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四月底到五月初，我得黃君實先生和香港“石齋之友”邀請，到香港旅行兩週時間。參觀了一些展覽，接觸了一些書法朋友，也在“石齋之友”做了一次演講並與聽眾座談。香港社會的文化氛圍及人情狀態與大陸有很多相似處，也因為長期分離，形成其自身特點。在香港，很多文化運作形態，非久居大陸者可以想象，而在大陸習以為常的情況，香港人也頗覺詫異。
香港的書法團體
此番為我發邀請函的“石齋之友”，從名稱上看，不像一個正式的組織，我在西安辦通行證時就受到詰問：這是個團體嗎？為什麼不叫個什麼協會？香港也有叫什麼協會的很多組織，只要不重名，不發生註冊上的重疊，一切隨便。這個石齋之友其實是香港相當有名的書法團體，它以黃博錚先生的石齋書屋為依託，吸引了香港一批水平甚高的書法家參加，每週都舉辦會員聯誼活動，在香港書法界的地位，頗相似於內地的滄浪書社，兩者之間也舉辦過書法聯展。“石齋之友”成員基本上都是事業有成的中產人士，沒有人是要在這裡依靠書法來解決生計問題。
香港書法家協會主席黃簡先生的書法作品
成員之間，書法造詣有高低，但地位完全平等。會長由眾人公推，條件是必須盡心為大家服務。會員之間每週的聚會，是在談書論藝，濡墨揮毫之後聚餐，費用平均分攤。僅此一點，與內地就大有不同。內地團體聚會，多為公款請客。同人雅集，往往又由大款買單，其間因人情冷暖，利益糾葛，雖細事卻難為持久。那夜聚餐後，我見他們算帳掏錢，一點也不扭捏。市場經濟的契約性質看似有些冰冷，但在現實條件下卻可以長久。
香港書法界也曾經有人提出希望成立一個與中國書法家協會對應的統一的團體，其主要理由是便於與內地書法界聯繫，再則也可以集中展現香港書法家的力量。但此議終於難行，大多數書法家不論從理性還是感情上都不願意接受什麼人的領導或者領導他人。在他們的觀念裡，顏真卿當部長，懷素做和尚，但在書法交流上是平等的。觀念行為之不同，使得書法這一產生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裡的國粹，引起很多思考：既以書法團體的組織方式而論，大一統的團體雖然有很多“便宜行事”的好處，能夠迅速發動有廣大人群參加的鬧熱活動，製造轟動效應，但於文化藝術的發展本質頗多背謬。
中國古代書法經典都是在分散狀態下由不同書家個人的精勤努力發展起來的，即使曾經有書院畫院這樣的皇家組織，但社會輿論和集體意識從來不承認文化人創作行為之間的從屬關係。王羲之最終是一個自動拋棄職位的隱士，杜甫則是一個被朝廷權力排斥的長期失業者，他們的藝術達到高峰之際，實際上也是他們對社會生活的發言權被完全剝奪之際，但是，權力方面固然著意讓他們投閒置散，卻不可能也不曾設想封殺或者減弱他們的藝術影響力。權力者明白，九五之尊固然高貴無比，也還有其不該管、管不著因而乾脆不管的事。其實這不管之管，最終還是給時代留下了始料未及的光彩。
東晉王朝不歡喜王羲之，但王羲之的書法最終輝耀了東晉王朝；李唐王朝對不起杜甫，但若不是杜甫及其“之流”的錦繡詩篇，僅僅是“貞觀之治”也還壓不起這個被譽為最輝煌的時代的稱盤。最原始的藝術傳播方式也是最本質的方式。比較現代，“權力”與“話語”的合謀則可以讓黃種譭棄，瓦釜長鳴。
一個越來越普遍化的現象：我們熟悉的書法界，舉辦展覽規模最大、次數最頻繁、媒體報道最熱烈、印刷品紙張最精良者，遠未必是人們真正喜歡的作品。
書法基本形態的速成，書法傳播方式的簡便，以社會公眾權力為主導的輿論炒作的私用，使得箇中人越來越張揚地利用書法這一媒質肆行著與人生修養技藝磨礪文化提升完全異趣歧途的事情。以書法官僚為核心，書法權貴、書法託，書法打手，以及被這些力量裹挾著的書法人群，交織形成著一個規模不斷擴大、利益不斷增加、爭鬥日益激烈、與書法精神本質相去甚遠的書法社會。比較之下，香港的書法朋友們，在近乎悽清的氣氛裡，倒表現出本能的堅守。他們在賴以謀生的經濟生活中的行為規範，我無從瞭解。但他們從事於書法的行為與心境，卻表現出久違了的傳統意味。
香港書法團體的民間性，與內地也可做比較，“石齋之友”在香港雖然名譽很高，參加卻幾乎沒有門檻。香港社會崇拜財富，人們平生打拼為過好日子，因為機遇、遺傳繼承及努力資質等不同而形成社會差距，但地位差距並不容許人格歧視，倒是歧視他人者會被視為缺乏教養。我在“石齋之友”的座談，參加者除會中朋友外，還有書店的顧客，根本看不來各人的職業地位，大家隨便提問交流。
任何書法愛好者，都可以憑自我感覺選擇參加他們中意的書法團體。展覽則是書法“出道”的標誌，在此之前，參加他們的活動，比如集體臨帖，還會得到老會員的指點。如果水平差距甚大，往往自行告退，真正有心趣於此者，則會下功夫追趕，需要付出的全是心理與學力的“內功”，最終成為團體裡心安理得之一員。送禮行賄之類手段在這裡根本不頂用也用不著。
如果一個人對書法有興趣，有造詣，團體會歡迎你加入，任何高手的加入也不會形成對他人的威脅，因為根本沒有什麼直接利益存在。擔任團體領導的不一定是最高水平者，卻必須是熱心公益者，甚至還是年資較輕者。他可能因為經常主持活動而提高知名度，這也算得社會給予其勞動的隱性報償。至於在社會方面有成就者，若想靠其權力威望到書法界發號施令，則匪夷所思。書法藝術本來是具有其清高品味的，在香港，書法團體中人，也被社會視為文人、藝術家，這當然也是個中人之願望，但團體的活動方式又十分開放，十分平民化。
藝術家如果有了可以支配別人精神行為的權力，那就已經不是藝術家了。藝術行為如果被權力籠罩，也就不是藝術了。這樣講，並非否定社會主流對藝術的作用，政府的文化施為在兼融幷包之下，必然還要提倡“主旋律”，這是任何政府都不會放棄的職守。問題是，主旋律的實現也需要社會成員在平等氛圍裡共同努力。居於主導地位的政府，在對待藝術團體的運作及管理方面，完全可以按照其客觀規律辦事。以書法活動為例，“書法權力”的存在與發展，已經完全背謬文化本質。
香港的書法家們寧肯慘淡經營，也拒絕書法權力，值得內地書壇尊重。
書法的熱鬧與寂寞
我在香港期間，還參觀了一位書法家的展覽，他也是“石齋之友”一員。展覽在中央圖書館舉行，這是香港的一處文化中心，開幕式上來了一位特區政府的高官和諸多名流，又由電視臺的當紅主持人司儀捧場，所以顯得十分熱鬧。這一點，和內地彷彿。全世界的傳媒都有其共同點，就是追逐明星，追逐政要。什麼級別的官員到場，傳媒就必然要有什麼規格的報導。
書法家辦展覽，是把作品從自己的書房拿到社會上給公眾看，當然希望影響越大越好，而官員行為在社會中影響巨大，出席就是宣傳，就是推廣。香港的多數書法家不敢辦這樣規模的展覽，場租，宴會，花錢不說，請客也是頗為麻煩的，香港人常年處於打拼之中，時間寶貴，展覽會的開幕式多安排在晚上下班以後，時間寶貴亦襯托人情珍貴。
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甚大，即在“石齋之友”這個團體裡，也是如此。人們之間很少“怨望”，別人有錢，是因為努力、機遇。算命看風水甚為普遍，人人都想有好運氣，卻並不“仇富”。富人也多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我參觀的那位書家的展覽，辦得紅火熱鬧，但他聲明作品出售後全部捐助給兒童健康事業，實際上還是自己在其他方面賺了錢，用在藝術愛好上，又舉辦活動回饋社會。
所謂百金買名，千金買義。“名”與“義”，實際就是文化，文明。香港社會在追趕新潮方面十分新，在恪守傳統方面又十分舊。書法界人崇拜清高，對名譽、名聲看得很重。如果因為書法而鬧出什麼“賄選”“賄展”之類醜聞，那是難以自立於人群的。 事業有成，不迴避風頭，在漫長的日常生活裡，卻耐得寂寞。比較之下，石齋之友那些朋友聚集在書店的小小茶座裡，切磋書法，況味就頗顯寂寞。我看見他們的一些活動安排，某次專門集體臨習《十七帖》，再次則是《淳化閣帖》，並且邀請來書店的顧客參加，免費提供紙墨。除卻同人自己的學習外，還表現出為社會傳播書法藝術的責任感，與外面的萬丈紅塵相較，真若錢鍾書所云“學問乃二三素心人於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養之事”。我此次接觸的幾位香港書家，若石齋之友會長劉永耀先生，是一位中學化學教師，葉榮枝先生則是一家高檔茶館的老闆，他們的職業與書法性質頗迥，潛心之際，期望的正是筆墨運動裡精神的張揚與和諧。
香港的書法家幾乎沒有完全靠書法而生存的。書法家之優秀者可以得到尊重，但不可能變換成實際利益。這原因主要是香港社會對外洋文化求新，而對中華文化求古的普遍心理所致。這樣的現象肯定也會隨著一些真正優秀書家作品的日益深入人心而改變，但這過程是漫長的。因為不存在書法權力，也就不可能有權力出租，靠書法地位而暴富者則根本找不到。據說饒宗頤先生的書法價格在香港最高，這裡面有複雜的原因，如名人崇拜，視書法為文物等，但決無“書法權力”的因素。
香港書法家比較好的職業前途是辦少年培訓班或者做家庭書法教師。香港人對子女培養甚不惜費，正常學業之外，學鋼琴，學舞蹈，都要另外找老師。迴歸之後，中華傳統文化升溫，學習書法的少年增多，這為一部分書家提供了機會。但這是掙的辛苦錢。我到石齋之友去座談那晚，從書店出來，走過街燈輝煌的夜街，沿路盡是擺攤子算卦的，其鬧熱，遠過於我們剛剛結束的座談會。翻覽香港報刊，頗多關於算命風水方面的報道，相形之下，書法在香港，確實是寂寞之道。
官方對書法活動的贊助
迴歸之前，港英當局在文化設施方面做了一些實事，如修建位於九龍的文化中心，為全民提供文化服務，如將全港跑馬收入用於社會公益等，但對中國傳統文化是隔膜的。近年特區政府在宏揚民族文化方面頗多規劃，其中之一就是加強對藝術社團的扶持和對優秀藝術家的贊助和獎勵。既然有獎勵，也就有相應的爭取，香港書法團體也是以得到政府贊助為榮的。以“石齋之友”為例，他們因為取得了社會聲譽，在舉辦展覽時也就得到政府免費提供場地的贊助。當然，每一次活動的舉辦，政府投入多少，都有嚴格的規定。第一位得到政府獎勵的書法家則是馮一峰先生，他也是“石齋之友”成員，因為在香港政府舉辦的書法、美術展覽中獲得一等獎，在眾多默默努力的書法家中脫穎而出。他得到的獎勵是：由香港官方文化機構提供創作場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創作，然後由官方出資為他舉辦一次展覽，出版一本書法集。馮一峰自年輕時就打拼生活，已經事業有成。他沒有讀過大學，但對書法自有其敏悟，多年精研孫過庭《書譜》，得到香港書法大獎後，他也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在香港，既無專業書法機構，自然也沒有專業書法家。
香港的大學裡有些藝術類專業，經常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但進入大學謀一教職的門檻非常高，除成就卓越的名家外，非博士學位者難入其門。因為書法，因為寫字，因為獲獎而到大學當教師者還無其例。比較之下，內地一些學歷不夠的青年因為書法獲獎而入學府，改變了身份命運，其實是太幸運了。這也可以看出，在內地，因為廣闊的文化、教育市場，為書法活動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間，自然也就形成激烈的競爭。
在香港，你想辦書法展覽嗎？你幹好自己事業多賺錢吧！書法是修養，是名譽，甚至也是尊嚴，惟獨不成為權力，不等同於金錢。這樣狀態下的書法家，固然沒有大陸的風光，但顯出其自然和本色。以“石齋之友”諸同人為例，在沒有什麼利益驅動，甚至還要耽誤其它事情的前提下，他們年復一年的每週聚會，唯一支撐的力量就是對書法的熱愛，以及在這熱愛下形成的朋友感情。這裡，可以看到香港人精神的可貴，他們在競爭激烈的社會里，終年為生活奔波，而存在於心底的那份熱愛，則保持著長久的真誠。我有時候在比較中想起：在我自己生活的環境裡，還能夠聚集起這樣一群不以書法為功利的朋友嗎？內地的書法熱，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讓香港朋友羨慕的，內地的很多青年人，依靠書法展覽和評獎比較容易地就解決了職業問題，甚至成為高收入群體。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樣的熱鬧，沒有這樣的利益，還能夠年復一年地堅持嗎？還可能因為書法收穫長久的友誼嗎？一個悖論出現了：在熱鬧非凡的書法運動裡，我們也面臨著丟失書法精神本質的危險。（李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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