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的時候，以大開大闔的氣魄，雄健恣肆的筆力，立主腦，理線索，“據正史，採小說”，刻意經營，從容佈局，完成了這部劃時代的鉅著，表現出極高的才能。
但是，在塑造魏延形象時，羅貫中卻陷入了難於解決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他必須真實地再現歷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隱其過失；另一方面，作為諸葛亮的熱烈崇拜者，他又實在不願意表現諸葛亮在處理魏延問題時的失誤。通觀全書，我們時時可以感覺到羅貫中左右為難的心理。
在《演義》中，對魏延的描寫大部分符合史實，而且比史書記載更豐富，更具體，更生動。書中有關魏延的許多情節，或者是歷史上的魏延實有的，或者是魏延在當時的條件下可能有的，作者一一寫來，把魏延的形象塑造得比較豐滿。如像書中對魏延加入劉備集團的經過的描寫，就是史書上所沒有的；羅貫中通過魏延襄陽斥蔡張、長沙救黃忠這兩個虛構的情節，較好地表現了魏延愛憎分明、敢作敢當的性格。又如書中敘述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時，有這樣一段描寫：
（曹）操令來日進兵，出斜谷界口，再復中原。忽當道一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惡言大罵。操令龐德戰之。……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操帶傷，又折卻門牙兩個……（卷十五，《曹孟德忌殺楊修》）
魏延嚴詞拒絕曹操的誘降，表現了他對劉備集團的忠誠；一箭射傷曹操，這個功勞更是非同小可，劉備集團還沒有其他人直接殺傷過曹操呢！其實，這段繪聲繪色的描寫也不見於史書，但它卻有助於表現魏延的英勇善戰。
再如，當諸葛亮病危時，司馬懿命夏侯霸去探虛實，諸葛亮命魏延退敵，書中寫道：
魏延遂上馬，引兵出寨時，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奮趕二十餘里方回。（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
這說明，即使在這樣危急的時刻，魏延壓根也沒有想到背叛蜀漢，投降曹魏。
類似的情節還可以舉出一些。這些描寫，充分表現了羅貫中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
可是，且慢！這樣寫下去，讀者豈不是會覺得魏延最後被殺太可惜了嗎？豈不是會認為諸葛亮對魏延的態度不夠妥當嗎？羅貫中對諸葛亮實在太熱愛了，他一心要把諸葛亮塑造為十全十美的完人，決不願意讓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損害。於是乎，他煞費苦心地虛構了許多情節，以便說明諸葛亮對魏延的態度不僅完全正確，而且具有先見之明。然而，這些情節往往不合情理，非但不能給諸葛亮增添光彩，反而有損於他的形象。試看：
當魏延救了黃忠，獻出長沙以後，“玄德敬之”，諸葛亮卻“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卷十一，《黃忠魏延獻長沙》）。劉備急忙勸阻道：“誅降殺順，大不義也。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何故殺之？”諸葛亮便說出了他的理由：
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卷十一，《孫仲謀合淝大戰》）
諸葛亮這段話影響很大，其實卻是似是而非之談。在那個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時代，兵微將寡，又沒有地盤的劉備，要想成就帝王之業，必須延攬天下英雄，包括歡迎從對手營壘投順過來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傑斥為“不忠不義”，豈不是閉塞賢路，自陷孤立？按照諸葛亮的這個邏輯，法正食劉璋之祿，居益州之地，卻背棄劉璋，千方百計地幫助劉備奪取益州，其“不忠不義”之“罪”比魏延大得多，豈不更該殺頭？但法正卻被劉備倚為謀主，後又任尚書令，地位僅次於諸葛亮，這該如何解釋？此外，老將嚴顏不僅自己投降了張飛，還招降沿途關隘四十五處，比魏延獻一個長沙厲害得多；張翼在雒城綁縛劉璝，迎降劉備，比魏延殺韓玄做得更絕；益州將領歸降劉備者還有不少。請問，他們該不該全部斬首？諸葛亮對這些人一概歡迎，為什麼對魏延卻要特別苛刻呢？至於所謂“反骨”云云，更是荒誕不經之言。通觀《演義》，諸葛亮並無相面之術，為何一見魏延便可斷其忠奸？而且關羽引魏延來見劉備時，並未免冑，諸葛亮怎麼能從他那戴著鐵盔的頭上一眼就看出“腦後有反骨”？離開了細節的真實，這句話自然也就站不住腳了。
儘管魏延並無二心，諸葛亮卻一直想除掉他。當諸葛亮在上方谷埋下地雷，佈下乾柴時，命魏延將司馬懿父子誘入谷中，又叫馬岱壘斷谷口，企圖將他們全部燒死。由於天降大雨，司馬懿父子得以逃出，魏延也幸而不死。這時，諸葛亮卻翻臉不認賬，反而責怪馬岱把魏延堵在谷中，要將馬岱斬首（卷二十一，《孔明火燒木柵寨》）。這些情節，把諸葛亮寫成了心術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敗筆。
最後，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情沉重時，祈禱北斗以求延年益壽。這本來就是徒勞無益的事，羅貫中卻把它寫得煞有介事，使不忍心看到諸葛亮去世的讀者產生幾分希望。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哪知魏延卻入帳報告軍情，因“腳步走急，將主燈撲滅。”（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這樣一來，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過，不要說“姜維大怒……欲斬魏延”，就連熱愛諸葛亮的某些幼稚的讀者也不禁會將滿腔憤怒傾瀉到魏延頭上，認為魏延確實該死。羅貫中寫到這裡，可能自認為是得意之筆；然而，今天的許多讀者卻反而會替魏延抱屈。
由此看來，在描寫諸葛亮與魏延的關係時，羅貫中搖擺於兩條原則之間：一條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另一條則是“為賢者諱”的儒家行事原則。遵循前者，他的筆通常是婉曲自然，遊刃有餘的；而囿於後者，他的筆有時又運轉不靈，力不從心，苦心虛構的某些情節並不具備浪漫主義想像的美感，反倒是違背現實主義的敗筆。從這裡，我們看到了羅貫中創作思想中的矛盾。
總之，我認為，羅貫中在塑造魏延形象時，其創作意圖是遊移不定的，傾向性也是不夠鮮明的。他似乎是在按照兩條平行線來描寫人物的：一條是用大量情節表現魏延的智勇功勳，另一條則企圖證明魏延確實背叛了蜀漢和這背叛的必然性。羅貫中無法使二者水乳交融，因此，他筆下的魏延形象，儘管在某些方面是豐滿的，但其性格卻顯得不夠統一。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對諸葛亮形象的某種絕對化。
誠然，羅貫中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從總體上看是相當成功的，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在處理魏延形象時，羅貫中對諸葛亮的失誤也是處處迴護，苦心文飾，這樣就使他在某些地方離開了清醒的現實主義，不能像塑造曹操、關羽、張飛等形象時那樣，在忠於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取得較大的創作自由，多側面、多層次地表現人物的性格。其結果，欲益反損，產生了一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從這一創作上的成敗得失中，我們不是可以領悟到某些藝術的辯證法嗎？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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