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1 100多年來屈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救了中國

文:小山同學 公號:Free-is-not-free 時間:2019.03.09

100多年來屈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救了中國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自然選擇物競天擇的生物達爾文主義同樣適用於人類祖先——人類的知名旁系尼安德特人就滅絕了,中國人熟知的”北京人“,”山頂洞人“滅絕得更早。

現代智人(我們這個新人種)出現後,有些民族的滅絕也可以用達爾文進化論解釋:人類有文字以來,大部分“落後”的部落文明被滅絕了。僅最近五六百年,北美大部分印第安部落被滅絕了。這裡特意加入了一個“被”字,是為了說明,這些部落的滅絕不是“自然選擇”,而是人為選擇。

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納粹思想在二戰後被批臭。其實,二戰之前,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包括歐美在內的文明世界的主流意識:如果一個民族/人種在競爭中失敗,滅絕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應該的。

時至今日,我依然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根本意義上並不錯。當然,種族競爭的暴力色彩不應該那麼強,我們現在更應該強調非暴力的競爭。不過,從中東、北非等地不間斷的戰爭事實來看,我這個溫情脈脈的說法依然在粉飾太平。人類社會無時無刻不是一個“達爾文社會”——無論種族內部還是種族間,暴力競爭依然激烈。現在大部分地區相對和平,並非因為人們已經信奉和平,杜絕了使用槍炮核武器的念頭,而是因為合縱連橫引致了各種勢力處於相對均衡的狀態。

當下很多中國和平主義者嚴厲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我以為這個潮流是非常危險的。這種批判枉顧我們五百年來尤其是近一百多年來屈辱的歷史,也枉顧目前世界的現狀。

我相信,這一百多年中國/東亞的發展,思想層面最大資源是目前遭受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

…… ……

100多年來屈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救了中國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史上第一個限制移民的法案——《關於執行有關華人條約諸規定的法律》,這個法案就是我們熟知的第一個排華法案。

在法案出臺之前的1876年,美聯邦參眾兩院成了一個聯合特別委員會調查移民問題。委員會聽取了一百多位證人的證詞。而後,這些證人的證詞彙集成一千多頁的《調查中國移民問題的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

下面是其中一些證人的證詞摘錄。

證人A·B·Stout醫生證詞如下:

“高加索人種(包括它的各種類型)被賦與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種的最高尚的心靈和最美麗的身體。它高居其餘一切種族之上,觀測著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類的命運,造物主授與了它以超過所有其他各種族的權力去研究、讚賞和統治上帝在人世間所做的一切。現存的其他不同種族與它建立任何新的結合都不能增進這種天賜的完美品質。不論哪一個種族加入到它裡面來,都會對它起破壞作用。它的退化和最後滅亡,到頭來必定會同有害的成分被引入它裡面的速度成正比例。”

“一個政府要保護它的人民,就應該竭力保存種族的純潔;而且,不問政治理論如何,都應該謹防自己的種族去同劣等類型的種族相混合。”

“如果世人為美國東部和南部諸州存在黑人而悲嘆,那末,當美國的大西方多少年來被中國移民所淹沒的時候,那又該怎樣地流淚呢?一旦容許,就必須永遠忍受。退化的事一旦開始,它的發展一定會繼續在不知不覺中發揮它的毒害性的影響,這不僅是在幾年以內,而是在未來的若干世紀。現在制定的法律,與其說是為了我們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後代子孫!到將來,後代子孫要因他們的純潔而頌揚他們的祖先,或者因他們處於退化之中而咒罵他們的祖先。”

“一切寬大自由的法律都是專為採用這些法律的種族制定的。不讓劣等種族享受這些法律,並不是壓迫。我們同歐洲人通婚,那隻不過是繁殖我們自己的高加索類型;我們同東亞人混合,那就是在創造退化的混血兒。”

“有人爭辯說,當我們正在要求自由進入中國、同中國人自由交往時,正義要求我們對中國人自由開放我們的大門,並且收養他們當作我們自己的人民,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中國人可能會高高興興地請求美國人移居到他們的國家裡去,因為每一個結合都可以改進和提高他們那衰弱了的種族;而相反,每有一箇中國佬在我們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都會使我們自己的血統降低。”

100多年來屈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救了中國

下面是證人舊金山市代表Frank·M·Pixley、維護華人利益的中華會館代言人F·A·Bee、聯合特別委員會委員們之間的問答摘錄。

Bee(中華會館代言人)問:不是有人這樣指責過你嗎?—說你在這裡發表過一次演說,在演說中你認為人們應當到碼頭上放火焚燒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輪船。

Pixley答:大約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在談到這些野蠻人侵入我國西海岸的問題時,我曾經說過,如果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來限止中國人……還不如把從中國開來的輪船在碼頭上燒掉的好。我直到現在從來也沒有改變過那種意見,我今天十分懷疑,如果在十五年以前那樣做了,那是否不會使文明各界和我們的立法者如此震驚,以致他們早就會來考慮這件事情,早就會把我們從中國移民中拯救了出來。

Bee問:作為一個勞工階級,他們的性格怎麼樣?

Pixley答:他們是有耐性、勤勞、而辛苦工作的奴隸,由於畏俱而尊重我們的法律,為了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而被迫從事勞動。

Bee問:從社會方面說,他們是不是一個比非洲種族要優秀的種族?

Pixley答:不,先生。他們並不比非洲種族優秀。在我看來,他們比上帝所創造的任何種族都要低劣。

Cooper(聯合特別委員會委員)問:據我瞭解,你剛才是說,中國人在上帝所創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動物中是最低劣的?

Pixley答:我認為,再沒有象中國人這樣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區,智力的標準比較低,但是道德的標準比較高,就是說,他們是比較誠實的。這些人卻已經達到了四千年的罪惡的頂點,達到了一種文明—這種文明是由於人口過剩產生的—的罪惡的頂點。例如,為什麼我們都珍愛自己的女孩子,而他們卻殺害女孩子呢?因為他們的女孩子太多了,養活不起。

Cooper問:作為一個民族,他們不比非洲人有更多的而且是一種更好的文明嗎?他們兩者都有過同樣的機會、同樣的自由去建立一種文明。

Pixley答:……他們建立的是這樣,一種文明,我簡直認為,如果他們象非洲一樣沒有文明,那還要好些。

Cooper問:他們有藝術、科學以及他們所特有的文學嗎?

Pixley答:他們有他們的中國文學,這種文學,象你所看到的在這裡出版的東西那樣,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言。

B·S·Brooks(代表中國人利益出席聯合特別委員會)問:你不認為同白種人接觸會使他們兩者(中國人和非洲人)或兩者之中的某一個得到進步嗎了?

Pixley答:我的確認為具有我們的文明的四千萬人同具有中國的文明的四億人接觸,會使他們進步。我認為,這會把我們的文明降低到他們的水平,並不是提高我們的文明,而是提高他們的文明,這就是危險所在。

Cooper問:那末,你就是對我們的文明的力量沒有很大信心了?

Pixley答:是的,我們的文明獲得了偉大的成就。它可能還會獲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有某些事情是它所不能完成的。它不能完成中國的基督教化或文明化。

Cooper問:你認為他們是處於我們的文明的勢力或力量之外的嗎?

Pixley答:是的,他們簡直是把他們自己的見解固定化了。多少世紀的長時間使他們確信,他們的文明比我們的文明更好、更高,我們是外夷,是劣等人。你應該去玫擊一種在他們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的偏見,我說過,那是四千年來發展而成的。

Cooper問:你是否害怕錯誤來反對真理?你不認為,當真理同錯誤接觸時,真理最後會贏得勝利嗎?

Pixley答:真理往前走得如此之慢,錯誤走得如此之快,因此我們不能等待。

證人James·P·Dameron律師自稱“多少算是一個博物學家和人種學家”。他的證詞摘錄如下:

“蒙古種族有一部時間久得發黴的歷史,這部歷史斷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信而有徵的歷史則可追溯到摩西創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時代—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從他們那裡傳來的;他們在希臘人打破特洛伊的城牆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偉大的、開化了的民族;他們的偉大的哲學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五百五十年、蘇格拉底誕生以前八十年就寫出了書經(尚書),他們的文獻據說富於各種各樣用韻文和散文寫成的著作:倫理學、歷史、地理、遊記、戲曲、傳奇、故事以及各種小說;他們的政府以君主政體為基礎,靠教育資格用人,形式是有些複雜,然而抗住了時間的破壞。一個偉大的政治作家說:‘維持得最長久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如果這條原理是真實的話,那末,他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為,它經歷了印度一日耳曼種所有偉大民族的興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動,當安格魯撒克遜族還奔馳在德國的叢林之中、英格蘭的土著還是一群野人的時候,它就已經達到了它的偉大的頂點。”

“然而,在那時間裡,這些蒙古人種一直沒有進行過一次努力把自己從暴政和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及建立自由政體。另一方面,白種人已經使歐洲淹沒在血泊中,點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這同時,他們卻仍在安靜地服從於漢人或韃靼人的統治。留著他們的辮子作為他們服從和退化的標記,遵循著傳統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慣例,以禁慾主義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來對待一切慾望和環境,為的是能夠得到足夠的東西來滿足他們身休方面的迫切需要。他們毫不關心外面的世界,不關心外面世界的戰爭、進步、文學以及這個世界為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他們使自已沉迷在自滿和舊傳統之中,把這個華夏之邦以外的一切人都看做是野蠻人。”

“有學問的人種學家如Nott、Gliddon和Morton都已指出:任何種族,如果他們的平均腦容量不超過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沒有能力建立自由政體;在他們的歷史中並沒有曾經試圖建立這種政體的事例;中國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腦容量約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一日耳曼族的平均腦容量則高達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達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

“由於中國人的腦容量在幾千年以前就已經達到了最高點,所以他們將象屬於蒙古種的印度人一樣,寧可被消滅,也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採用西方文明。由於他們在腦容量方面是一個比白種人低劣的種族,所以讓他們保持本來的樣子,而去鼓勵同他們的貿易和友好關係也許好些;由於他們對自己的祖國具有一種深摯的愛,所以還是讓他們留在原來的地方為好,這是因為他們與白種人相比是一種劣等種族,是一種不同類型、不同文明的種族,因為兩個種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條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來,因為大自然已經在膚色和氣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標記。”

…… ……

顯然,從排華法案最後出臺的結果看,上述證詞在當時並非被視為瘋狂之言,而是相反,它們被主流白人接受了。

100多年後的今天,你看這些證詞時,有什麼感受呢?

我自然不相信所謂華人劣種的科學證據,這些證詞侮辱了我。

但與那些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相反,我恰恰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讓中華民族,尤其是漢族人重新站立了起來,社會達爾文主義讓國人看到了世界的真相——文明世界並沒有拋棄原始的“自然選擇”,恰恰相反,人類不僅服從“自然選擇規律”,而且還會利用這個“規律”有意識的“消滅”“劣等人”。

社會達爾文主義應用於種族內部,自然要鼓勵內部競爭。應用於種族間,自然要強調種族間的競爭。後者顯然激發民族主義。

東亞的日本最開始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也最先爆發。達爾文的進化論經嚴復譯介入中國,迅速被大部分中國漢族知識分子接受,我們熟悉的魯迅先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相對世界其他不發達地區,東亞的民族主義更濃厚(被西方教科書不無貶義的解釋為“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使然),然而,東亞也是既歐美之後,最先發展起來的地區。我以為,東亞精英承認社會達爾文主義,知恥而後勇,是東亞迅速發展最重要的思想資源。

…… ……

100多年來屈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救了中國

包括/哲學都倡導”仁愛“,但更仔細看那些宗教教義,仁愛內容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它只針對內部人,排斥異族異種才是各大宗教的核心宗旨。相形之下,儒家的仁愛更現實一些,沒有其他宗教那麼浪漫——不會說出”把另一隻臉伸過去也讓他打“的偽話來。

仁愛基於人類的同情本性,是人類社會合作必不可少的價值。但我也認為,相對而言,競爭更”本質“一些——一旦涉及到利益衝突,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夫妻相憎,古今中外生生不息。

更哲學的說,沒有競爭,也就不會有衝突,沒有憎就不會有愛——仁愛正是因激烈競爭的存在而讓人感動,捨己為人正是因自私自利的存在而攝人心魄。

當下的中國人行走在世界各地,自然比1882年更有尊嚴,這是作為一個整體華族奮發競爭的後果。但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不到美國六分之一,還沒有資格沾沾自喜。

若”聖母婊“思想盛行(降低內部競爭程度的同時降低整個民族的競爭力),那麼,不用多久,我們將重複100多年前被普遍歧視的屈辱。中國若要繼續快速發展,儘快趕上歐美國家,主流價值觀裡保持相當程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必不可少的。

徹底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現狀,必將使得整個民族失去進取心——一個落後種族大聲呼籲世界仁愛,只會讓那些”優秀種族“從心底裡視之瞎扯淡。仁愛是”優秀種族“施捨的專利,一旦你追趕上他,他就會馬上面貌猙獰。

只要你長成這樣,你的膚色、眼睛、頭髮、面貌……長成這樣,你的尊嚴就同種族的發展成就息息相關,逃不掉的。500年前如此,100年前如此,今天仍是如此。

一個黑人,哪怕他是一個總統,他仍舊是一個黑人——只要不太虛偽,我們無法不對一個”無辜“的黑人產生偏見。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