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聶麗平
近年來，政治極化現象在美國越來越尖銳和嚴重；與此同時，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極化在地理上的分裂也越來越嚴重，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在地理上越發集中。
根據馬里蘭大學的助理教授Ethan Kaplan、西北大學副教授Jörg L. Spenkuch及馬里蘭大學的Rebecca Sullivan發表於2019年的一篇論文《測量地理上的極化：理論和長期證據》
（Measuring Geographic Polarization:Theory and Long-Run Evidence）
，如今美國在地理上的兩極分化程度是1960年以來最嚴重的。
這種現象，與人口密度及政治傾向有關。在最近的幾次選舉中，共和黨在農村地區表現更好，而民主黨在城市表現更好。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喬納森·雷登稱：“當你從城市中心出發，穿過郊區，進入農村地區，你會線性地從民主黨地區穿越到共和黨地區。”據他的研究顯示，不僅是紐約這樣人口稠密的城市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相比於周圍的農村地區，小城鎮更可能投票給民主黨；而比起人口稀疏的郊區，人口稠密的郊區更傾向於民主黨。近年來，這種趨勢在全國範圍內越來越突出。
如何解釋這種地理上的政治極化趨勢？最近，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研究團隊Xi Liu,Clio Andris,Bruce A.Desmarais 發表在期刊《PLOS ONE》上的一篇論文《美國的移民和政治極化：郡縣級移民網絡的分析》
（Migration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 An analysis of the county-level migration network）
認為，這與美國人的移居模式有關，他們在搬家時，往往會移居到符合他們政治偏好的地方，尤其是生活在政治極端化地區的人。
上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研究顯示，生活在政治環境相對中立的郡縣的人搬去其他政治環境相對中立的郡縣的可能性，與他們搬去政治環境極端化的郡縣的可能性相同，但生活在政治環境極端化下的人更傾向於搬去類似的環境。因此，研究者擔心，向民主黨或共和黨一邊倒的這些政治極端化地區將變成一塊“磁鐵”，吸引越來越多政治環境相對中立的地區的人，而這些地區的人只在相似的政治環境下進行流動。
縣級投票地圖，人口超過2萬（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郡縣在2004年(A)、2008年(B)、2012年(C)和2016年(D)的選舉中，共和黨的得票率。來源：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他們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調查了人口超過2萬的郡縣，移民數據來自美國國稅局
（U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002年至2015年間的縣際移民流動數據。選取的選舉數據來自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涵蓋了前兩任總統選舉，國會的政黨領導權變更及選區重劃等時期。論文認為，這種向極化地區流動的移居模式作為一種潛在的機制，助長了地理上的政治極化。
根據他們的研究，其他因素，如經濟、工作，在決定人們搬去哪裡上仍起著重要作用，“人們不會說‘我要搬到一個和我政治偏好相同的郡縣，哪怕我在那裡找不到工作’。”
這項最近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並不新鮮，之前已有研究認為政治偏好可能會影響人們對居住地的選擇。事實上，早在2008年，美國記者利明璋
（Bill Bishop）
就在《大排序》
（The Big Sort）
中提出，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人開始聚集在與自己具有相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社區。這種群聚的後果就是政治的日益極化，因為擁有相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往往擁有共同的政治偏好，比如渴望擁有大型車庫的保守派會搬去郊區，而傾向於選擇公共交通的自由派會搬到市中心，政治排序是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排序的結果。
而這種居所流動會導致迴音室效應，人們會越來越避免和與自己持有不同政見的人互動，“美國人
（一直）
忙於創造社會的共鳴，空氣中嗡嗡響的都是他們自己的回聲。”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Bill Bishop著，Mariner Books 2009年5月版
在利明璋的著作出版後，引發了激烈討論，不少人循著這個思路做了支持該結論的研究，但也有研究者反對“大排序”的結論。
2015年，美國的一所智庫蘭德公司的一項研究調查了政治極化與地理之間的關係。研究調查了過去60年的總統選舉之後認為，選民在地理上的確越來越集中。隨後，研究調查了地理上的政治集聚與生活方式偏好之間的相關性，包括種族、收入、教育、婚姻狀況。研究發現，種族與政治集群沒有明顯相關，譬如西班牙裔或非裔人口比例的增加，並沒有顯著的集群的增長。而收入、教育和婚姻狀況和地理上的集聚有明顯的關係。譬如，結婚率越高的地區越傾向於選擇共和黨。研究還認為，選民在地理上的集聚進一步助長了政治的兩極分化。但研究沒有直接調查政治傾向在人們選擇居住地時的影響。
一篇於2018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署名為Greg Martin和Steven Webster的文章調查了2008年至2010年從佛羅里達州的某個縣搬去其他縣的所有選民（約110萬人），以及2005年至2016年從一個州搬到另一個州的5萬名隨機抽取的選民。他們認為，利明璋的理論具有明顯的缺陷，政治偏好並非人們在搬家時的重要考量標準。文章認為，大多數人可以選擇的居住地受到工作、家庭和房地產市場的極大限制，政治偏好必須讓位於這些因素。
他們的調查發現，相比較共和黨選民，支持民主黨的選民在搬家時會“系統性地”選擇人口更稠密、更適合步行，且支持民主黨的選民更多的社區，但是，這些黨派偏見的程度相當小。文章認為，移居的模式並非地理上的政治極化的罪魁禍首，並沒有基於強烈政見的搬家情況。
文章認為，有兩個原因或許可以解釋地理上的政治極化。其一是美國民權運動時代的黨派重組，這極大地改變了政黨選舉聯盟的構成。政治學家莉莉安娜·梅森（ Lilliana Mason）在《非文明的協議》（Uncivil Agreement）中記錄了黨派認同與社會認同（種族、宗教、教育水平）之間的關係，和民權運動時代以前相比，現在的黨派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南方白人以及之後的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轉向支持共和黨，而受過教育的白人和少數族裔則轉向民主黨，因為這兩個群體都傾向於住在城市，因此，這種政治選民集團的重構自然地助長了地理上的政治極化，而非移民、搬家所造成的。
其二，不是人因政治偏好而選擇居住地，而是居住地可能改變了人的政治偏向。他們的研究發現，搬家後的人傾向於接受新居住地的黨派傾向。從同樣的州/縣離開的共和黨選民，比起搬到共和黨地區的人，那些搬到更倒向民主黨地區的人更可能變為民主黨選民，反之亦然。
文章認為，暫且還不清楚為什麼居住地的改變會改變人的政治偏向，也許是出於社會壓力。而美國的人口流動很大程度上是經濟驅動的，人們通常為了更好的教育或工作機會而選擇搬家，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行業接受新的工作可能會改變他的經濟利益，因此也可能改變他的政治傾向。
1.https://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political-polarizations-geographic-roots-run-deep
2. Liu X, Andris C, Desmarais B A. Migration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 An analysis of the county-level migration network[J]. PloS one, 2019, 14(11).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25405
3.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5/03/02/is-geographic-clustering-driving-political-polarization/
4.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11/why-are-americans-so-geographically-polarized/575881/
5. https://www.futurity.org/political-polarization-migration-2223532/
作者丨聶麗平
校對丨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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