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2 周汝昌:我就是個書呆子

周汝昌:我就是個書呆子

史飛翔

周汝昌，字禹言、號敏庵，別署解味道人。著名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詩人、書法家。1918年4月14日出生於天津鹹水沽鎮一個靠貨運起家的小商人之家。1939年考取燕京大學西語系，1947年涉足紅學研究，後成為繼胡適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一

周汝昌的成名作是《紅樓夢新證》。該書被譽為“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紅學研究的里程碑”，它所考證的事實和提出的問題，引起了國內外紅學的重新興旺，可以說是後世紅學研究的基礎。直到今天，《紅樓夢新證》仍然是紅學研究者繞不過去的必讀書。《紅樓夢新證》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不到三個月時間便連銷三版，產生了很大影響，毛主席對這部書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為寫《紅樓夢新證》，周汝昌查閱了上千種清代文獻，舉凡通史、政書、檔案、地方史志、文集、譜牒、傳記、筆記等史料幾乎無所不包。尤其是該書的第七章“史事稽年”按紀年編排，尤見功力。

1974年，全國掀起一場“評紅熱”。在此背景下，有關方面要周汝昌重印《紅樓夢新證》。周汝昌不願舊版重印，提出想修訂後出新版本。想法獲得批准後，周汝昌日夜工作，由於疲勞過度，雙眼黃斑部穿孔，視網膜脫落，病情十分嚴重，不得不住進醫院。治療期間，周汝昌始終惦記著《紅樓夢新證》，趁護士不防備私自逃出醫院，跑回家繼續伏案寫作。結果使病情愈發嚴重，結果醫生只好強行將他拉回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手術剛做完，周汝昌雙目包紮著紗布，躺在病床上便口述讓別人記錄。經過41天的連續奮戰，《紅樓夢新證》修訂本終於完成。周汝昌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左眼全盲，右眼也只剩下0.01的視力。1976年4月，《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出版，很快就加印了一版。然而對於這樣一部幾乎耗盡了作者全部心血的經典之作，出版社卻沒有給過周汝昌一分錢稿費，就連原來答應的送給作者的100冊樣書也沒有完全兌現。

為研究紅樓夢，周汝昌長期以來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惡劣的生存條件。50年代初，周汝昌生活異常艱難。養育三女兩子，夫人又沒有工作，全家七口人僅靠他每月80多元的工資生活，窮得連寄信的郵票都買不起。住房更是緊張，一家人擠在無量大人衚衕的一間小房裡，房子仄小且常年不見陽光。後來多虧《人民日報》記者姜德明在《大參考》上撰文呼籲，周汝昌的住房問題才得以解決。改革開放以後，周汝昌的境況雖說有所改善，但生活依然清貧。周汝昌工資不高，家裡人口多，幾個孩子要上學，夫人沒有工作，生活很不寬裕。三個女兒因為家庭原因遲遲嫁不出去。大兒子幼年患腦膜炎，又聾又啞，娶個媳婦也是聾啞人。1987年，周汝昌應邀訪美，夏志清設宴招待。席間，周汝昌的女兒周倫玲問：“爸爸，怎麼你的腦子我們一點都沒有遺傳呢？”周汝昌似乎沒聽見，臉上紋絲不動。夏志清見狀，提高嗓音對周汝昌說：“我說你是個書呆子，只顧自己讀書，老婆不管，孩子也沒有教好。”周汝昌突然像孩子一樣地笑了，說：“你這話說得最好。我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喜歡人家叫我書呆子。”周汝昌說這話時一臉微笑，但是在座的人卻無不悽然。

二

周汝昌一生矢志“紅樓”，可是他並不願意別人稱他“紅學家”， 他生前多次聲明自己“已不是紅學界的人”。作為紅學史上“箭垛式”的人物，周汝昌可能是紅學史上最具爭議的學者。

1995年，周汝昌應《北京大學學報》邀請，撰寫了旨在反思紅學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周汝昌對近60年來的紅學研究給予了嚴厲批評：“自從（魯迅）先生於1936年去世以後，這種以真‘學’為質素的‘紅學’竟然毫無發展與進境”。60年來紅學“歷史命運悲劇性”的原因是“以非學充學之名，佔學之位”。“‘紅學’遂落於低層次人士之手。以我自己為例，如果勉強冒稱一個‘學者’，也不過是在三流的層次，還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備研究此學的條件。”周汝昌認為，紅學界許多所謂專家並非出於真心喜愛，而是藉以沽名釣譽、撈取好處，利用自己的話語權，使得許多以訛傳訛的觀點風行於世，誤導外行。對那些利用曹學的研究成果，成為“紅學家”的“學者”，周汝昌毫不客氣地批評道：“有些‘家’們是從‘曹學’偷得了知識見解，寫幾篇文章，裝作內行，而反過來譏評‘曹學’，吹求點兒毛疵，顯示自己的高明與正確。——學風在這兒變成了歪風、惡風。”

周汝昌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有人寫了長達三萬餘字的論文，狠批周汝昌。網上針對周汝昌的挖苦辱罵更是不絕如縷。對此，周汝昌泰然處之。1997年，《北京大學學報》通知周汝昌，《還“紅學”以學》一文獲獎。在港臺地區，周汝昌的文章被評為“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有個有趣的現象，很值得深思。周汝昌所受到的讚許、欽佩往往來自那些對他批評最為激烈的人。即使是周汝昌最嚴厲的反對者也不能不承認，紅學家中周汝昌的文筆是最可觀的。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說明問題呢？

時代往往會敬重那些畢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學問家。周汝昌先生以他的道德學問贏得了世人的敬仰。2001年10月14日，已是耄耋之年的周汝昌應傅光明邀請作客現代文學館主講《紅樓夢》。那天，文學館學術報告廳幾無“立錐之地”，連講臺上都坐滿了人。當鶴髮童顏的周汝昌步入大廳時，全場爆發出持久而熱烈的掌聲。聽眾中，男女老少俱全，還有美國夫婦。人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著對這位學術老人由衷的愛戴，有贈古玉者、有贈彩畫葫蘆者、有贈鮮花者……那一刻讓人想起猶太人的一句古話：學者比國王偉大。

周汝昌不僅是紅學家，更是中華文化研究專家。他的研究範圍早已超出紅學，詩詞、書法、曲藝、音樂無一不精。可以說，只要是和中華傳統文化有關的東西，他都會關注、都會研究。

周汝昌在其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這樣寫道：“我喜歡‘國貨’，喜歡民族節序風俗。我喜歡民族建築、民族音樂……對這些方面，也許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後，甚至冥頑不化。不瞭解這一切，很難理解我為何後來走上了紅學道路，為何持有如此這般的學術觀點，為何又如此地執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誣陷、排擠、攻擊，而無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這樣評價自己：“我不新不舊，又新又舊。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周汝昌不喜歡西化的城市，他最懷念的是生養自己的水鄉。他回憶說：“都市的一切，對一個村童來說當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感覺是煩悶，不快活。那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曬，發出一種令我十分難過的氣味和刺目的反光，我有窒息感與沙漠感——這一切總括起來說就是把人和自然盡其可能地都隔離起來，我所熟悉習慣的水土忽然都變成了洋灰、砂礫、磚頭、瀝青……我很難承受這種鉅變。”

近年來，隨著城市拆遷的進行，很多文化古蹟遺址遭到破壞，對此周汝昌很是痛心。“有那麼一個時期，我這個特別想在北京尋求一點‘古貌’殘餘的人，隔些天到某地方走走，眼見那僅存的、十分可憐也倍覺寶貴的‘古貌’殘痕的點點滴滴，還多少可以看到感到一絲歷史文化遺蘊和氣味的物事——上次還倖存在彼處，這回再看，卻已‘整頓’‘清理’了，那一點點兒令人欣賞的意味便蕩然廓然了。剩下來的是什麼呢？我說不清，我只感到一種莫名的惆悵和迷惘……”周汝昌並不反對現代化，他反對的是那些盲目的數典忘祖的西化。

正是出於對中華傳統文化由衷的熱愛，周汝昌才將《紅樓夢》作為自己終生矢志不渝的追求。《紅樓夢》不僅是周汝昌一生的研習對象，更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寄託所在。周汝昌認為，從清代的批紅、研紅者到民國以來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的毛病，那就是把《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偉大縮小了——把它狹隘化了、片面化了、膚淺化了、淺薄化了，甚至庸俗化了、惡劣化了。周汝昌說，《紅樓夢》是中華文化精華的集中體現。周汝昌治學力求打通文史，既有科學的考證，又有藝術方面的賞析。他是以詩心解讀紅樓，強調的是心靈的契合，這種契合也是中華文化的關鍵所在。可以這樣說，周汝昌實際上是一位中華文化非比尋常的闡釋者、弘揚者、捍衛者。周汝昌一生解讀《紅樓夢》，一生宣揚中華文化之美，一生堅守華夏故國文化命脈，可謂是中華文化最忠實的“守護者”。

四

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晚年的周汝昌對世情看得很淡。這時，儘管雙目早已失明多年，但紅樓痴意難減。周汝昌平日裡由兒女們照顧飲食起居，每天上午聽兒女讀書報後，便開始以口述的方式延續自己的紅學研究。2012年5月，在雅琴詩社的聚會上，周汝昌當場吟誦詩歌，欣欣然不知老之將至。直到離世前一週，他還向女兒口述新書提綱。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周汝昌臥病在床，但只要女兒為他讀一些與《紅樓夢》有關的東西，立刻就會褪去倦容，興意盎然。

周汝昌晚年對生死很是超然。他曾說：“我希望多活幾年，不是貪生怕死。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積累一些學識很艱苦。剛開始對積累的知識瞭解深刻了，可是就已到了快結束生命的時候。這是人類的不幸，也是人類文化的損失。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還很健康，對於死我還沒有想過，至少還沒來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體死亡為止，用另外一個方式還可以延續，還可以做貢獻。因為他死後思想還存在，他還有弟子、子女作為他的繼承人，他還有著作存於世。”

2012年5月31日凌晨1點59分，周汝昌辭世，享年95歲。逝世前，老人留下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一切從簡，安安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一代大師，悄然逝去。

史飛翔，著名文化學者、作家，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員，咸陽師範學院兼職教授。陝西省首批重點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學藝術家。陝西省“百優人才”。陝西省“雙百人才”。陝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陝西省吳宓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散文學會文藝評論委員會主任、西安市高新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暢銷書《民國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風流》《歷史的面孔》等15部，先後榮獲“世界華文成就獎”、《散文選刊》全國散文獎、魯迅雜文獎、陶淵明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