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小飯桌新媒體記者 牛油果

這兩年想要採訪攜程創始人梁建章的記者都學會了個邀約技巧，以和他聊“中國人口增長問題”為契機，他接受採訪的概率就會高一些。其中有個問題又是每家媒體都會問到的：你如何看待自己作為人口專家、攜程創始人的雙重身份？

梁建章對此是有標答的，如，人口問題和創業創新分不開，我從事的旅遊業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人口紅利。

但此類回答極有可能只是為了暫時打消讀者疑慮。真實情況是，多年來，就公眾層面來講，梁建章在人口問題上的興趣和付出已遠遠超過了“攜程梁建章”所做的。

如果你關注最近的創業新聞，可能會刷到一條：攜程梁建章以聯合創始人身份二次創業，新項目是“社區共享育兒”。簡言之，全職媽媽貢獻自己的時間與經驗，以共享經濟形式幫助在職媽媽育兒。極少參與商業活動的梁建章，又一次把時間和精力給了“中國式育兒問題”。

另一邊，攜程5月23日發佈財報，其兩大營收來源之一的交通票務營收與去年同期一致，環比下跌1%。這意味著，自去年四季度整改以來，交通票務營收受到的下跌影響持續至今。

這讓人思考，攜程是否會迎來梁建章的再次歸來？

未曾離開的船長

很多人對梁建章2013年的歸來記憶猶新。那是攜程危機四伏、四處受敵的時代。OTA（Online Travel Agent）面臨PC轉移動端的大遷移，去哪兒通過搜索比價模式迅速搶佔市場，加上百度投資後流量上的加持，對攜程已是不小的威脅。數據顯示，2011年12月去哪兒月度訪問數首次超過攜程。

梁建章回歸後的系列舉措被媒體形容為“打了套組合拳”，核心動作是燒錢搶地盤，大量投資上下游企業，入股同程、投資途牛、收購藝龍等。戰役結束於那場知名的合併之後，被姚亞平（去哪兒投資人）形容為有大佬氣質的莊辰超離開。

這一切商業動作對梁建章似乎顯得輕鬆，他很快適應了燒錢的打法，扭轉了頹勢，哪怕這使攜程遭遇了成立十幾年來的首次虧損，2.24億元。這也給人錯覺，不管環境如何，在攜程需要他的時候，他似乎隨時可以轉危為安。

不在攜程的這段時間，梁建章成了一名人口問題專家，已有幾大光環在身：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北大光華學院經濟學教授、入圍2015年中國十大經濟年度人物。對他研究人口問題的動機不太理解的吃瓜群眾，一般會將他的新身份看成某種形式的公關行為。

梁建章對人口問題的興趣始於2007到2011年，於美求學期間。他那次離開攜程的原因是“沒什麼對手，沒什麼挑戰”（接受秦朔採訪時語）。學習期間，他找到了新挑戰——中國人口問題。

在接受採訪時，梁建章如此分析自己做出這一人生選擇的原因：中國人口問題如此緊迫，讓我在當年決定出來行動。

“覺得我有責任說出來。”梁建章如此說道。研究人口問題，就其根本而言，和攜程關係不大，和做企業更沒什麼直接關係。梁建章所找尋的，是成功實現商業追求後，更高一級的自我追求。後者是件社會價值更大的事。

攜程的成功多被看成是第一次互聯網浪潮時的成功，四年即上市，成功時間短， “攜程夢之隊”解散時間也很快，2001年季琦和沈南鵬在攜程上發現快捷酒店的創業機會後便離開，之後季琦深耕酒店業，創造了個人三次去納斯達克上市的“奇蹟”，沈南鵬更成為金牌捕手，在金融投資領域馳騁。

不難理解幾位創始人相繼離開的原因：內心慾望強，能量密度大。好像當年創辦攜程併成功上市，不是件讓他們足夠滿足的事。

而和他們不一樣的是，同樣開啟了新篇章的梁建章還身兼攜程大家長一職，在需要的時候，得投入戰場。

攜程第二次“召喚”他是2017年，而就在前一年，他已宣佈離開CEO職位，處於半隱退狀態。

這又是個新境況，對手全然變了。當年一起“衝浪”的阿里開始重視旅遊業務，以飛機票為切口在票務市場撕開第一道口子。2017年7月馬雲提出“全球遊”， 飛豬近期的換帥也牽動行業的心，阿里準備以多大力度來爭這塊地？同時，美團點評的“無邊界”戰略思想衍生出低價酒店業務，新的競爭局面形成：攜程系，阿里飛豬，美團酒旅。實則BAT戰爭一種。

攜程面臨的信任危機也前所未有。“機票捆綁門”是最受詬病的一種，有自稱攜程前員工的網友在相關文章後留言，“都是考核機制衍生出來的怪相。”此種行為背後，明顯體現公司對營收的無比看重。梁建章之後接受採訪稱，那（機票搭售事件）是個錯誤，以用戶為中心的準則出現了偏差。現在要把它糾正過來。

這不禁讓人猜測，偏離航向，是否因船長失位？

接踵而至的是攜程第二次危機，它與本心無關，後果卻更嚴重。攜程自辦親子園，本為員工福利，弄巧成拙，第三方機構出現“虐童行為”，觸了道德輿論底線。而在應對危機時，攜程官方人員更是出現火上澆油行為，危機愈演愈烈。

梁建章稱自己“自責和痛心”。自辦親子園，稱得上是他在人口學研究領域的社會實踐。

他在積極呼籲什麼？

這次失敗似乎也體現了，人口問題的解決是困難重重的。但許多人的關注焦點也回到“人口學家梁建章”身上來：他認為“有責任說出來”的，到底是哪些問題？

答案是，通過數據研究和對比世界，梁建章認為中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為“世界最低水平”，“即使全面放開，甚至鼓勵生育都難走出困境”，最後中國就會成為和日本一樣老齡化嚴重的社會，年輕人負擔重，創新缺乏活力，在國際競爭中失掉優勢。

如此重大的事，為何是做企業轉行的梁建章來做，而不是其他人？答案是，梁發現這一問題時，沒有太多人關注此事，包括當時的一些經濟學家。而他認為自己作為攜程創始人，在傳播這件事上是有影響力的。

梁建章選擇去做的自信是，沒人關注不代表事情不重要，而是“真相被矇蔽了”。

說出此話的梁建章，正如一個一意孤行、自信非凡的企業家梁建章，決定做從零到一的事。

之後他和一些知名經濟學家保持互動，於2012年4月與北大人口學教授李建新一同發表著作《中國人太多了嗎？》，號稱中國大陸第一本正面批評計劃生育的學術著作。自此，梁建章獲得媒體給他的新身份：“人口禁區”的叩門者。2012年，他同茅於軾、許小年等三十多位主流經濟學家、人口學家一同發起建議，呼籲儘快停止計劃生育政策。2013年11月,單獨二胎政策放開，2015年10月，全面二胎政策放開。

同時，你也會看到一個奇怪現象，明明是旅遊行業、商業媒體專訪攜程創始人，雙方談話內容卻多是中國人口問題。媒體需要行業大佬梁建章，但他卻只想告訴你，中國人可以多生孩子。

放開限制後，年輕人就會多生小孩嗎？答案未知。梁建章微博最近關注的都是年輕人如何育兒的問題，簡言之，社會變成什麼樣，有哪些支持措施，他們才考慮要二胎？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梁建章稱，“中國生小孩的痛苦指數是全世界最高的。”他的關注點也由自上而下的政策角度變為深入實踐的民間角度。

可以猜測，攜程親子園即是在這樣的思想下創辦的育兒機構。親子園出現的問題，正是社會機構參與育兒時面臨的專業度不足的問題。

如果中國人口問題嚴峻，短時又無良策，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社區共享育兒”項目可理解為他的一次新實踐。梁建章的商業思考是，政府公開設置的託兒所、幼兒園數量少，管制問題多，不能全滿足社會需求，就有共享經濟存在的可能。CEO在媒體會上稱自己是連續創業者，想創辦家上市公司，梁建章告訴她不要著急，“有巨大社會意義的事一定有巨大商業價值。”

眾多評論人士已注意到，作為人口專家的梁建章發過1971條微博，而談攜程的梁，卻只有53條。雖在多種場合說過“攜程是我的主業”，能感覺到的是，在人口問題的研究推廣上，梁建章顯然更為興奮。

限制生育依然存在，鼓勵生育還未到來，面對許多人“中國人永遠太多”的固有觀念，亟待解決的育兒配套設施，已研究人口問題十多年的學者梁建章任重道遠。

但今天的攜程，似乎又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他。

2018年財報一出，分析文章已來：攜程整改收效如何？未來營收模式如何調整？儘管已使出多種招式對抗競爭，重視海外戰略，接連“買買買”，但細分領域凸起，巨頭大力佈局，競爭似乎才剛開始。梁建章給攜程的定位一直是“只和巨頭競爭”，攜程如何保住優勢？

幾年前，梁建章曾說過一段話，總結自己乾的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大意是，很多人一輩子只幹了一件事，因為時間不夠。我比較幸運，做了這兩件事。這其實已透露“人口問題”和做企業相關性不大，是梁建章的第二番事業。他投入了極大的熱忱與興趣，並認為自己有“責任”做下去。

兩者之間，梁建章是否終會做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