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錢伯彥 發自德國
當遊客駕駛著保時捷在不限速的德國A7高速公路上飛馳時，最引人注目的已不再是這條“童話之路”兩側林立的城堡，而是遼闊的波德平原上徐徐轉動的白色風車。
作為僅次於中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風電大國，風力發電已佔到德國可再生能源的半壁江山。
聯邦能源水力協會（BDEW）日前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已覆蓋德國42.9%的用電需求，達到歷史新高。
在這九個月內，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量達1830億度，較傳統燃煤發電量的1250億度高出46.4%。
但對於德國風電行業從業者而言，繁榮之下卻藏著陰影：大面積的裁員、風機制造商破產以及數月以來不斷刷新下限的新增裝機容量。
德國陸上風電署（Fachagentur Windenergie an Land）最新報告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德國新增併網風機數量僅148臺、併網風機總功率僅0.51 GW ，同比暴跌82%，一舉刷新1999年以來的最低值。
具體到各個聯邦州，經濟實力最強、面積第二的巴伐利亞州，今年新增併網風機數量只有兩臺；柏林、不來梅和漢堡三個直轄市，新增裝機則均為零。
陸上風電署預估，這一情況在四季度並不會明顯改善，今年風電新增併網容量確定無法達到1 GW。2014年-2017年，德國年年平均風電新增併網容量達4.6 GW。
默克爾政府此前確定了一系列較為激進的能源計劃，包括203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佔比達65%、2050年佔比超過80%，以及2022年前關閉所有核電站、2038年前徹底棄煤。業界普遍預計，唯有每年新增2.9-4.3 GW的風電容量，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當前風電行業慘淡的現狀，意味著德國雄心勃勃的能源計劃可能大幅度縮水甚至流產。
潰敗從競價開始
曾經發展迅猛的德國風電行業為何走到今日的處境？
最重要、也是無法迴避的原因是，2017年起德國政府開始推行競價補貼政策。
200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法》初稿確定了風電固定補貼機制。2014年，該法案修訂版進一步確定了標杆電價，規定風電運營商自行負責與電網公司進行洽談，聯邦政府根據每月更新的標杆電價進行統一補貼。對於新投入運營的風電場，前五年的初始標杆電價高達8.9歐分/度。
但隨著新版《可再生能源法》於2017年開始生效，風電運營商“躺著賺錢”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根據新規，政府補貼額度的確定將不再採用一刀切的形式，而是通過由聯邦電網署（Bundesnetzagentur）組織的項目競標確定。唯有上網價格最具競爭力的風電運營商，方能到達補貼。
2018年開始，風電遞標數量開始急劇下降。2019年，聯邦電網署進行了五次共計3175 MW的招標，但僅有1337 MW最終成交。“目前看，這些額度短期內根本無法用掉。”聯邦風電協會（BWE）埃爾貝斯（Hermann Albers）稱。
其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競標的最高限定價格從2017年的7歐分下降到目前的6.2歐分，成交平均價格卻從2017年底開始上升。
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風電場涉及的訴訟等時間沉沒成本增加。從最近三次的招標情況看，成交價和最高限定價格完全一樣，這說明最高限定價格已是風電場所能達到的最低成本。如果低於這一價格，則意味著虧本。這也是風電場主不願意再新增裝機的原因之一。
除瑞典大瀑布公司、萊茵集團等風電運營巨頭企業外，競價時代的到來，直接摧毀了公民風電場的生態環境。
在標杆電價補貼時代，德國普遍存在的一大現象是，數個農場主合夥開設微型公民風電場，象徵性地樹立數颱風機，以依靠政府補貼增加外快收入。
這些風電場通常資金、技術、經驗皆不足。為了防止它們在競價補貼時代大規模打退堂鼓的現象發生，2017版《可再生能源法》中給予它們很大程度的政策傾斜。例如，公民風電場在競標過程中，可暫時不需要提交相關的建設及環保許可，中標後的規定建設期也比大型企業要寬裕得多。
2017年，得到了政策支持的公民風電場在招標中奪得大量份額。當年8月與11月的競標中，大型商業電場投標量下滑，公民風電場的投標占到了總投標額度的84%和89%。
但它們前期缺失的建設、環保許可遲遲無法落實，超過九成的公民風電場最終成為了爛尾項目。
2018年10月，德國政府只好宣佈，取消針對公民風電場的所有優惠政策。
由於風電場的建設週期一般在兩年至兩年半內，2017年中標卻無疾而終的大量公民風電場項目，直接導致本應開花結果的2019年變得收成欠佳。
“支持環保，但不能在我家門口”
競價補貼所帶來的經濟問題和成本考量，並不是德國風電行業進入嚴冬的唯一原因。真正困擾大型風電運營公司的，是無窮無盡的訴訟。
受限於德國並不充裕的國土面積以及近三分之一的森林覆蓋率，風電運營商很早就注意到了風電用地面積不足的問題。
解決方案很簡單：向鄉鎮居民用地挺進。
正是從2017年開始，鄉鎮居民對於風電場的抗議和投訴開始爆發式增加。
儘管“風電等於環保”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德國可再生能源管理局的民意調查顯示，風電在民眾心中的認可度已達到了93%，但要在自己家門口豎立百米高的風機，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們現在所探討的不是荷蘭那種可愛的風車，而是200米高、發著噪聲的工業機器”，沃爾夫女士（Angelia Wolf）在社交媒體上向界面新聞記者抱怨道。
沃爾夫女士與數十位鄰居一起成立了居民組織，立志通過法律手段阻止風電場建設。在他們看來，風機不僅破壞了巴伐利亞鄉村的風景，村民以後還得自發組織去風機下方給飛過的鳥類收屍。
此外，網絡上傳言，風機制造的次聲波、以及頂上飛機防撞示警燈在夜晚閃爍的光汙染對身體有害，這也令他們頗為擔心。
不同於之前表達不滿的簽名徵集、分發抗議短袖衫或上街遊行，如今的鄉鎮居民喜歡拿起法律武器，直接將風電運營商告上法庭。
這些打著環保旗號、歷時數年的漫長訴訟，嚴重拖慢了本就拖沓的風電場審批程序。
對於風電運營商而言，新建一臺風機除需要競標、買地外，還需要在州政府層面申請建造許可、環保許可、噪音認證及物種保護證明，且需要在鄉鎮政府層面申請該地塊的使用許可。
根據德國陸上風電署的統計，德國目前有超過1000個居民組織與風電場有法律糾紛，將近16 GW的已建成或在建風機正面臨來自鄉鎮及環保人士的抗議，幾乎每一個風電場的建設過程中，都遭遇訴訟。
過去兩年間，風電場的審批程序耗時翻了三倍，達到700-800天。德國第三大發電集團EnBW總裁馬斯蒂奧斯（Frank Mastiaux）曾在一封公開信中宣稱，其公司風電項目的實際審批程序耗時達到了59個月。
風電行業的自救之路
在本土市場寒冬之下，率先感到瑟瑟發抖的德國風機制造商們開始把目光轉向海外市場。
目前，德國大型風機制造商主要包括西門子歌美颯、愛納康（Enercon）、Nordex等。過去兩年，Nordex的大單多來自蘇格蘭、克羅地亞和土耳其等地；西門子歌美颯也在美國、瑞典、中國等多地拿下單子。
不同於這些大型企業，那些長期依賴補貼過活的眾多中小型風機制造商，在海外市場並沒有競爭力。
即便是Senvion這樣的老牌風機制造商，也沒能度過這次危機。今年4月，它申請破產保護；9月，西門子歌美颯收購了它的大部分業務。
在標杆電價最後瘋狂的2017年，Senvion曾僅靠德國本土市場，擠入了全球風機制造商前十榜單。
據工會組織IG Metall調查，德國風電行業在確定競價補貼政策之前的2016年，有16.1萬從業者，該數字在兩年多內縮水到了12.5萬。
僅是補貼政策轉向的2017年，全德國範圍內就有2.6萬個就業機會消失，超過了今年年初德國政府宣佈棄煤時所預期的2萬名煤炭失業者的數量。
這一裁員潮仍在繼續。11月8日，2017年曾擠入世界前五的風機制造商Enercon宣佈裁員3000人。
如何才能拯救深陷泥潭的風電行業？似乎政府那雙看得見的手才是關鍵。
9月5日和11月19日，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出面邀請並主持了兩次風能行業峰會，希望能夠在聯邦層面為萎靡的風電行業打上一劑強心針。
“為了幫助風電產業，政府與地方需要達成更多的共識，就像我們在棄核和棄煤時所做的一樣。”阿爾特邁爾稱。峰會上，各個行業協會達成了“十點計劃”。
這份計劃除了聲明政府將進一步強化可再生能源的長期戰略目標外，還包括了多項舉措，比如通過將風電收益分予鄉鎮以安撫居民的不滿情緒、提供包括森林面積在內的更多風電用地等。
在最飽受詬病的審批程序和訴訟處理問題上，“十點計劃”要求，對各地並不統一的環境保護條例進行標準化處理，並強調《聯邦環境保護法》中存在著可再生能源項目在申請環保許可時享有特殊照顧的條款。
此外，峰會與會者還要求各地政府嚴格遵守《聯邦排放法案》（BImSchG）中所寫明的，風電場審批程序耗時不應超過7個月的規定。儘管該條例在實際審批過程中，從未被嚴格執行。
兩次風電行業峰會能多大程度逆轉不斷下行的行業趨勢？這仍值得懷疑。
一方面，峰會上提出的“十點計劃”並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在聯邦及地方政府層面修改現有法案耗時往往在數月以上。此外，與會的德國環境保護協會（Nabu）根本沒有在“十點計劃”這份意向性文件上簽字。
另一方面，在許多批評者看來，在風電行業不可能恢復一刀切式補貼的當下，“十點計劃”只是風機制造商以及風電運營商們希望通過政策放鬆的形式，變相獲得政府開後門式支持的手段。這對於光伏發電、天然氣發電乃至燃煤發電等其他能源領域，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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