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話放在曾國藩和李鴻章這對師生身上同樣適用。天京陷落之後，湘軍大部裁撤而淮軍異軍突起，這一力量對比以及朝廷對曾、李兩人的分化，讓他們之間的矛盾凸顯。
湘軍集團的核心人物大致是曾、胡、左、李四人，以私人關係而言，曾、胡、李的感情更為深厚，曾、左之間似有嫌隙。隨著胡林翼的去世，曾、李兩人緊密合作應對太平軍，但自天京陷落以後，局面發生了變化，曾國藩的領袖地位也受到了威脅，李鴻章作為後起之秀從依賴曾國藩變成了抵制曾國藩。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認為曾、李兩人有深刻的矛盾，只是鎮壓太平天國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而且也有一個過程。要充分了解這個過程，那勢必就要從天京陷落以後說起了。
太平天國失敗後戰亂不止
天京的陷落宣告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但卻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清王朝同起義軍之間的戰爭，在東南、西北、西南以及黃、淮地區仍然繼續進行。東南地區主要是南下閩、粵的太平軍殘部；西北地區主要是回民起義軍和陳玉成派出的陳得才遠征軍；西南地區主要是號軍和少數民族起義軍；最讓清廷頭疼的還是黃、淮地區的捻軍。
清廷危機四伏同時又分兵幾路予以鎮壓，左宗棠揮師南下進入閩、粵，幾場惡仗下來，於同治四年基本結束東南戰事，並積極籌劃西北、西南戰事；黃、淮地區的捻軍隨著安慶、廬州的失陷和陳玉成的犧牲，捻軍在皖北也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僧格林沁乘機發動進攻，於同治二年攻陷捻軍的根據地。
然而，僧格林沁並沒有徹底剿滅捻軍，新的首領賴文光領導下的捻軍繼續轉戰鄂、豫皖地區，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很快將數萬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並以太平軍的軍制制度將其改編，使它由原來帶有民兵性質的武裝力量變為野戰部隊，史稱新捻軍。
從此，新捻軍以新的戰術和麵貌，縱橫於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不斷髮展壯大，尤其是同治四年四月，捻軍在山東曹縣地區斬殺僧格林沁，成為繼太平軍之後最強大的一支起義武裝。清廷聞訊驚慌失措，急派曾國藩帶兵“剿捻”，湘淮軍隊捻軍的戰爭，遂成為清王朝鎮壓人民起義的主戰場。
曾國藩的處境不樂觀
朝廷的命令下達後，曾國藩舉棋不定。因為在此之前，湘軍大部已經裁撤，加上鮑超所部南下廣東，因此這次剿捻的主力非調用淮軍不可，湘軍人數則不足萬人。由此也引發了曾、李之間爭奪指揮權的矛盾。
淮軍隨曾國藩出征後，李鴻章仍然暗中遙控，牢牢抓住指揮權不放。遇有調遣，各將敷衍不聽指揮，仍要請示李鴻章再定行止，以致貽誤軍機，作戰失利。曾國藩指揮失靈，異常苦惱，不得不致函李鴻章，要求他交出指揮權，不要再幹預營中事務。經過這次交涉，李鴻章有所收斂，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曾國藩在與太平軍的對抗中積累了寶貴的軍事經驗，但捻軍和太平軍不同，他們不堅守城鎮，而是採取大規模機動作戰，原先克敵制勝的“扎硬寨”的戰術無用武之地。為此，曾國藩不得不重新摸索新戰法，採取重點佈防，後又採取劉銘傳防河之法，欲以天然河道限捻軍之馬腳。這個戰術可行還是不可行暫且不論，但毫無疑問將耗費時日，非短時間能有效果。因此，清廷決定易帥，命曾國藩回任兩江，由李鴻章全權負責剿捻事務。
同治五年十月，曾國藩接到回任兩江總督的上諭後，自感臉上無光，奏請留營效力。而李鴻章不念舊情，步步緊逼，迫使曾國藩就範。他先是奏請曾國藩務必返任，理由是保證剿捻的糧餉供應，致使清廷不得不準其所請，催促曾國藩速赴江督之任；其後，李鴻章派人追要欽差關防，迫使曾國藩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於返回徐州接受江督印信之前，派員先將欽差關防送往徐州，交到李鴻章手中。
李鴻章這種迫不及待和不近人情的做法，讓曾國藩寒心，曾幾何時李鴻章還是他的學生和幕僚，榮辱進退全在一言之間，如今地位變化、形勢不同，竟要逼其退位、取而代之了。
曾國藩回到江寧，對趙烈文談及此事，說：“少荃在東流、安慶時，足下常與共事，不意數年間一闊至此。”趙回答：“烈元年冬到滬，少帥猶未即真蘇撫，邀烈坐炕，固問老師處有人議論鴻章者否？意甚惴惴，不一月實授，從此隆隆直上，幾與師雙峰對峙矣。”
其實，李鴻章攻陷蘇州後，自感羽翼豐滿，無求於曾而曾反有求於己，書信言辭之間已不免氣盛。到了湘軍大加裁撤後，曾國藩更是處處依賴淮軍，李鴻章對老師不僅氣盛，簡直可以說是凌人了。
也就是說，江忠源、胡林翼去世後，由於左宗棠的爭鬧和李鴻章的寡情，曾國藩在這個集團中已經失去了唯我獨尊的地位，形成了曾、左、李三足鼎立的局面。與此同時，全國戰爭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西北戰場地位上升，漸漸形成了與中原並重的局面，而這兩個戰場的主帥，則分別是左宗棠和李鴻章，而曾國藩自退出剿捻戰場之後，再也沒有任過一方主帥。
天津教案再生嫌隙
對於清廷在剿捻過程中中途易帥，曾國藩一直耿耿於懷，東捻平定後，清政府追念曾國藩之“功”，賞雲騎尉世職，時隔數月又由體仁閣大學士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西捻平定後，清廷為改變權力格局，於同治七年七月調曾國藩為直隸總督。這次調任對於曾國藩來說大失所望，可以說是失去了奮鬥目標和精神支柱，身體也一天天衰弱。
同治九年夏，曾國藩在保定直隸總督署上奏請假養病，忽然接到讓他赴天津辦理教案的上諭。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攤上麻煩了，他出發之前特地寫下遺囑，似有要做“葉名琛第二”的預感。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曾國藩將天津教案辦成近代中國史上較為屈辱的外交，是一點也不意外的。
正當曾國藩身處絕境的時候，清廷故伎重演、梅開二度，讓他回任兩江總督，由李鴻章接替直隸總督全權善後。事實上，李鴻章對曾國藩之前所做出的判決沒有兩樣，可結果卻是大出意外，讓洋人滿意也讓朝廷滿意，可謂名利雙收，同時也告訴世人，曾國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還了。這一前一後的對比，讓曾國藩心生煩悶，也對李鴻章有了很大的看法。
幾次事件下來雖然讓曾、李兩人不再那麼親密，但師生的情誼畢竟還沒有徹底崩潰，這也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人做人處事的一種智慧。曾國藩死後，李鴻章在外人面前總是視曾為老師，並以衣缽傳人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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