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3日，上海一中院依法公開宣判被告人黃一川故意殺人案，以故意殺人罪對被告人黃一川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上海一中院微博截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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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人之後，黃一川接下來的行為讓一位目擊者感到費解——他扔掉了手中的菜刀，“倚靠小區圍牆站定、掏出香菸並點燃”。

一個精神病人妄想有人要害他，他為了避免被害，就可能採取反制措施用以“自衛”，他妄想的內容是不存在的，但採取的反制措施卻是真實的。

一審判決：“雖患有精神疾病，但其並非在病理反應下針對妄想對象進行報復，亦非不加選擇地對他人實施暴力，而是經過反覆權衡，有意識地選擇弱小的小學生為殺害對象……只有依法從嚴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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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週末記者柴會群

二審開庭4個月後，2019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維持一審對黃一川的死刑判決。

黃一川是上海世外小學砍殺案的兇手。2018年6月28日中午，時年29歲的他手持菜刀，在上海世界外國語小學南門口連砍4人，致兩名小學生當場死亡。

與一般惡性殺人案不同，釀成此案的黃一川是個精神病人，經專業機構鑑定，其作案時處於發病期，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案件目前處於最高法院死刑複核階段。南方週末記者查閱相關法律文書，採訪了其家人、律師、會診醫生以及司法精神科鑑定從業人員，試圖還原黃一川的殺人動機及其被判死刑的司法邏輯。

案發次日啟動精神鑑定

砍人之後，黃一川接下來的行為讓一位目擊者感到費解——他扔掉了手中的菜刀，“倚靠小區圍牆站定、掏出香菸並點燃”。

另一位目擊者則注意到，殺人之後的他“在笑”。

出事那天是黃一川從廣州到上海的第二十二天。到上海之後他住在離世外小學十多公里的一家旅館裡，每月租金800元，10個人一間房。2017年，黃一川曾到上海求職，也是住在那裡。旅館老闆說，黃2018年那次住下後自稱是“幫人家老闆卸貨的”。

實際上，黃一川並沒有工作。2012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先後換了二十多家工作單位，待得最久的一家也不到3個月，最短的僅1周。

他對辦案人員說頻繁換工作的原因是，所有的老闆、同事都“欺負”他，主要是“言語上的”，“說我學識低、素質低，罵我垃圾”，有時也“拳打腳踢”。

暫住旅館期間，黃一川給不少人留下了“異常”印象。

“我看他有時候經常一個人坐在那裡抽菸，也不知和其他人交流，看上去有心事的樣子……”旅館老闆對辦案人員說。

另一位舍友的回憶是，那一陣時常聽到他一個人笑：“感覺很怪，看手機在笑，洗澡也在笑。”

對警方來說，更加奇怪的是黃一川的殺人動機。

“我覺得我無辜，我吃虧了，在我工作的幾個單位，別人都欺負我，我要補償回來，要報復回來。”在案發後警方做的第一份筆錄中，黃一川這樣解釋自己砍殺小學生的行為。

事實上，他與所有被害人均素不相識。如果真有人“欺負”他，為何將小學生作為自己“報復”的對象？案卷材料顯示，他一會說，“……小孩子很弱小，沒有抵抗能力，我想到玉石俱焚了”，一會又說，“他們正好出來我就動手了，誰碰上誰倒黴。”

警方感到了黃一川的異常。2018年6月29日，也就是案發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即委託司法鑑定科學研究院對他進行精神鑑定。

在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原主任劉錫偉看來，上海警方在第一時間對黃一川啟動精神鑑定，體現了司法的進步。

劉錫偉說，在以前的司法實踐中，出於種種原因，疑似精神病人未經鑑定即被審判並不鮮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06年邱興華殺人案後，很多專家都認為邱是精神病人，公開呼籲為其做精神鑑定，但最終邱未經鑑定即被判處死刑。

因案情重大，司法鑑定科學研究院除了安排該院5名法醫對黃一川進行鑑定之外，還請了多名資深精神科臨床醫生會診。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王小平是參與會診專家之一，在王小平看來，精神病人肇禍後是否會受到刑事處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辦案人員對精神病相關知識的瞭解程度。

20世紀90年代，他曾經參與鑑定過一起案子，醫院鑑定殺人嫌犯沒有精神病，法院判了死刑，之後報到最高法核准，“法官很厲害，看了案卷後懷疑有（精神）病，打回來讓我們去看，我們一看果然有病。”王小平感覺近年來高層級法院在這方面進步很明顯。

被害妄想

精神鑑定程序啟動之後，黃一川又暴露出更多的反常行為。

鑑定人員將這些反常行為主要歸納為三類：妄想、幻聽和被洞悉感——均為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症狀。

在劉錫偉看來，黃一川所說的被“欺負”，並非真的有人欺負他，而是源於他的妄想——他把妄想的內容當作事實，並在此支配下作出各種反常舉動。

曾做過五十多例司法精神鑑定的劉錫偉認為，在司法精神鑑定實踐中，如果能夠認定精神病人是受妄想支配作案，就可對應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也將因此不負刑事責任。

黃一川的妄想內容之一，是別人都欠他錢。案發之後，警方獲取了黃一川的一個筆記本，上面有黃親筆寫下的數頁“賬單”，所涉及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的老闆：

傅某某（某設計院），2012年欠黃一川15萬元人民幣和365個耳光；

張某某，欠黃一川45萬元人民幣+365個耳光+一條腿……

在每一頁“賬單”上，黃一川都寫下“欠錢不還的人都該死！！！”的字樣，對於其中幾名“債務人”，黃一川還曾發短信辱罵對方，讓其“還錢”。

按照記錄，警方找到了上述當事人，所有人都否認與黃一川存在債務糾紛或其他矛盾。

再問為何要作上述記錄，黃語焉不詳：“萬一我出了什麼事，他們脫不了干係。”

筆記本上還有這樣的話：“張某某（某建築設計院），欠黃一川20萬元人民幣和一顆眼珠子”。辦案人員問及此事時，他答：“眼珠子可以不要，把20萬換成40萬。”

這些怪異行為在王小平看來，是源於黃一川的被迫害妄想：他認為別人“欺負”了他，所以有義務對他作出補償——要麼給錢，要麼用身體器官補償。

黃一川的二審代理律師胡朝暉調查發現，黃從大學時期就有被害妄想表現。那是在大三寒假回家的路上，黃打電話給母親說自己被人追殺，母親信以為真，便委託一個親戚去救黃一川，親戚見到他後，發現並沒有什人“追殺”黃一川。

這位親戚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當年確有此事。

二審開庭時，黃一川曾“回憶”他當年被“追殺”的經歷：“……我買了票之後在那裡坐著，由於我口渴，想去買點水喝，走到外面的時候發現有兩三個人拿著刀朝我衝過來，我就沒命地跑……”

劉錫偉解釋，被害妄想是精神病人肇禍的主要病理性動機之一——比如一個病人妄想有人要害他，他為了避免被害，就可能採取反制措施用以“自衛”，他妄想的內容是不存在的，但採取的反制措施卻是真實的。

不僅“妄想”，黃一川還會“幻聽”。

按他對鑑定人的說法，此前一兩年，他被一種“噪音”所困擾。這種噪音並不固定，有時是碗筷聲，有時是汽車鳴笛聲，“在你高興時，就發出來，就像唱歌似的。接著，還有小孩哭鬧聲、吐痰聲，都衝你來。”

黃一川的敘述中，2018年他在老家過春節時，這種聲音更加強烈且持續，讓他晚上睡不著，他曾問過別人能否聽到這些聲音，別人說聽不到。他便認為這聲音是有人刻意針對他製造的，並且利用了物理上的“共振”原理——只符合他的“頻率”，不符合別的頻率，所以他能聽到，別人聽不到。

至於別人為什麼要針對他製造這種所謂的噪音，黃的解釋是：“第一，嫉妒我；第二，怕我變得更強大。”而且，他認為還有“幕後主謀”，且“職位肯定不低”。

警方曾到黃一川家調查周邊環境，發現並沒有連續較大噪音擾民等情況。

但這種“噪音”，卻讓他飽受折磨。“我覺得都活不下去了，身體被掏空，內臟痛。別人那麼害我，我活不到30歲，我經常想，可以啊，別人讓我死，我不能乖乖地讓別人拿刀砍我，我不可能等死。”他對辦案人員這樣說。

除了被害妄想、幻聽，黃一川的反常行為還包括“被洞悉感”。

他對鑑定人員說，從參加工作開始，自己的事情別人知道，“他們像我肚子裡的蛔蟲，我想什麼都知道。”

浙江精神衛生所原所長徐嗣蓀對黃一川的作案動機作出這樣的分析：因被迫害妄想而不與他人交往，以致5年中常為擺脫險境而突然不辭而別地丟掉工作出走，他還因感到自己的思維被旁人洞悉而出現不安全感和被控制感。隨著妄想發展，又出現了關係妄想，認為周圍人們都在迫害他，使得他苦不堪言，並堅信全中國13億人都想要他死。作案之前，黃一川莫名其妙地認為自己活不了一年了，於是臨死前對幾個小學生先下手，因為他妄想這些孩子也要殺他。

祖母患有精神分裂症

1989年出生於湖南某縣的黃一川，是張豔紅與前夫黃明強的獨子。二人已於2000年協議離婚，此後黃一川主要與母親一起生活，父親負擔他的學費。

從小學習成績一直不錯，黃一川曾被認為是表兄弟姊妹當中最有出息的一個。2012年他從湖南科技大學建築學專業畢業後，曾兩次考研究生，均以失敗告終。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跟父母說自己考上了，還說是公費。他對母親自稱“研究生畢業”之後，還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年收入最少也二三十萬，張豔紅為此“高興得要死”。

黃一川還自稱找了個女朋友，女孩的父親是交通銀行副行長，甚至還說婚期已定在2018年11月，已在上海預訂了婚宴，一共三十多桌。

小姨張豔青看到“女朋友”照片後，發現女孩漂亮得像個明星，本能地不相信，“問他要合影他也拿不出來”。

母親張豔紅還聽黃一川說，他在上海（一說在無錫）買了房子，欠了不少貸款。張豔紅也是將信將疑，她知道以上海的房價，兒子很難買得起房子。

父親黃明強早就懷疑黃一川沒有正式工作。2018年3月，他曾託親戚幫黃一川在東莞找了份工作，是家國企，黃一川開始答應去，反來又變了。“他說有工作、有單位。”

血案發生之後，張豔紅才明白，兒子之前跟自己所說的考上研究生、有女朋友、在上海買房子之類的話，都是不存在的。

2018年1月30日下午，出門半年多的黃一川回家過年，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回家。這次在老家，黃一川除了拿菜刀出門之外，還有一些奇怪表現，比如有一次把客廳一袋垃圾用木棍挑起來往過道上扔，聽到周邊有什麼響聲都會大喊大叫。

有幾次，黃一川甚至動手打張豔紅。她說最早在大二放寒假時，兒子就對自己動過手，但礙於面子，她一直沒跟親戚們說。

2018年3月5日，黃一川離家4天前，張豔紅感到了事態嚴重——她發現兒子曾兩次拿菜刀出門。在發給前夫黃明強的短信中，她警告後者“還不重視很危險”，並建議其跟兒子出門，看看到底什麼情況，“你不想辦法扭轉這局面，（給兒子）找個正式單位，以後討個老婆都成問題。”黃明強沒有回覆。

除了警告，張豔紅還曾向前夫發出這樣一條短信，稱黃一川“看來是遺傳他奶奶的精神病了，還不管，我也不想管了，你看著辦吧”。

當地村委會和殘聯出具的證明，都稱黃一川的奶奶有精神分裂病史。黃明強也證實其母患精神分裂症長達三十多年，發病時到處亂跑，還會打人。

老人已於2014年去世。黃明強說，家人也帶母親去醫院看過多次，但最終沒能治好。這成為他父親和他平生的最大遺憾。

黃明強承認，自己以前懷疑過兒子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但並不是很重視。

從“兩分法”到“三分法”

基於黃一川的家族遺傳史及前述精神症狀，司法鑑定科學研究院5名鑑定人認定黃一川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時處於發病期。不過，鑑定人同時還評定，黃一川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作為會診專家之一，王小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與一般人的理解不同，根據法律規定，精神病人殺人並不意味著一定不負刑事責任，“幻覺、妄想並不必然導致精神病人殺人，實際上大部分精神分裂症病人都不會殺人。”

一審開庭時，鑑定人之一張欽廷出庭作證，他向法庭解釋，對於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全國統一使用“三分法”，即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和無刑事責任能力。

“三分法”源於1997年修訂後的新刑法。而根據“79刑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司法精神鑑定適用的是“兩分法”：要麼有刑事責任能力，要麼無刑事責任能力。

修訂後的刑法多出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這一情形。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

據黃一川的精神鑑定意見書，鑑定人評定黃一川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依據是：其對作案對象具有明顯的選擇，並未選擇對妄想指向對象進行報復，也非不加選擇地報復社會，而是經過反覆選擇，以小學生作為自身“痛苦”的發洩對象，並且作案前兩次去過作案地點“踩點、構思”，作案後對作案行為表示後悔等。

王小平的觀點是，假如黃一川“報復”的人是他的妄想對象而不是兒童，那被認定為“喪失辯認或控制能力”的可能就比較大，並會因此被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從而免於刑罰。

不過，在徐嗣蓀看來，就其瞭解的情況來看，黃一川的妄想對象已經泛化，並不是固定的某個人，他甚至懷疑13億中國都要他死，並認為兒童在成年人引導下也可以害人，並舉出其在武漢乘公交車時曾“受兒童欺負”的例子，表明他也把兒童發展成妄想對象了。

而受害人的辯護律師卻認為，黃一川是反社會人格障礙者，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據財新網報道，一位受害人的母親不認為黃一川有精神病，理由是他之前沒有看過精神科，連心理醫生也沒看過。

從輕處罰？是“可以”，不是“應該”

得知黃一川被鑑定人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後，劉錫偉曾經以為黃一川或可以保住性命。

他的判斷依據是，1997年新刑法之後的司法實踐中，精神病人行兇後，通常只有在被鑑定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情況下才會判死刑立即執行，鑑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後，仍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情況極為罕見。

然而，黃一川一審卻被上海市一中院判處死刑。王小平對此並不感到意外，他認為法院這樣判決可能有“平息（社會）矛盾”的考慮，“案子影響太大了，殺的是兩個無辜的孩子”。據財新網報道，受失子之痛打擊，有的受害人家長患上了抑鬱症。

在王小平看來，法官判黃一川死刑沒有錯，並不違反法律規定。

刑法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

但上述法律條款中用的是“可以”一詞，而不是“應該”。王小平說，具體怎麼判，由法官決定。

一審判決書詳述了不對黃一川予從輕處罰的理由：

“對於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人犯罪,……一般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不能一概而論……黃一川雖患有精神疾病,但其並非在病理反應下針對妄想對象進行報復,亦非不加選擇地對他人實施暴力,而是經過反覆權衡,有意識地選擇弱小的小學生為殺害對象……只有依法從嚴懲處,才能維護公共安全、伸張社會正義,起到懲罰和預防犯罪的作用。”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之後，黃一川上訴，並聘請律師胡朝暉任辯護人。

二審開庭時，控辯雙方展開激辯，胡朝暉強調，黃一川是精神病發作殺人，是受病理性動機驅動，而非因仇視和報復社會殺人。他認為此案是一個悲劇，並申請為黃一川重新做精神鑑定，將此案發回重審或者改判無期徒刑。

公訴機關則用四個“極其”形容黃一川作案的惡性程度：動機極其卑劣，犯罪手段極其殘忍，犯罪後果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並強調，是否對黃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法律規定的是“可以”，而非“應當”，“也要考慮案件的惡性程度、社會危害性等各方面因素”。

黃一川在二審庭審中表示自己受到“欺負”，但否認預謀殺人，甚至說自己不記得當時殺了人。“我當時玩著玩著，頭腦有出汗的感覺，就什麼也沒想，清醒之後感覺被很多人打，我就被扭送到公安局了。”

作最後陳述時，黃一川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殺人，我對於這次發生的事情十分後悔，十分歉意，我想盡最大努力對被害人家屬進行賠償，以彌補我的過失。”

不過，法庭沒有給他機會。

上海市高院終審裁定依然認為,黃一川依法不足以從輕處罰，維持死刑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