一輛汽車，這是上級決定的。我面露難色地說，不需要吧，上海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也在上海，連回家也帶警衛員嗎？楊帆一本正經地回答我：不行，你不是一般幹部，這是必須遵守的制度，你沒有參加丹陽的幹部集訓，可能不知道，你是文管會副主任，是一個不小的目標。他壓低了聲音說：告訴你，國民黨在逃跑前，在上海埋伏了上千個特務。真有這樣的危險嗎？我還是有點不相信，但是制度是不能不遵守的。我帶上了警衛員，坐上了一輛很大的汽車，儼然成了一個被保護的‘目標’。”
像爺爺這樣的老地下黨加文化人，對於帶警衛員是很不習慣的，而且是有“牴觸”的。他說起當年參加飛行集會時的情形，津津樂道：“茅盾夫人孔德沚跑不動，巡捕追過來的時候，她摔跤了，我們架起她就跑……”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他留影不多，為了隱蔽，照片都很少拍。他對住處的選擇是很有講究的，淞滬抗戰結束後，他搬到了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裡，是“文委”成員經常碰頭開會的地方，瞿秋白也來過兩次。這幢一開間半的二樓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紹的，“頂費”二百五十元，在當時不算太貴。最大的好處是它有一個前門和兩個後門，也就是說，這所房子的門牌是在愛文義路，另一個後門卻在麥特赫斯特路，“雖非狡兔，卻有了三穴，萬一有事，可以從後門溜走”。
瞿秋白百週年紀念活動時，瞿獨伊特別邀請我姑姑沈寧去參加，這不僅因為她是夏衍的女兒，還因為她是瞿秋白曾經抱過的孩子。
我爺爺是不折不扣的老上海，他在上海結婚生子，他的第一個正式的家在虹口。
1930年4月，他與我奶奶結婚，搬到了虹口區塘山路業廣裡685弄42號。他在1929年秋冬搬離紹敦公司以後，開始參加“左聯”的籌備工作。這也是有前後門的石庫門房子，他住在二樓，蔣光慈曾經住過底樓。而他的隔壁住著他的二姐沈雲軒一家，並且右邊有門相通，這又是一個有“三穴”的房子。
由於門牌號的變更，有一度在41號還是42號上起了爭議。而住過這所房子、現在世唯一有記憶的人是我在美國的表姑姑袁玲華，她是我姑奶奶的五女兒，她繼承了我們沈家記憶力超強的基因。幾年前，她回國時，我在上海檔案館的幫助下，特地安排他們夫婦去業廣裡故地重遊。那一年已經是88歲的五姑姑一走進弄堂，立刻指著右排雙號的42號這邊的一扇深色木門說：“是這家！舅舅家的隔壁是我們袁家。”
從1930年的虹口塘山路業廣裡到愛文義路普益裡，再到南京西路靜安寺重華新邨，最後到烏魯木齊南路178號院，我爺爺一家在上海住了近三十年。
爺爺的後半生是在北方生活的，但他堅持保留了在上海的生活習慣和文化人的交遊方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領導幹部。所以，對於“家”，即便是在北京當部長，大門也是向老朋友們敞開的。很多“二流堂”的後代們，都記得八大人衚衕“夏伯伯”或“夏爺爺”敲門就進的家，每個孩子都會被要求畫一隻貓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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